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的革命文艺创造，以笔为刀，以笔为枪，配合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创立新中国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就艺术而论，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版画史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内，木刻版画艺术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日后新中国美术、人民艺术的先驱。
湖南美术出版社从策划到编辑这本大型历史画册也创造了美术出版中的奇迹。《明朗的天》从一九九八年初选题策划，一九九八年十月已编辑打样成书，前后只有几个月时间。如这种大八开四十九个印张四色印刷的精装本，建国以来还没有如此系统、全面、深入地介绍中国现代版画的历史过程和成长轨迹的工程。这种工作在今天看来，既有它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为我们研究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十二年前后的艺术倾向以及这一特殊时期的美术创造原则提供了详实的佐证，亦为新中国美术的历史研究作了一次追本穷源的工作。在建国五十周年庆典之际，《明朗的天》献上了美术出版中一份厚实的礼物。
九十年代的中国美术，由于经济的膨胀，也带来了它的负面影响。基于此，人们吁请艺术的人民性成为一个时代关注现实而忧患未来的有识之士的内心呐喊。今天，中国艺术的发展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强烈冲击，袭用的原则和规则也赖仗着西方的标准，由此市场左右着艺术创作的动机和发展趋势，部分艺术家成为一批新贵，不关心底层人民的疾苦，对现实麻木不仁，即便是表达现实，亦是持一种无可奈何的无聊态度；为逃避表达现实的难度，多数画家舍近求远，以逃避现实的心态在怀旧之中作一种无病呻吟之状，如此花前月下，轻歌曼舞，矫揉造作之风漫延开来，他（它）们远离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律，使人看过作品后发腻而不快。《明朗的天》从历史的角度提示我们，人民既需要引导，亦需要提示，在多元发展的时代，在新时代高速变革的时期，艺术作品尤为要观照现实，警示未来。显然，今天的现实与解放区那段岁月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们正借助媒体靠近着数字化生存，而恰恰这是艺术的革命即将到来的告示——要正视生活。
透视《明朗的天》解放区木刻版画之作品，其内核受制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基本的前提，毛泽东要求艺术“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在两个敌对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刻，革命阶级精神上迫切需要的是那种能激发人之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作品。战争是各种事件发生最重要的催化剂，战争对艺术领域的刺激与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刺激一样迅速，解放区时期新兴版画运动的诞生和发展，亦脱离不了战争对它们巨大的催化功能。读《明朗的天》后，再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能进一步理会其中互相契合的关系，它们是一个高度谐和的整体，既为革命的艺术，又符合艺术创作方法、政治主张、形式风格之革命的要求！
解放区木刻版画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了，但它的形象冲击力却丝毫未减，通过阅读它，我们能找到它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代的启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一个民族通过艺术的方式创造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形象，这仍然是许多国家文化战略中应该重视的部分。尽管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梅斐尔德、前苏联版画家法弗尔斯基、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对解放区新兴版画有着千丝万缕的示教功能，但特殊的个人经历以及民族文化氛围的改造，使其走出了这些版画先驱者的强大阴影，以“中国化”、“民族化”、“人民性”作为前置的解放区木刻版画，通过对各种艺术形式的改造，对传统及民间艺术的充分吸收，结合现实政治的阶级要求，成为最具中国特色和人民性的表达战争、表现人民的艺术作品。在编辑这本画集之时，许多亲身经历过那段岁月的画家们无不感到欣慰，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名字：蔡若虹、胡一川、力群、彦涵、李少言、罗工柳、张仃、亚明等等。健在的和逝去的，人民都不会忘记他们为现代中国美术所创造的成就，这就如同古元创作的《人桥》那样，永远留在我心中，是不能忘却的记忆。
《明朗的天》的出版与问世，恰如版画家力群先生所寄言：这本版画集的问世，当会使世人了解中国新兴木刻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和成就，而且也有利于中国新的美术青年向先辈革命美术的优良传统学习。
五四之魂（下）
？ 林贤治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五四期间访问中国的杜威，对这块急剧变动的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和斗争于其上的知识界同行充满了礼赞之情。一九一九年六月，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作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这个时代没有到来。
启蒙思想者们面对的社会太黑暗，太腐败，太贫困落后了，他们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问题——而不是观念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但是，由西方观念所唤醒的国民，首先是知识者自身，对变革的期待已经变得十分急迫。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急躁症。这时，苏俄政府决定放弃在华租界的消息不断传来，使亢奋的知识者看到了新的方向。在启蒙运动中，各种派别无论如何宣扬个人的价值，同时也都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且，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运动，原来便带有双重的社会实践的倾向，于是以五四爱国事件作为转机，文化激进主义开始演变为社会激进主义。这时，知识者更加注重西方——苏俄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和吸收。由于苏俄对西方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加上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宣传，知识界开始一边倒，坚持维持其在华特权政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社会改造的方案和经验，逐渐失去市场。思想这东西，原本处在一种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多元互补的状态，后来也就随着党派斗争的进行，而趋向于偏胜和封闭，成为二元以致一元的了。一直潜在着的民族主义迅速上升，与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结合在一起，代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二十年代的思想主潮。
五四运动的知识社会/市民社会是漩涡的中心，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振荡，不过是同心波而已。及到五卅运动以后，工农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时，全国的政治重心发生位移，国共宣告合作，南方成了革命的策源地。学生运动的火焰刚刚点燃，政党只是配角，等到蔓延开去以后，便与学生组织建立各种联系，争取吸收入党。随着政府的镇压，左右派别的冲突，大众斗争的规模化，学生的政治兴趣大大增强，积极参与政党的组织工作。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无论何种派别，也都在国民革命军的炮声中纷纷南下，向政治势力靠拢。走俄国式道路，这本身就意味着暴力革命、集权主义，意味着新生的脆弱的知识分子传统，必然为根深蒂固的农民传统所吞并，从而丧失独立的地位。
苏俄著名的流亡学者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在我们这里，革命是精神文化的危机和精神文化的压迫。”又说：“社会革命者是文化上的反动派。”革命与文化是否真的如此势不两立？革命是否必然导致精神文化的毁灭？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公理呢，还是仅仅因为这位流亡者为革命所抛弃——或者说革命为他所抛弃——时发出的呓语？
但是，无论如何，新文化启蒙运动被迫中断是一个事实；并因此造成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损伤和萎顿，也是一个事实。对此，胡适后来作了这样的总结：“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次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大陆学者李泽厚也曾有过一个后来变得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救亡压倒启蒙”。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运动，它最终必须超越诸如个性解放的范畴，而扩展到经济平等，以及社会和政治进程中的大众参与问题。这种超越，并不说明启蒙工作的不合时宜，或者文化批判注定没有效果；让知识/观念走向社会，参与变革实践，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的所在。在这里，我们说“启蒙”和“救亡”，就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也就是说，启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救亡也是知识分子的救亡。救亡中的知识分子，自有不同于工农大众的特殊的位置，工作和方式；可以说，这就是救亡中的启蒙。这里的分界点是，当文化实践过渡到社会实践，文化斗争成了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由是知识群体不复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个体是否继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维持自治的原则；是否继续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批判立场；是否继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考，为打破现状也即社会改革提供可靠的精神文化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知识分子运动，其中途夭折，重要的还不在于外部的“干扰”和“压倒”，而在内部的溃败和自身的不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当团体散失之后，中国思想知识界是否还有“散兵战”？
一个很可怕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成了五四之敌。
海外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把陈独秀、胡适、鲁迅三人当作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加以论列，应当是合适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渊源，不同的党派或竟无党派，不同的倾向和不同的风格。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恪守或转变，色彩都很鲜明。
陈独秀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底色，狂飙般不羁的性格和雷霆般的处事作风，很可以当作五四的象征性人物。他提倡“科学”“民主”最力，破坏偶像，扫荡“国粹”，有一种冲决的力量。在他那里，国家也是偶像。对于政府，法律，以及人民的自由权利，他指出：“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评论，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只须几句话，就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全没有学者的那般绕弯子。“党派运动”，“政党政治”，也是他抨击的主要目标。他说明所以非难“党见”，主要出于这样两点理由：“其一，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其二，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所以，他极力强调要区别“政党政治”和“国民政治”，主张推进全无政党背景的“民众运动”。他把根本的政治问题归结为以下三条：“第一当排斥武力政治；二是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对于是否加入政党，他的态度，在《新青年》宣言中表达得很明确：“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办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次年陈独秀开始鼓吹非和平的革命；又次年，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时，好像他有着把原来视作对立的“党派运动”和“国民运动”加以整合的意味。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一直注重团体的活动，尤其是劳动团体，致力于群体意识——所谓“新集合力”——的阐扬；相对而言，对个人意识缺乏足够的关注。集体主义与霸权主义本来是一壁之隔，当围绕人的个体性的问题一旦被搁置起来的时候，两个房间的通道就被打开了。《新青年》的同仁曾经商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几年之间，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但谈政治，而且还在《新青年》之外，另行创办了一个专谈政治的新刊物《每周评论》，并与从来有意疏远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接近。后来，陈独秀还置同仁的反对意见于不顾，不惜偏离启蒙的立场，牺牲文化的利益，坚持把《新青年》办成政治性刊物，办成党刊。其实，胡适也不是不谈政治，他在创办的《努力》周报上，就有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激烈批评。为此，李大钊致信胡适说：“《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并且发表文章，强调首要问题是“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事情大约正如陈独秀所说，“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总之，这位社会民主的斗士，已经成为政党政治的鼓吹者了。“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激进如此，不可谓变化不大。此外，他从世界主义退向民族主义，从民主主义退向国家主义；放弃一度宣扬的联邦自治的思想，在“爱国”的旗帜下，强调“统一”和“集中”。他说：“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利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他表示：“权力集中是革命手段中必要条件。”李大钊也强调“团体的组织与训练”。其实，李大钊的所谓“精密组织”和“政党精神”，与陈独秀说的“权力集中”是一致的。
但是，陈独秀很快就尝到了“权力集中”的况味。在中国共产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