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另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 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己经普遍出现饥饿：到5月己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为零。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虽然在1959年4月就基本被克服了，但是“左”倾路线却贻害于历史。
在我们把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三个方面的史实大致弄清之后，再回到本章开头的话题上来。那些“七分人祸”论者们之中的心怀鬼胎的人们，其用心可用汉语中一句话“醉翁之意不在酒”来说明。这些人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浮夸风、共产风混同起来；大跃进就是搞浮夸，搞浮夸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搞共产，“共产风”就是人民公社。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人祸”。就是这样的“人祸”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他们大肆渲染三年经济困难，甚至莫须有地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本书有专题论及此事，这里从略）？！他们之所以这样搅和，旨在曲解社会主义，丑化毛泽东，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反毛必反共，反共必反社会主义”。一切反对毛泽东的人，必然反共、反社会主义。他们不过是一帮资本主义狂！
马列主义从不讳疾忌医，从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确实犯有“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确实损伤了人民的利益，在毛泽东领导下，这些错误虽然很快地被克服了，但毕究成为贻害，毕究构成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之一。“七分人祸”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泼给共产党、毛泽东的污水，而不是真理。共产党人清醒地知道。当三年自然灾害袭来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义集团“乘人之危”，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迫，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列主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而跟上他的指挥捧转。掩盖或否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否认反修、防修的国际背境，来谈三年经济困难，将会堕落成为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中国共产党人是有骨气的：顶住了苏修的压迫，扛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同自然灾害的那场斗争，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
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因而中国人民也是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的。在同严重的经济困难作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没有怨气，从不泄气，有的是咬紧牙关，勒紧腰带，忍饥耐寒，熬过那一段艰难历程。毛泽东带头节衣缩食，低标准，瓜菜代，每月26斤粮，三年没有吃过一口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大家都记得毛泽东的一句话：“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这句话对全国人民鼓舞很大，大家都说，毛泽东还吃红薯，我们吃点瓜菜算得了什么。那个时候毛泽东带头，中共中央整个领导层都实行了毛泽东的供给标准。有这样的领袖，带领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华民族，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中国人民的血气、骨气、志气和勇气，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十、“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人民公社，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彩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它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xgc2000．下称“李文”）
│ │年末总数人口 │ 出生率 │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
│年份 │ （万人） │ （％） │ （‰） │ （‰） │
│1957 │ 64，653 │ 34·03 │ 10·80 │ 23·23 │
│1958 │ 65，994 │ 29·22 │ 11·98 │ 17·24 │
│1959 │ 67，207 │ 24·78 │ 14·59 │ 10·19 │
│1960 │ 66，207 │ 20·86 │ 25·43 │ —4·57 │
│1961 │ 65，859 │ 18·02 │ 14·24 │ 3·78 │
│1962 │ 67，295 │ 37·01 │ 10·02 │ 26·99 │
│1963 │ 66，172 │ 43·37 │ 10·04 │ 33·33 │
│1964 │ 70，499 │ 39·14 │ 11·50 │ 27·64 │
│1965 │ 72，538 │ 37·88 │ 9．50 │ 28·38 │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黑体系引者加，下同）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41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书中又说：‘1957年和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李文”）
“科尔估算的196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万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黑体是引者所加。下同）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万（1697万）；科尔：2700万（2680万）：李成瑞：2200（2158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3·8‰。这个差额，在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1％。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与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减少了5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3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