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②。翌年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高拱升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他数次主或副主会试，所撰科举示范文章颇见称道。但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几乎有所行遣。徐阶出面辩解，才使事懈③。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② 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列传·大学士高公讳拱传》。
① 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卷二六《谑语》。嵩为江西人，明代俗号江西人为腊鸡头。②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③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高拱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①李春芳虽早入阁，但对徐阶向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吏”。郭朴与高拱同时新入阁，且都由徐阶荐举，似应对阶更为谦卑。拱却言直如此，徐阶“拂然不乐”。高拱与郭朴又同为河南乡曲，“两人相与欢甚”，徐阶知后也不悦，因此芥蒂渐结。未几，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焦虑万分，遂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直庐时常偷偷回家与妻妾团圆。一次听说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庐内的书籍、器物等尽行取出。胡应嘉因此奏劾：“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②，“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③。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深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又是徐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增添了对徐阶的不满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与自己的门生、刚充当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与同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却对遗诏浑然不知，因而与徐阶构怨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仍居首辅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能平，在论登极、赏军事、去留大臣是否请上裁决等问题上，数与徐阶抗争，矛盾日趋表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路认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应。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无谴责言官，高拱越发生气，一次公开在阁中与徐阶舌战。高拱攻击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诘问之势汹汹。徐阶徐徐辩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背叛先帝，以遗诏让先帝自责是为先帝收人心。。。至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他反问高拱：“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顿时“颊赤语塞”①，打了个败仗。但高拱并不甘心，他以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当时徐阶正因遗诏复起世宗时被谪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拥戴，权势灼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集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另外极论齐康、高拱罪状，甚至群集阙下，吐唾辱骂齐康、高拱。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疾，遣行人护送。齐康则坐黜外调，郭朴不久也乞归回里。
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② 《明史》卷二一五《胡应嘉传》。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①“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②。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③，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④，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①。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②。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③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④。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②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③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④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①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② 高拱：《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
③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五。
④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①。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
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①。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②。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③，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①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②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①，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②。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③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①，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