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风派”的批评。这位先生近年常常批评“风派”，有时还引用鲁迅那段著名的话。那段话是这样说的吧：“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倘若有人为“配合”一九九0年的“形势”而痛斥“和平演变”和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文学研究的“最高原则”，而为了“配合”一九九六年的“形势”，又沉痛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左”的危害，严肃地提醒人们警惕“左”的回潮，——这样的人，该说他是什么呢？而倘若偏偏是这样的人，却把对“风派”的批判挂在嘴上，又该如何说他呢？
五
对所谓“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出现在这位先生近年的大部分文章中。就那么几句原话，不厌其烦地说着，总让人想到祥林嫂。《“来了”》里也有：“前两年以为大叫几声‘道德理想主义’就可以集道德理想于一身的文坛慷慨党，……都是受了早被‘五四’一辈人深刻批判过的同样属于中国传统的‘名教’的‘影响所致’不肯‘循名责实’（按：这是一句文理不通的话。）……似这般身中‘名教’剧毒而吠声吠影的‘思想模式’，必然‘扶东倒西’……”就算这位先生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对“慷慨党”的讥嘲是合理的吧，但我分明记得，您也曾对张承志的“道德理想主义”热烈地称颂，也曾疾呼“信仰是一面不倒的旗”从而成为“慷慨党”中声调最高者。您忘了，我可以再提醒您一下：
在如此混乱不堪风气大坏的人文局面中，一贯孤立而又孤独的张承志却显得从未有过的忠实与安定。张承志在我们的时代生活之侧，在我们时代的文学活动的边缘，经过长期孤独的跋涉，终于为自己寻到了一个理想的位置，“前定”的归宿和可以停泊灵魂孤舟的锚地了。张承志是生活在我们时代又超出我们时代的一个写作者，是处于世纪末而又最少世纪末流行病的强者。张承志是跨世纪跨时间跨历史阶段的那种作家，他的笔指向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之境，信仰之境。……对于张承志来说，信仰是面不倒的旗，这不为别的，因为他信。……张承志是在后理想主义时代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是在“立场”几乎不存在的多元也是多疑的时代更加沉稳地守住“立场”的信徒，是在生存的无名状态和等待命名的状态中毫不犹豫不含糊地要给一切暧昧之境加以命名的语言艺术家。……如果我们不能要求全部的作品都要像《心灵史》那样为理想为信仰笑骂歌哭，那么我至少要在文学终极的内含意义上规定文学的精神性、理想性、信仰性。
我们现在有坚定信仰的作家吗？有宗教徒一般虔诚的作家吗？张承志至少是一个。
请原谅我不能提醒得更多。这些话是您说的么？您是否也曾“身中‘名教’剧毒”而“吠声吠影”呢？当然，您已经脱毒。但您能不能不再只是对他人曾经的“中毒”嘲骂不休，却从不肯将自家迅速脱毒的妙法金针度人？
《“来了”》还说：“像鲁迅那样名副其实道德高尚文采斐然的有几个？”这也是一句这位先生近年常说的话。但问题是为什么总拿别人同鲁迅比而不拿别人同自己比一比？为什么不能成贤成圣就干脆为盗为贼？在芸芸众生中，道德也有高下之分。例如，同样有某种丑行，有人被揭露后知羞而退，表现出“近乎勇”的“知耻”，有人则强词夺理，百般抵赖，撒谎、耍泼、倒打一耙，现出痞子本色：与前者相比，后者心地显得何等劣质。再例如，有人在水深齐腰时，也还能从容镇定，有人则水刚淹了脚脖子便方寸大乱，为“脱险”而将灵魂快速地出卖：与后者相比，前者难道不显得更为高尚么？
《“来了”》这样结尾：“但愿这回来的真是经济学，而不只‘来了’，则文学就算过去，又何足道哉。”究竟是谁在将经济学与文学如此尖锐地对立起来，以致于一个“来了”一个就必得“过去”？这篇文章中所嘲骂的观点，包括一些加引号的话，都没有说明出处。即便是写随笔，也该稍稍负责些，——对自己，也对读者。时时想要骂人却又处处惮于负责，拼命尖酸刻薄却又终于吞吐闪烁，是写不好文章的。
这几年，目睹文坛上一些人的表演，我可真算是长了见识。原来人可以在把左手伸进别人口袋的同时右手高举“慎防扒手”的招牌；可以当街把口袋里刚刚乞讨来的两枚硬币拍得丁当作响并大声嘲笑他人的贫穷；可以模仿朋友的口吻说些为自己开脱的话；甚至可以模仿同学的笔迹写下对自己的赠言……人的脸皮，究竟能厚到何种程度呢？
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经济学”
？ 陈彩虹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四期上专栏集萃中郜元宝先生的《经济学“来了”》引发了我对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思考。我对于郜先生批判“文学专业中先进人士速成经济学”的观点自是赞同有加的。由这种批判细想开去，我产生了一些自责。自己是学经济学出身的科班之士，经济规律、经济模型以至于医却中国经济问题的“良方”没少抛出，大小报刊亦时有文见，却发现众多研讨，其中包括自己认为很是灼热深刻的“思想”，只在那个小得可怜的学界圈内流传。一九九八年，某大学出版社朋友帮忙出版了正正统统的论文集，只落得个一千册印数，书店不敢进货的结局。经济学人并没有将“经济效用”规则运用得最好，多少是些讽刺。倒是郜先生谈及的那种“人文经济学”火热了市场，这岂不是中国“正宗经济学人”的悲哀？既然人出生落地就得吃喝拉撒睡，就得挂钩交易类市场，就得纠缠经济问题，是不是“正宗经济学人”应当拨划些精力，走向现实普通至极的生活里去论三道四呢？想着想着，陡然地生就一股责任感，郜先生对“人文经济学”家们的批判，倒让我几分难为情了――自该为之而不为，他人为之而受责。不安矣，心不安矣。
文学人士进入经济学来成就“新经济学”当然是有些理由的。这需要从经济学自身的困惑谈起。
经济学毫无疑问是“西学”。对于我们这些四十多岁的“经济学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断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根，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强行灌输又生长出了本能性的“逆反”心理，文化大革命之后一进入大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还没有学全，几近白纸般的心灵上便迅速地涂满了新潮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与分析方法。不论是不是到国外受过专门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充斥于这一代人头脑中的经济学思想，主流部分无疑是当代最实用性的“西式学问”。对于那些深究者，则不但提问的方式西化，提问的语言表达西化，就是问题本身也是“西方型”的，以致于经济学有着“西化先驱”的意味而受到海内外多种声音的批评。然而，批评归批评，中国经济学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熟知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是完全从外面引进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表达是直白的，至少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如此，它完全诉诸于功利。成本—效益分析构造了主流经济学的全部基础，也构造了主流经济学的几近全部内容。尽管我们有着种种翻版式的特殊表达，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运用”、“经济学讲究以最小的成本支出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等等，归根结底都落实到功利的评价之上。由此来分析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从亚当．斯密的分工形成交换，交换产生效益，到边际学派的收益递减规律，再到交易成本比较下的经济制度的选择，无一不可在功利的旗帜下找到根由。加上西方经济学里大量对于数学模型的运用，量化分析，社会生活中“人”的因素被约化掉了，那种在古典经济学里能够找到的伦理道德因素、文化传统、历史典型经验、意识形态等所谓“人文”的东西，完全地在“效用函数”中消失，经济学变化成了只问“投入”和“产出”，只问“投入产出比”的数量关系学了。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功利目标的纯粹化追逐，制造了经济学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巨大距离感，生活里毕竟太多的“人文”成分左右着经济活动，文化传统无不在深深地影响着成本对于效益的关系。谓之为主流学说，实则在对于生活的解释方面，时刻面临“下岗”的危机。在那些视经济学生存和发展为己任的经济学家们那里，赢得经济学继续发展的要旨并不在纯粹的数量关系上。出路只有一条，走向生活现实，理入生活中的价值判断，寻找确定的经济形式的道德基础，思考文化传统产生的“路径依赖”。一言以蔽之，经济学不能只是种种算法，而要深究种种算法之后为何如此的“人”的缘由。
由此，经济学界内部有了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公平”的旗帜一展，经济学就部分地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被经济学所高度关注而有了“人文”的空间。就非常狭义的理解来说，“效率”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生产与经营问题，“公平”则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分配问题。从人类社会开始，任何分配都是深深地镶嵌着社会文化因素的，例如分配的制度，它总是一定知识格局与传统沉淀之下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公平”的判定，就是某种特定文化积累下的共识之说，因为世界上绝不存在着共同性的、普遍性的“公平”，历史从来就没有上演过这样的一幕。除非我们可以痛下决心，在能够主宰世界的假定下，实现分配上的“绝对平均”。显而易见，“绝对平均”绝不是“公平”。
由此，我们的经济学又在不知不觉中步入到了社会道德领域。更有细致者，干脆地提出了经济道德的概念而深加讨论。道德不论其冠上何种限定词，它总是属于文化的、属于传统积淀的、属于历史经验集合的。最重要的，它是属于人的心灵的，属于并没有外化成具体制度或记录的“人”的社会。谈及道德问题，也就根本不可能回避“人”，不能回避回归“人文”和“传统”类范畴，尽管相当一些经济学家们在分析道德问题时，总是将其作为对“成本―效益”的外生影响来看待，将道德因素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基本环境来看待。至今，在世界，在中国，经济学不涉及道德问题大体也会受到言语不弱的批评，至于专门性的经济道德论，也多了起来。这多少反映出经济学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对于自己走向的一种反思。
其实，经济学从先圣们开始一直尊重和力陈“人文”的配置。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们则给予了我们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之外的另一种经济学发展路线的描绘。经济学原本从最先始，就没有脱离过对于“人文”的关怀，它真不是仅仅研究成本与收益对比的“算学”，实实在在地还在研究着人性、习惯、道德操行。古典经济学的最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就在我们最熟知的巨著《国富论》之前，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思想莫过于通过对于剩余价值创造与分配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现实，力图激励社会革命，实现剩余价值对于创造者的回位，以创造一个美好和谐的人类社会。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斯在其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认识到社会意识形态对于降低经济成本的重要作用，将“人文”的历史拉入了经济史研究的视线，从而有着重写经济史的理论基础创造。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经济学演进进程，它们不曾有任何割裂“人文”的迹象，细细地辨析这些学说，经济学计算成本与收益的研究道路上，流动着社会生活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经济学从其发源就有着所谓对于人类自身的特殊“人文关怀”。原本上看，一个社会得到更多一些的物质财富总量并不是人的全部幸福或解放，甚至于不是人的基本要求满足，算计成本与效益的财富创造研究，当然就不应当是经济学的全部目标，因为经济学并不只是解决物质财富创造问题的学说。或者说，仅仅从物质财富创造上去考虑问题，经济学是解决不了人类社会进步问题的，而且也无法解决财富最大要求下的低成本支付问题。例如，没有良好的道德环境的市场经济，就一定会增大交易成本，这如同在十字路口，没有人遵守交通规则就必须增加交通管理成本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一种“人文”的东西。
经济学就是这样从起点浸透于“人文关怀”之中，只是后期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偏离了那种轨道而已。由于这样两种学路的差别，一个在经济学界内仍然争议不休的问题是，经济学是不是应当“回归古典”，理入“人文关怀”，特别是走向人类的终极关怀，它包括对于人生命的尊重、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人的生活质量对于数量的反抗、环境伦理的创设等等。经济学由此陷入一种不可言状的困惑之中，争论仅仅只是困惑的一种表现。我们虽然可以欣慰地言及，不论如此的争论结果如何，经济学终于又在谈论“人文”，但这只是我们这些赞同“人文”论道者的态度。
经济学在困惑和争论的同时，是社会经济问题复杂性在生活中的求解被耽搁了，从经济学阵营里传来的清脆格斗声，并不能够给予现实生活中经济问题的理解。那些啃过几本经济学著作的“文学战士”能够进入到经济学体系中来，并创造元宝先生称谓的“新经济学”，当是有“时势造英雄”之嫌的。或许，在这样的“新经济学”中，一些对于“人文关怀”的经济学理解，有它对于现实的某种直接功用，毕竟那是在面对着生活说话，它是一种生活的亲和剂；所欠缺的，可能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理解的过于“人文”化，有的则可能“人文”化到只剩下“文笔优美”的表达，那确实是算不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