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眼下出版的这本小书，尚未能真正体现我的“学术野心”。这里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百年校庆期间，传媒的地毯式轰炸，使得北大的历史与现状广为人知，没必要再由我来饶舌。发掘众多“人所不知”的故事，并提出若干“独立不羁”的见解，需要较长时间的知识准备。而我去年刚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如今虽穷精殚虑，也不可能突飞猛进。
在短短的一年半后推出新著，其实不是我的本意，纯粹是为了配合这套关于世界名校的丛书。我认同主事者的看法，谈“世界名校”，最好不要局限于“海外”。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并非世界一流大学；但并非世界一流的北大，在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荣耀，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丛书第一辑收入北大。经受不住出版社的再三劝说，也就只好仓促上阵了。
好在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包括对于北大传统的诠释，以及对百年庆典的若干反省；还有，就是“人在燕园”一辑所体现的，经由若干师长与这所大学结下的不解之缘。因“结缘”而带来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以及作者身影的浮现，使得这组文章多了些激情与温馨，而相对缺少距离与冷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除了凸显史家的眼光，更希望引导读者走向历史深处，思考若干重大问题。这既符合北大的特殊身份（说实在的，假如选择如此视角，北大还真是无可替代），也更能体现笔者的学术追求。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得失成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还涉及如何进入历史——包括研究的策略与叙述的笔调。本书最后一辑，除了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外，将其纳入此书，更想强调的是关于历史写作的思考。明眼人很容易看到从《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到《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主编，广州出版社，1999）的内在联系。将历史研究的探索与写作方式的革新结合起来，希望兼及“文”与“学”，这是我的小小的梦想。不是专业著述，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随笔，而是半学术半文章，我称之为第三种笔墨。正在尝试，还不到以成败论英雄的时候，因此，也就不想多说了。
当然，以我的“学术野心”，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不过，即使拟想中的“大作”得以完成，我也依旧怀念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所品尝的刺激、困惑与烦恼，以及这两册“半文半学”的小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
在我从事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得到诸多师友的激励，其中也有反对我的学术观点，但依然表示理解与支持的。自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和“东方之子”做了专访后，我收到了不少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有向我查询其曾在北大念书或工作的祖上的情况的，有以知情人身份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的，也有纠正我文章中若干细节失误的，更有撰写书评大加揄扬的。这些都让我感动，起码是意识到“吾道不孤”。时至今日，每当我到外地高校做学术演讲，总会被要求“讲讲北大”，而且每回的演讲都很成功。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北大”自身的魅力，可也与我如此投入此课题、如此认同所谓的“北大精神”，不无关系。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在“人在燕园”一辑，我选录了一则此前已经入集的短文《十年一觉》，目的是使前后的叙述更为流畅，也让读者略为知晓我的燕园生活。小小私心，敬请原谅。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三日于京北西三旗
（本书年内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历史像个小姑娘（外三则）
？ 韩 羽
戏曲《单刀赴会》，脍炙人口。早在元代就有关汉卿撰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可谓源远流长。
“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地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苍凉豪迈，单刀独往，好英武神威也。关云长在戏台上出足了风头。
然而《吴书》：“肃欲与羽会晤，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单刀赴会的是鲁肃。
关羽乎？鲁肃乎？成了一笔糊涂帐。历史上的糊涂帐又岂止这一桩？难道真像有人所说，历史像个小姑娘，由人任意打扮？
老鸹飞到猪身上韩羽
《白蟒台》里的王莽边唱边骂，骂邓禹、骂岑彭、骂邳彤，骂他们一个个背叛了自己。感慨万端，怨气冲天。可就是不想想自己背叛过别人没有；“老鸹飞到猪身上，只见别个黑，不见自个黑。”
不赢则输韩羽
看戏曲《昭君出塞》，想起“独留青冢向黄昏”句，不免黯然。复想及李伯元之妙论，又不由得想笑。“惟画师毛延寿，作者极口痛诋，无为平反解脱者，余颇冤之。何况美人倾国，职为乱阶，毛延寿壅于上闻，不为昭君道地，殆鉴于历代女患，欲嫁祸外人耳。”（《南亭四话》）
做翻案文章，为古、今文人所好。独具只眼，再辨骊黄，抵瑕蹈隙，如老吏折狱，诚然大快意事。殊不知“翻案”犹如赌博，不赢则输，不见《官场现形记》作者本欲“嫁祸外人”、反而贻笑后人乎！
谁能忍住不笑？
韩羽
《盘丝洞》里的猪八戒抡起耙子要打女妖精。女妖精叉腰挺胸撒起娇来：“给你打！给你打！”面对姣好的小媳妇，猪八戒馋皮涎脸地说：“我舍不得。”随着话音，那柄高举着的本是挺直的铁耙，倏地像给抽了筋、弯曲软瘫下来。看戏看到这儿，谁能忍住不笑？却又不知是该笑猪八戒？还是该笑那善解人意的耙子？
我的“资产负债表”
？ 何清涟
标题定为“我的资产负债表”，但其实并不谈净收益，恐有张扬之嫌，因为那些东西真真假假，外面也传得够多了。这里只谈“负债”，亦即负面的消耗，而且是那些没意思之极的只浪费精力，却没有收益的负消耗。
一
看了《书屋》今年第四期上题为《经济学“来了”》的文章，不禁想起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月号上一篇题为《真痞子来了》的文章，文风相似，谈的内容也相似，“真”文谈的是前年那本《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二十七个问题》，那本书是那一年的热点；而《经济学“来了”》谈的则是现在的显学——经济学在中国的散文化写作问题。文中有两句话与我有关，一是“文学解释现实的能力太弱了”，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为这两句话遭到奚落而生气当然没有必要，但是由这两句话想到了现在的批评之风，以及这一年半以来无端遭遇到的一切，便想写几句话，算是清理一下本人的“资产与负债”吧。
先谈谈对郜先生文章几个观点的看法。一是关于“文学解释社会现实的能力太弱了”这句话究竟说错了没有。这一点关系到各学科的解释边界问题。宗教是人类关于生与死的对话；哲学则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以往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济学则研究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就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来说，最合适的学科当然是经济学与社会学，这点是学术界同仁比较一致的看法。不过，尽管经济学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大的殖民者”，并且还在不断地开拓疆域，但毕竟也有自己的解释边界，因为它没办法为世人提供《阿Q正传》《百年孤独》《罗马帝国兴衰史》《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民治政府》《美国的民主》等文化产品，这一点正好比文学没办法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的分配，总量概念上的就业与失业，货币供给及经济波动理论，国际贸易的静态均衡，资本国际间的流动等等一样。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这句话虽然也被郜先生信马由缰地走笔刺了一下，但也想不出这话有什么值得讥讽的？难道世界上还有人希望读文笔不好的文章？或者是文笔好的文章就不能算是经济学著作？
还有一点是经济学家能不能写散文的问题。我觉得这一“问题”本来不是个问题，任何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写作之余写几篇散文，只要有市场需求——亦即有读者认可就行，即便他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专门从事散文写作，那也是他的“自由选择”权利，谁也无权干预，你不承认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不买他的书，二是可以写文章批评书，这是作为消费者——读者的自由选择。但权利仅止于此，不能将这权利扩大到取消人家写散文的资格。其实经济学家写散文，早已有之，号称“哈佛金童”的凯恩斯，就曾出版了几本散文集，如《精英的聚会》等；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其实就是用散文体写作的一本经济学名著；“经济学界奇才”加尔布雷斯最爱用散文体裁进行写作，如《不确定的年代》《自满年代》等书脍炙人口。还有经济学家兼翻译家的，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即为一例，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基督山伯爵》就是他翻译的，我孤陋寡闻，没听人说过这书译得不好。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著名的“鸳鸯剑”金、刘二位，最开始名动中国的也不是他们的学术著作，而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公开的情书》，那可真是一本让一代人回肠荡气的书。不知为什么咱中国的经济学家偶尔写写散文竟引得郜先生如此动气？或者他忙于写文章去了，竟不知这些思想界与学术界的掌故？
关于“由蛋糕引起”的中心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之争，这一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生产讲效率，分配讲公平，这公平不是讲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讲起点公正，竞争过程公开，“效率”属于经济学专业领域，“公平”除了属于经济学领域之外，还带有人文关怀色彩，是许多学科相通的问题。这一命题非“新经济学”所垄断，而是自“经济学之父”两百多年前开创这门学科之始就已将其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至今还未被请出经济学神殿。公平与效率、经济学的人文关怀问题，我已在《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里讲得明明白白，我的论文集为什么名之为《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也已在多处谈及，在这里不再扰大家清听。经济学家们以“公平与效率”为书名的书就有好几本（在英文中，公平与公正均是一个词），一本是阿瑟·奥肯的《公平与效率》，另一本是国内学者曾昭宁的《公平与效率》。用“切蛋糕”比喻分配在经济学著作中司空见惯，非“新经济学”所创造。这里只想补充一句，这一经济学已研究了两百多年的命题，经济学界不会因为它遭到一位文人淋漓尽致地讽刺以后就立马放弃，只怕以后还要有大本的专题著作问世。即便郜先生以后上街看见蛋糕房里那些白衣白帽的人，要被刺激得晕倒也没法让经济学产生一点怜悯之心。“拉动需求”这一经济学专业名词竟费了郜先生这么多笔墨进行嘲讽，那经济学名词中值得嘲讽的名词还有许多，如“经济起飞论”、“博奕论”、“路径依赖”、“经理革命”、“公共选择”、“搭便车”等等，翻上几本经济学著作可以找出许多许多，够郜先生忙乎好大一阵并写出洋洋数十万言了。
郜先生文中此类“问题”甚多，不再一一列举，因为要“讨论”这些“问题”，得退到“1＋1=2”这种起点来谈，未免有点侮辱郜先生的智慧。这类讨论（如果还能称之为“讨论”的话）只能用三个字来概括：没意思。郜先生文笔犀利且善于调侃，提着一口不知从哪里憋来的真气只管刺人，只可惜刺得不是地方，将多年辛苦积累的才智浪费在如此华章当中，窃以为未免大大可惜。
二
由此我就想到去年因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而受到的一些非议。
我个人认为，一本书只要问世，就成了公共消费品，消费者有权就这本书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中肯，有助于我改进不足甚至错误，我不但欢迎，还要表示感谢；批评即使不到位，只要仅及于书，那我也没必要回应。但我始终坚持一点：书是公共消费品，作者却不是供大众消遣的娱乐消费品。如果竟有人将我当作公共消费品，或者谋利工具，不惜伪造事实，辱及人格，最后还要玩出勾结不法书商盗名制造非法出版物那等下作事情，那本人就毫不客气，诉诸行政执法机关。所以对于就书提出的各种批评，有缘被我看到的，我都看，也收在那里，但从不“回应”。不过这些批评中有些实在有趣，不妨在建立本人的“资产负债表”时摘述几段出来供读者诸君欣赏，至少可以说明我们中国眼下部分“批评家”的批评水平与风格。
有两篇文章正好从两个相反的极端看待拙著：一篇名为《拨开陷阱的“迷雾”》（《书屋》1998年第5期），这文章我早先在深圳市《金融早报》上看过，“钟言”是笔名，大概是取“忠言逆耳”之意吧。其实该文章未发表之前，已在他们的几个朋友之间流传了好几个月，还有人也跟着兴奋了好大一阵，并有看到文章的人出面告诫我成了名以后要谦虚，不要对批评意见有所回应。我谨遵教诲，不敢有所“回应”，免得落个不谦虚的恶名。该文不知所云地大大抒发了一通自己对经济学的见解，如“财富分配不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纵使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也必然是一部分人先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