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总理将纪念馆的领导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纪念馆里陈列的只有毛主席、朱老总、任弼时、陈云和我。这只是中央领导人的一部分人，还有许多当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还有许多老帅都没有。纪念馆是历史的记载，要符合客观历史。今天上午，我看见枣园里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为什么不挂个牌子？现在是现在，不能连历史都不要了嘛！”
在场的人好像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总理讲的话？他们犹豫地问：“可是这些人是被打倒的……”
总理异常严肃，“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总理到延安后，就打听当年的邻居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想看看他们。后来，总理听说一个邻居住的不远，就叫当地的人带他去看看。走进这位老邻居的窑洞，总理沉默了，老百姓的日子苦啊！眼前的贫穷情景，总理一眼就看了出来。虽然老乡一再说，他们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可是总理没法松开他的眉结。
总理离开老乡窑洞时，一定要请老乡到他住的地方吃饭。主食是小米饭，黄橙橙、香喷喷的小米饭端上桌，总理眼眶却红了，他吃不下饭。默默注视着老乡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咀嚼香甜的小米饭。
一颗泪珠从总理消瘦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滴在饭桌上，总理连忙擦去，埋头吃饭。这颗泪珠没能瞒过老乡，老乡看见总理落泪了，心里发慌，悔不该大口吃饭，让总理知道他们的生活贫困吃不上细粮。老乡惶恐不安起来，不敢再添饭了。总理却坚持要为他添饭，让他再多吃一点。老乡几乎是含着泪吃完了总理为他添的这碗饭！
吃完饭后，总理又用开水涮了涮饭碗，然后全部喝下去。
当晚，周恩来在自己的房间和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谈话，从晚上10点一直谈到12点，还不见人出来。警卫们在门外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人走出房间。大家进房间，想安顿总理睡下。我也悄悄跟了进去，一进门，不由地停下脚步……总理阴着脸，眼神发直，情绪低沉，好像非常难过，呆呆地坐在沙发里一动也不动。我竟然给总理拍了一张他沉思的照片，快门咔嚓声，竟然没有惊动他……
共和国的总理用什么报答养育过他们的延安父老乡亲？热情？讲话？指示？不，周恩来知道，延安需要中央给政策，给优惠政策！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还处在无序的混乱之中，中心工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这使得总理心事重重，非常不安。他只能给延安的领导立军令状，压担子。鼓励他们放开手苦干，带领群众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
总理究竟在沙发里坐了多久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总理带微笑，也带心事，离开了延安，陪外宾返回西安。
总理到西安以后，外宾先离开回了北京。但是没有接待外宾任务的周恩来还是显得心事重重的，他将送他到西安的延安地委书记叫到跟前，反复叮咛，反复交待，让他一定将延安生产搞上去，将群众的生活搞好，中央一定给政策，你们也一定下大力气。直到地委书记回延安后，他又打电话询问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延安的状况的确让总理寝食不安。
在西安时，我碰到服务员请求和总理合影的事，我不知道总理已经患病，虽然感到警卫局的领导对总理的呵护有点不同寻常，也似乎比以前严格，但我还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严重的病情。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去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一般这样的要求，他都会答应的。可是这次我刚一说，他马上沉下了脸，感到很为难，许久才说，总理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还是以后再说吧。我将情况告诉那些热切希望和总理合影的服务员们，她们当即就噘起了嘴。她们不甘心直接找杨德中，最后想了一个好办法，在总理出门吃饭时，大家先在门口站好，等总理一出来就合影，不让总理久站，也不专门占用他的时间。那天中午，大家都静声屏气地站立在外头，我拿个相机也“严阵以待”。总理刚出来，一见那么多人，刚想问有什么事？杨德中便告诉他大家想和他合影。总理马上高兴地走到他的位置上，我立即咔嚓咔嚓拍了两张，仅用了两分钟，便了却了大家的心愿。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又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20品拓本。他边翻阅边说买一套带回去，问明每套的价钱后，他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不够时，他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领导带钱没有。
这时，洛阳市一位负责同志提出送一套给周恩来，周恩来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秘书看到他买书心切，便试探着问：“是不是先带一套，以后把钱汇来。”周恩来说：“不行。”就这样，他临走也没带走这套拓本。
我记得在机场有一个现象让我奇怪，以前总理来来回回的，叶剑英一般去机场迎接后，就和总理一同走了。可是这几次叶剑英接完总理，就将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叫到跟前，和他说些悄悄话，我感到挺有趣的，就拍了他们说悄悄话的镜头。以后我才知道，叶剑英关心总理外出时的身体情况，在向卫士长打听总理的病情。
《共和国红镜头》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4）
第四节 江青整倒周恩来的计划成泡影
1973年10月底，复发尿血。沉重的精神压力不期而至。化疗中断，癌细胞再度抬头……
按照常规，癌症病人手术后应该住院进行化疗，巩固治疗。可是医生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病人，一个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他不仅要处理大量国内各行各业的重大事情，还要处理外交事务。特别向他这样高层领导人，生病的情况还不能让外头知道，只要是外国首脑来中国，周恩来必须出面接见或者亲自陪同。从1973年3月第一次手术，仅半年时间，他陪同外宾走访了大寨、延安、西安、洛阳等地。所以医生们对总理只好破例，一切按特别情况处理，化疗也只好见缝插针进行了。
难道命运注定要让重病的周恩来备受磨难吗？难道周恩来的人生就是备受考验的人生吗？化疗才进行了两次，周恩来又一次面临精神的重创。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不久，中央叫他写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整整半个月，周恩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趴在桌子上，写了撕，撕了又写，熬红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为老是低着头，他的眼肿了，接着脸肿了，腿肿了，后来连全身都肿了起来。但他全然不顾，还是不断写，不断撕。
邓大姐也不知道总理在房间里干什么，又不能进去说服他注意休息，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一点内情，可这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多嘴。可是看见总理这样不顾惜身体，没日没夜地写东西，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知道总理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心里更加的痛惜！
要说最着急的是医生们，总理从把自己关起来写材料起，就拒绝进行化疗。周恩来不见客，不开会，不刮胡子，一脸苦戚，一腔愤慨，长书万言。为保护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奋笔疾书，也为保护安定团结的大局而不惜委屈着自己。
委屈自己，痛苦自己，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人有健康的心脏，却包裹在狭小的胸膛里，有强壮的身体却没有硬朗的脊梁。然而，周恩来有病的心脏却在顽强不屈地跳动，虚弱的身躯坦然地承受起屈辱！
人只有在深哀和极乐时，才能显露你所有的真实，或是崇高或是卑俗。
后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话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拒绝治疗，原来他正在忍受心灵的煎熬，怎么有心情去治疗呢？
好容易度过煎熬心灵的炎夏，淡淡的秋季还给了周恩来稍稍宽松的环境。这时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总理带病坚持参加小组的讨论，认真记录，随时解答代表提出的问题。
“十大”之后，周恩来又陪外宾去了洛阳，回来不久，大概是10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在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
这天有些奇怪，医生们老是觉得隐隐有预感，会出点什么事情似的。观察尿色是最直接掌握病情的方法，医生非常注意总理的小便情况，每隔两三小时就提醒总理解手。这时他们发现总理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解手了，应该进去催促一下。周恩来一见医生进来，马上意识是叫他解手了，没有等医生说话，主动起身去了卫生间。
周恩来解手出来，看了门口医生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一扭头走向座位。可这一眼却叫熟悉他的医生心跳，这是什么样的眼神？这么古怪？医生随后一步冲进卫生间，完了……尿血……顿时脑子轰的一声，只觉得血沉到脚后跟，整个房间都在眼前转动。
这意味着周恩来很可能不再属于1/3治愈的病例！
大夫第一反应是赶紧给总理服镇静药，怕他心脏出问题。然后写了个条子给在场参加会见的叶剑英：叶帅，总理刚才小便出血，看来已经复发。
不一会儿，叶剑英神情紧张地走出来，“怎么回事？张大夫，总理怎么了？”
张大夫急切地向叶帅汇报了刚才发生的情况。说到总理几个月心情不好，拒绝化疗，癌细胞又抬头时，眼眶又红了，咬着嘴唇，默默低下了头。
……叶帅长长叹了口气。
“别紧张，要沉住气，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说真话，此时此刻叶帅就是他们医生的救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肩膀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这个严酷的现实。
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周恩来头上，癌症复发的痛苦远远比初期发病要严重得多，这次出血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迅猛，量也多。每天失血达100CC以上。这样严重的病情不要说是发生在一个已经七旬老人身上，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吃不住劲的。
医生一边等待医疗方案的批复，一边尽力控制病情的恶化。万般无奈中，只好先给周恩来输血，可这是治表不能治本的措施，根本的医治必须手术。周恩来毕竟是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他住院治疗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点医生能理解，但是报告上去却迟迟得不到明确答复。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周恩来的治疗方案更加难以实现。
1973年中美两国政府相互设立办事处，两国的国旗首次在对方首都的上空升起。
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在国民党台湾政权问题上的对立，加上两国社会制度的悖行，这给中美外交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73年底，基辛格再次访华，周恩来抱病接见了他和他的随行人员。
在基辛格访华前，周恩来就基辛格来华可能触及的敏感问题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统一了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当时两国的矛盾焦点仍在“核保护伞”和台湾问题上。这在1972年尼克松将手伸过太平洋和共产党中国握手言和时，就感觉到台湾问题将是中美之间举足轻重的实质问题，也是美国人手里既重要又棘手的王牌，希望它在中美的谈判上赢分，保住那份独占多年的利益；又害怕出牌不当，输了台湾，又将自己利益赔进去。尼克松在上海签订两国公报时，就表现出美国政府既固执又圆滑的复杂心情。
然而，“一个中国”这是中国政府绝对原则的立场问题，决不可能在这上面作丝毫的让步。美国政府正面进攻不行，就采用迂回进击的方式，试图寻求一种中立解决的途径，要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作出某种承诺和让步。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体面地丢掉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地盘和伙伴。
几天的访问，基辛格越来越觉得台湾问题棘手，丝毫没有进展，竟成了他心头日渐沉重的心病，他在多方接触试探后，不但没有找到突破口进击，反而被中国外交家无懈可击的辞令搞得无从开口。
负有重要使命的基辛格怎能甘心就这样离去？
“叮铃铃……”电话声骤然在钓鱼台4号楼值班室响起，这已是下半夜天快亮的时辰。第二天上午，基辛格就要乘专机离开中国，而他偏偏在离去的前几个小时突然地提出要拜见周恩来。周恩来这几天因为会见外宾住在钓鱼台4号楼。早已沉睡的4号楼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个去叫醒才睡下不久的总理，那个打电话给“游泳池”主席的值班室。
总理很快就起了身，疾步来到办公室里，他想电话请示毛泽东：是否可以进行这次会谈？毛泽东身患重病后，病情和情绪一直不稳定，很难掌握毛泽东的思维规律。周恩来有点忐忑不安，不知主席睡了没有？反馈回来的答复不出他所料。“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叫醒主席。”
睡着了就不能叫醒？当今的人说什么也不能相信。可是在那个年代里，凡是在红墙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睡眠对于晚年的毛泽东，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每次睡眠犹如面临大敌，要经过一番痛苦折磨，才能入睡。一旦睡着就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再继续睡眠更加痛苦不堪，无论怎么吃药，只能几天几夜昏昏然却苦苦无法入眠。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病情。他反背双手，来回踱步，沉思良久，这时基辛格又第二次求见……
周恩来决定会见基辛格，当即通知翻译来客厅，因为时间急促，都来不及通知我们新闻记者到场，基辛格一行就带着晨星的寒意，急切切走进周恩来的客厅。
此时的基辛格决然想不到他的冒昧行为会给周恩来日后工作带来什么样被动局面和不必要的麻烦。
会谈的核心问题周恩来是早有思想准备。他和基辛格会谈时，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