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 编辑部
是人，谁都希望自己思维敏捷，妙语连珠的吧。
但，不幸得很，许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的头脑是那么迟钝，心里有话也说不出来。
譬如，蒙娜丽莎的那个微笑，不知有多少艺术家、文学家写了多少美妙的文章，可在我的眼里看来，却只是一个微笑而已。那微笑是她给达·芬奇的，或者是达·芬奇所想象的，至于是否意味深长，只有达·芬奇知道了。
又譬如，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反过来说：不幸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我想道理都是一样，只是各人的角度不同罢了。
但，大家都说好，都说那微笑如何如何的有意味，都说那句话如何如何的是经典，我也只好点头称是并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愚鲁。
有时，我也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聪明起来，机智起来，能够思维敏捷，妙语连珠，这样，我也就能像许多人那样写出许多美妙的文章了。
如此挖空心思半小时，终于也憋出来一句“至理名言”：
智慧的头脑都是相似的，愚鲁的头脑各有各的愚鲁。
意犹未尽之余，再篡改但丁的名言一句：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范文教学法
？ 张远山
不能否认，从一九七七年高考的作文题《心中有话向党说》到一九九九年高考的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进步是巨大的。前者是命令式的，论点已经给你，你只能提供论据，而不能对论点提出质疑。这与诱供相似，自然不可能有真情实感。如果你论证“心中有话向娘说”，就会得零分。后者则是询问式的，只给论题范围，不给论点。一般来说，你大致可以有三种自由选择。一、可以论证：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太好了，理由如下。二、也可以论证：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太糟了，理由如下。三、还可以论证：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好处若干，坏处若干，如何扬长避短等等。
但是，好题目，未必有好文章。原因是，我认为绝大部分考生，会从上述三种可能中选择最后一种。为什么？因为考生知道，这样写，论点全面而正确，符合辩证法。而事实上，按第三种选择写的文章，在阅卷时会有个基本评分：属一类卷。第一第二种选择，基本评分已列入另册。所以，如果教学体制不变，那么即便明年高考命题也是询问式的“心中有话向谁说”（这很类似于“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相信大部分考生为了得高分，还是会写成“心中有话向党说”，而不是“心中有话向娘说”。心中有话向党说原本无可厚非，但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才会有好文章。如果想要好文章，那么就必须允许向娘说、向女朋友说。允许向娘说、向女朋友说，不能是空头支票，而必须是当考生向娘说、向女朋友说的文章真写得好时，也给满分，而不是判定他觉悟不高或思想不健康，立刻打入另册。
所以我认为改变高考作文命题是治标，而非治本。治本的逆推依次是：要改变高考作文命题，必须先改变作文教学法；要改变作文教学法，必须先改变范文教学法；要改变范文教学法，必须先改变教材的范文编选法；要改变教材的范文编选法，必须先改变现行教学体制和教育方针。
众所周知，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虽然不断在重编，但事实上基本面目半个世纪未变──不断重编的原因，正是因为政治标准不断在变；以政治标准取舍范文，则半个世纪未变。我小学中学功课门门皆优，但独独不喜欢语文课，更不喜欢写作文。不喜欢语文课，是因为语文教材中，没有几篇文章让我喜欢，让我感动，让我觉得美妙有趣。不喜欢作文，是因为规定了论点，我没法自由思想。而当我成为中学语文教师后，教材依然如故，教学法、作文法依然如故。在我做小学生、中学生时，我当然以为教材中的范文就是中外文学史上最好的文章，因为老师说得无一句不好、无一字不妙。但我毫无感觉。当时惟一的结论只能是认定：我没有文学细胞！没有写作才能！然而当我读完大学，当我对中外文学作品已经有了广泛浏览之后，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不选中外最优秀、最优美、最有趣、最生动的作品供中小学生阅读？为什么要有意回避和排斥那些优秀作品？由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目前还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因此绝大部分中国人踏上工作岗位时，最重要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却不仅没能帮助他们了解中外优秀作品、培养良好文学素养和高尚阅读趣味，相反使他们从此对文学杰作都产生了心理排斥。即便少数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失败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已经使他们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厌恶和反感，因此大学生也很少具有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热情（何况大学语文教材及其教学法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将终生不热爱文学，并且毫无文学鉴赏力，成为文学门外汉，相反倒成为伪文学和印刷垃圾的热心消费者。少数热爱教材中的八股式“范文”的语文尖子，因为他的作文得到老师盛赞、朗读乃至高考作文得满分，而误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才能做作家，于是他们果然成长为专写八股式“范文”的著名作家，其作品被现行语文教学体制培养出来的毫无鉴赏力的大众争相阅读。而极少数学生虽然能够挣脱教学体制的局限而独自成长为优秀作家，但由于没有众多优秀的读者，没有良性的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也难以成长为真正的大作家，无法竞争国际性的文学荣誉。
谓予不信，说两件并非耳食之谈的亲历之事。一是九四年教师节，上海市教育局向全市教师征文，校长命我应征，务必为学校争取荣誉。我当即夸下颇有余地的海口：确保三等奖。既然旨在得奖，当然不能写好，而必须写臭。由于评委大多是特级语文教师，是范文教学法的模范，我深知他们的品味和眼光，于是投其所好，严格按照范文的各项技术指标，组装出一篇奇臭无比的八股文，结果不出所料得了一等奖。这篇堪称最臭的拙文，却是我迄今为止稿酬最高的文章，千字奖金千元。二是九五年我回家卖文为生，虽然回家的目的是写不范之文，但不范之文市场欠佳，所以也不得不写些“范文”糊口，结果有一篇极臭的拙文就被编入上海市中学生作文辅导教材，选编者还编了练习题，要学生“体会”字词句篇之妙，令我哭笑不得。我必须声明，这两篇文章，我自己是决不会收入集子的。选编者如果征求我意见，我决不会同意把那篇拙文选入教材。当然，选编者事先没征求我同意，事后也没给我稿费。
针对极臭的“范文”能发表、得奖甚至选入教材，而不范不臭之文常遭退稿，我特地写过一篇《文章劣选法》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其实报刊用稿是文章劣选法，编教材也同样是范文劣选法。而报刊编辑也大多是范文教学法的流水线生产出的合格产品。
由于选编教材的标准，都必须“政治正确”，都必须符合“全面而正确”的辩证法，所选的范文都较缺乏个性，更缺乏思想锋芒。即便选入优秀作家的文章，也不是艺术标准第一，而是政治标准第一。因此伟大作家的最艺术的杰作，也会因为不符合政治标准而落选。而伟大作家的文章并非篇篇皆好，用政治标准来选范文，选入的大师作品，也可能极臭。语文本身没有成为语文课的目的，语文课成了把语文作为手段的政治课，语文教学被泛政治化了。因此模仿这种范文的作文，当然是屋下架屋，一蟹不如一蟹。在这种教育方针和教学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的头脑已经被“全面而正确”化了。所以即便高考作文命题不给论点，学生还是会写成“全面而正确”的作文。头脑是根本的，作文命题只是头上戴的帽子。头脑不变，帽子再时新也没用。头脑既然给标准化了，那么作文也必然是标准化的。所以个别天赋较高的学生也许文采斐然，举例生动，但只是“范文”而已。这种范文，可以像范进一样中举（也许“范进”的命名，意为“非范文则不能进学”），但不会有助于中国文学的繁荣。前不久报上刊登了今年的高考优秀作文，其中一篇阅卷者特别推荐的得满分的作文，我认为就是“全面而正确”的标准八股。如果我阅卷，决不会给满分。但这不能怪考生，责任在于教师，责任在于范文教学体制。教材不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如果教材好了，现在的“模范教师”们恐怕就不称职了。因为他们也是范文教学法的标准化产品。而且越是“优秀”，越是“模范”，就越是标准化。
全面与深刻，几乎是矛盾的，尤其是要求知识和思维能力极为有限的学生力争“全面”，那一定会把他们的个性棱角、思维活力全部扼杀。这种要求思想观点“全面而正确”的教学思想，源于根深蒂固的“一言堂”。任何一篇文章，都要力争一言定乾坤，把所有可能的异议都统一到这种“全面而正确”的观点上来。每个学生做任何一篇小作文，似乎都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应该“集人类智慧之大成”，这完全是荒谬的。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在某个极小的领域，也要由许多杰出思想家穷其毕生精力充分发掘并不全面但相当深刻的意见，随后才有可能由某个伟大思想家来一次局部性、阶段性的“集大成”（实为集小成）。以这样的乌托邦标准来要求身心幼稚的学子，无疑是缘木求鱼的极大愚行。这种愚蠢的教学思想，最终只能导致学生毫无思想能力，只会做四平八稳的社论和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
正是习惯了给论点，才会有抓阄“论点”然后辩论的大学生辩论赛（对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现象我已多次撰文加以批评）。因为我们的学生，早已习惯了给什么论点就替什么论点辩护。
我过去的学生也有考上大学中文系、新闻系的，如今也有做编辑、记者的，除了向我约稿，自己也要写文章。他们问我如何写出好文章。我的回答是：忘掉学校里学到的一切教条，广泛阅读中外优秀作品，然后别管任何人怎么想，按你的真情实感，随便写。
我从小不喜欢带论点的命题作文，后来又不喜欢叫学生做带论点的命题作文。现在我做了自由作家，最大的自由就是不写带论点的命题作文。然而许多编辑来约稿，经常是给论点的约稿，对此我一概拒绝。即便编辑许诺稿费提高百分之五十，我也断然拒绝，毫无商量余地。虽然稿费从优，对卖文为生的我不无诱惑力，但我宁可饿死，也决不挣这昧心钱。然而我是自由作家，可以拒绝写带论点的约稿，考生却没有这样的自由。因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大学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为此他们还有什么不肯干的？
总之，我并非不同意今年高考的作文命题有重大进步，但我认为教育必须深化改革，从教育方针、教学体制、教材和教学法抓起，否则的话，种豆是永远不会得瓜的。
民族文化的走向
？ 周泽雄
关心、议论每年的高考作文，早已是一种民族本能了，它反映出国人对民族文化走向的天然敏感。虽然区区一道高考作文题，本身并不具备指明民族文化走向的重任，但是，既然人们执意想寄托这份敏感，既然除高考作文题外又没有更合适的内容可以满足这一寄托，对它进行一番小题大作的焦点透视，也就没啥奇怪。不过，如果对可能得出的结论不过分夸大，那也不妨承认，透视一年一度的高考作文题，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玩味出若干有意味的时代文化信息。若有人愿意扎扎实实地对历年高考作文题进行一番专题研究，我相信也会收获颇丰。
民众（未必是考生）对高考作文题的本能关注，必然会给出题官施加相当大的身心压力，他们必须不断斟酌往昔，除了希望所命之题能使学生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能力──即“怎么写”──得到充分体现外，由于高考作文题习惯上受到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命题官还不得不对“写什么”这一并非同等重要的内容，火烛小心地予以把握。“怎么写”是技术层面的，“写什么”是政治、社会层面的，后者常被要求以能反映当代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为标准。比如，在最需要培养青年人勤奋品质的一九八0年（当时称为“八十年代第一春”），高考作文题是写一篇关于达·芬奇画蛋的读后感，让学生大引“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百分之一的灵感”之类格言，大举陈景润的例子；在当局认为环境问题有必要提醒国人关注的一九八四年，高考作文题也成了“向报社写一封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信”，等等。
笔墨当随时代，在高考作文题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充分。让九十年代的考生来做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作文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程度相当于让只会写白话文的当代学子参加一次古代科举考试。一九七七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年的作文是一篇名叫《心中有话向党说》的命题作文，今年的高考是一篇材料作文，让学生就“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发表感想。两者间的差距有多大呢？肯定不止二十年。也许我们只能感叹，过去的二十年，竟有着如此超常的社会阶段性容量，以至我们的心灵承受了太大的畸情和变幻。以往历史中从不曾有过第二个二十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心中有话向党说》，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命题呢？隔着二十年时空沧桑，现在我可以指出它是一种忠诚诱供，对庸俗政治的高昂兴趣（急切地变着法地想多听几声歌功颂德的甜言蜜语），已使它无视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本身特性了。与其说它是一篇作文，不如说是一篇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每隔一年半载就会嗡嗡写上数百字的“政治小结”。由于每位考生在参考前都曾接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