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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愿意研究所谓的通灵人的说法的科学家，我无意同他们过不去。的确，这些人甘愿冒毁誉的危险，不怕讥笑，大胆进行研究，对于科学的长期进步恐怕还是好事。问题似乎在于，这些科学家没有认识到，为了使他们的研究植根于一种科学的根基之上，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作为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标准化研究程序、仪器设备、变量、控制办法、概念、数据分析等等，都必须一切从头拟定和设计。经过试验、调整来确保其可靠性。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恐怕还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在打好这样的基础之前，企图动摇现有科学体制的科学家就不应责怪他们的意见被人不屑一顾。因为，要求他们的科学界同行在当今科学文献浩若烟海的情况下花时间去认真对待他们报告的奇迹，就是要求科学界丢弃使科学成为今天有力的智力工具的那种一贯的努力。
作者简介
雷·海曼，美国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他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于1953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实验心理学，但当过魔术师，曾靠表演心读法和催眠术赚钱读完中学和大学。因此，他经常充当顾问，协助通讯和杂志社对所谓的通灵人（其中就有尤里·盖勒）进行研究。他得到过各种荣誉，曾被授予富尔布莱特奖学金。
（王鸣阳 译 张龙 校）
九、论双重标准
巴厘·辛格
1962年，J·V·麦康内尔和他的同事宣称，虫子吃了被碾死的同类以后会因此获得死虫的记忆。麦康内尔试验的具体做法是，每发出一次光线就紧接着对涡虫进行电击。这样反复进行多次后，虫子就会在一旦感到有光线照射时立刻蜷缩起来防御电击。继之，把这些虫子碾死喂食别的涡虫（涡虫是一种有同类相食习性的虫子）。后者在吃了同类以后一天内便显示出有了蜷缩身躯的习惯，虽然它们自己未经训练。
这些戏剧性的结果使科学界，特别是研究脑功能以及记忆的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它似乎表明记忆是作为一种化学型而非结构型的代码储存在脑子里。但是，对特定的化学变化竟能产生特定的记忆这一点，许多科学家都表示怀疑。相比之下，人们自然更倾向于认为，几十亿脑细胞中少数神经细胞的结构变化或者细胞间各种联系的变化才是特定的记忆或知识代码的依据。即使记忆是化学代码，认为特定的记忆能够通过一个生物体吃掉另一个生物体而彼此转移的想法看来也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些结果如果是真的，它们的意义就会是非常重大的。科学家曾经设想用吞服一种药丸的方法来达到大学教育的水平。于是很快又传开了这样的笑话：把年长的教授剁成肉酱让年轻的吃下去。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开始重复和扩大前面说过的涡虫实验。
涡虫同类相食这件事是很引人入胜的，它能说明科学标准的问题。下面还要简略地谈到另一则调查的案例，请读者们注意虫子同类相食同心灵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似处。
麦康内尔的惊人突破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别的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在重复这项实验时遇到了困难。首先，他们做不到让虫子学会些什么；就是学会了，也做不到通过同类相食转移学到的东西。当时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研究生，学校的研究工作人员向麦康内尔的合作者A·雅各布森请求协助，但也没有用。伯克利小组还是无法重复这项实验。最后七个不同实验室（包括伯克利在内）的23名科学家于1966年联名写信给有威望的《科学》杂志，声明他们无法重复 实现麦康内尔的实验结果。信内写道：“一个确定的结果应当具有能被证明的可重复性和普遍性。遗憾的是，与普遍性和可重复性有关的论据看来都是否定的。”这一段外交辞令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相信这个结果。”
麦康内尔和他的同伴则继续坚称他们的实验结果属实，而且可以重复。麦康内尔在几年以后发表的一篇带有讽刺性的评论中指出“虽然有好几千名中学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能做到训练涡虫及重复转移的实验，但为数不少的老资格研究人员却不仅不入其门，还老在那里大声抱怨。”
196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次邀请A·雅各布森来校给心理系教师和研究生做关于涡虫的记忆转移和他本人在这方面的工作的学术报告（我也是听众之一）。在谈话中，雅各布森对实验程序的某些重要部分好象没有把握。雅各布森说，他没有把有某种特定记忆的虫子全部喂给没有这种记忆的虫子吃，而是用前者配制成一种RNA（核糖核酸）化学制品给后者注射。他说就是这种注射液产生了记忆转移。当被问到注射剂量是多少时，雅各布森答说是虫子平均体重的两倍。有人提出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雅各布森好像有些迷惘，不知所措了。当被问到为什么别的研究工作者很难重复实验时，雅各布森答道：“因为他们对虫子没有同情心。你们对虫子必须抱有同情心才行。”换句话说，虫子和持怀疑态度的实验人员之间的关系没有摆对。
这个说法使听众不太满意。如果一项结果是正确的，真实的，它应当可以由别的实验室里的别的研究者重复实现。对于任何只能在某些时候、某些研究者取得的实验结果，科学家是深表怀疑的。这种现象很可能是一种侥幸的成功，偶然的结果，或者是研究人员的方法错误。而涡虫记忆转移的实验，甚至在另一间实验室里由原来的实验人员精心指导，也没有成功。至于雅各布森把重复实验的失败归咎于研究人员没有做到与虫子感情交融，则更是一种奇谈怪论。化学的记忆转移即使在观察者没有做到同虫子感情交融时也应该发生。如果说，是对虫子采取的实际措施发生了作用的话，那么这些能够取得确定效果的实验措施是应当可以观察得到和加以详细说明的。不然的话，“对虫子没有抱同情心”这句话便是纯粹的遁词了。
目前，涡虫研究仍然是桩悬案。又有人建议用其他物种做实验，认为这样会得到更明确的结果；因此化学记忆转移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用其他物种进行的研究，已经加快了速度。
超感官知觉（ESP）同“涡虫记忆转移”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ESP的历史以及科学家对它的态度同“涡虫研究”的情况非常相似。官方科学家把超感官知觉选出来进行讨论并不是出于什么偏见。无论是涡虫体内的化学记忆转移，还是超感官知觉，除非这些现象能够重复，不然就没有办法阐明它们的性质，也没有理由推论它们的真实性。因此，超感官知觉不是科学的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然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家对超感官知觉抱有偏见。有人主张，超感官知觉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控制，不可重复的实验室现象。相反，他们断言，灵学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实际上，就是拿通常的科学标准来衡量，超感官知觉现象也已经被确认，而传统的科学家甚至不屑阅读确立这一事实的研究材料。虽然不见得所有的灵学家都会下这样的断言，但是象C·塔特这样多年来处于领导地位的灵学家却一再猛烈抨击这种科学的双重标准。塔特声称，证实灵魂现象的无懈可击的科学研究工作数以百计。他断言，灵学家“多年来在三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证实超感官知觉的文章，资料可说是极为丰富的。目前，总的情况是，若干基本的灵魂现象的存在已经确立，不容有任何怀疑。”他说，官方科学界的怀疑态度“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科学团体对质量差的实验和不充分的论据的合理否决，它只是一种偏见。灵学研究到底说些什么，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茫然无知，而且还采取了不屑一顾的偏执立场。”
看来答复这个问题恰当和公允的办法是对塔特本人的灵学研究进行一番评价。1976年塔特发表了一项引人入胜的实验报告，说他科学地证明了灵魂出窍的现象。塔特实验室邀请了一个自称经常有灵魂出窍的体验的女人。这位Z小姐在入睡后有时会感到自己的“灵魂”从躯体中漂浮出去，而且看到自己躺着的躯壳。为此，塔特设计了一种试验方法来测定这种体验是真的还是梦境。Z小姐在塔特的实验室里睡了四个晚上，“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正好在一扇观察窗的下面，我可以随时从那里监视她是不是起来搞什么鬼。晚上，在她头部固定好脑电波测试电极，由于联接得很巧妙精细，她是不可能离开床的。另外，在她床上空离地面7英尺高处放一块搁板，我随便选了一个五位数写在一张纸上，再把它平贴在搁板上——只有升浮到天花板近处的人才能清楚地读到这个五位数。”Z小姐如果真能离开她的躯体，她应当设法漂浮到搁板的附近，以便读这个数字，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告诉塔特。
Z小姐说，头三个晚上有过几次灵魂离体的体验，但是看来她没有漂游到离搁板足够近的地方，所以没有读到数字。最后一夜（第四夜）过去了，她一大早醒来即报告了又一次灵魂出窍的体验，并且准确地说出了这个五位数字。塔特考虑她是否会事先藏起几面镜子搞欺骗。随后又认为这个假定太荒唐。我想，这一次研究主要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接受象灵魂出窍这样确实奇异的现象作为课题，在实验室里研究它，让它在实验室里发生。而且你还可以把它当作证据证明灵魂出窍的体验是真实的，就是说，你确实能够从你的肉体以外的某个地方（超感官地）感觉事物。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是十分荒谬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只做了一次实验，只有一个实验对象，只得到一次正面的观察结果，就公开宣布已经证实。正规的做法是，一个科学家在把这种极富戏剧性和本质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付诸报刊之前，应当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检验他的观察结果。还有，哪怕是在科学知识方面最天真的读者也能想见，这次实验还缺少一些最基本的检查手段。首先，这个女人应当处于不间断的观察之下——仅仅一扇观察窗不足以构成充分的控制因素。其次，应有一架红外摄象机，记录下她的每一个动作。第三，她应当睡在一个闭锁的玻璃或金属笼里。任何一个曾经在头皮上固定过脑电图电极的人都知道，电极的联接并不是那么“精密，灵巧”的，它们允许实验对象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这些电极联接导线有多长，有什么特性，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无法估计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看来完全可以想象到，Z小姐曾经迅速地从床上站起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偷看了搁板上的字条。
我发现，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实验至此顿告中断，因为“Z小姐离开了我的实验室所在的这个地区到别处去了”。如果灵魂出窍是真的，它必然是本世纪的一个重大科学发现。要是我真正相信我找到了一个象Z小姐那样的实验对象，能够帮助我证实灵魂出窍的话，我会跟随她到天涯海角，我会倾家荡产来支付她继续同我合作的酬金。
看来，说这项研究不科学是公允的。它是一帧科学讽刺画，我认为塔特还会举出成百幅确证灵魂现象的漫画来。我不是说，所有或者大部分的灵学研究都有这样严重的缺陷。其中不少在方法上还是合理的。实际上，有一些最好的研究正是C·塔特做的。然而我仍不能同意塔特和另一些人的主张：关于超感官知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明确而有结论意义的结果。依我看，那些方法正确的研究一般并没有得出确定性的结果。而那些声称取得戏剧性以及表面上有说服力的结果的研究则往往同上述实验一样，在方法上是荒谬可笑的。我不能同意说，我和我的同事们做出的判断代表了一种双重的标准。我也不能同意说，我由于缺乏对于灵学著作的透彻的理解，就代表了“无知和偏见。”相反，我颇引以自诩的正是偶然也阅读一些似乎有前途的灵学著作，而这种前途到头来十有八九是一场梦幻。报道如上所说那种研究的有关作品，是不值得花费时间去大量阅读的。
当我获知某些可靠的实验程序，使我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对灵魂现象（如同对任何一般的科学现象那样）进行观察，当我读到的灵学著作中令人信服的结果经得起严格的科学标准的检验时，我会开始相信有灵魂存在的。这些态度代表了平常的科学标准，不是“双重”标准。某些灵魂研究者在我们仅仅应用惯例的科学标准时就指责科学家的个人品质，要求我们接受实际上不能重复发生的现象，还批评科学界对于大量的据云“真实”的灵学研究茫然无知。然而这种研究却有很大部分实属荒谬可笑。我深信，正是这些灵魂研究者们本身才理应受到使用了双重标准的谴责。
（长弓 译 蔡伟蓉 校）
十、微妙的差别
艾萨克·阿西莫夫
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们怎样去区分生和死？如果我们对比的是活人和石头，问题就不存在了。
人体由某些与蛋白质，核酸等生命物质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组成，而岩石则并非如此。另外，人体还表现出一系列的化学变化，构成“新陈代谢”。通过这些变化，食物和氧转化成能量、细胞组织和排泄物。结果，人类把简单物质转化成复杂物质，不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