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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萼、张璁初到京师，杨廷和党的势力尚盛，二人颇为孤立。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等勾结，阴谋扑杀桂萼和张璁。世宗通过厂卫侦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两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勋的保护。三年七月，由于礼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杨慎等人的煽动和要挟，发生了群臣在左顺门哭谏争礼的事件，世宗杖责诸臣，同时罢免了毛纪、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职务。世宗旋即任命赞议大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会同桂萼等齐集廷臣，议定兴王尊号，三年九月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由于桂萼和张璁密切配合，奋力抗争，他们的议礼主张得以实现，桂萼等终于通过议礼击败杨廷和集团，在朝廷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嘉靖四年，桂萼升任詹事，仍兼翰林学士。由于内阁首辅费宏的裁抑，桂萼和张璁虽列名翰林，却不获参与经筵，不参与献皇帝实录的修纂，不参与教习庶吉士等。费宏去职后，情况才有改变。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是年杨廷和余党借李福达案倾陷赞议大礼的武定侯郭勋，而欲牵连加罪于桂萼诸臣。世宗痛恶旧党借事罗织，尽换三法司诸官，以桂萼署刑部，张璁署都察院，方献夫署大理寺，重审李福达案。会搜查御史马录私书，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寺丞汪渊等密谋陷害大礼诸臣的私书被发现。贾咏引罪致仕，其他人则纷纷下狱候审。桂萼密承世宗风旨，认真审理此案，狱词颇详。该案最积极的策划者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承认犯了故入人罪，于是旧党利用李福达一案倾陷大礼诸臣的阴谋暴露无遗。桂萼等对该案进行判决，大略言李福达非白莲教，马录仇恨郭勋，构成冤狱，又列出了原来审理此案及与该案有关诸臣的罪过。世宗悉从桂萼所言，将该案编成《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①李福达获得释放，马录等论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边、削籍诸臣凡四十余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奖。是年京察，旧党犹借拾遗之例攻击桂萼，桂萼疏请斥逐杨廷和在言路的私党，实行科道互纠，世宗下令速举。于是京察和互纠罢黜科道十三人。是年旧党经过两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桂萼、张璁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赞议大礼的方献夫、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渐居要职，① 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四川蔡伯贯一案，奏称李福达实为白莲教魁首，请为马录、颜颐寿等平反，《明史》采其说，称“由是福达狱始明”（《明史·马录传》）。然而同时代的郭子章怀疑庞论（《国榷·嘉靖六年》）。支大纶亦不赞成庞论（《世穆两朝编年史》）。高拱、张居正坚持认为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修穆宗实录时，居正削去洗雪大狱的诏书和庞尚鹏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实录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卷十八）。
朝局人事焕然一新。
嘉靖六年九月桂萼改吏部左侍郎，旋升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明代尚书兼学士自桂萼始。任礼部甫逾月，迁吏部尚书，获赐银章两枚，文曰“忠诚静慎”、“绳愆匡违”，和内阁辅臣一样，桂萼获得了密疏言事的特殊权利。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八年二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创立一条鞭法桂萼执政后，发舒多年以来的政治抱负，革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积极主张均平赋役和清丈土地。桂萼久任地方，熟知下情，他悉心研究基层政权下的赋役之法，看到了业已推行的均徭法和十段册法的局限性。均徭法中的户等划分标准很不一致，户等一样，而实际丁产可能相去甚远；户等一样就要承担同等的差役。均徭法行之不久，它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再说十段册法，实施其法必须对各户丁粮作彻底清理，在此基础上均分十段，乃能奏效。然而此地十段和彼地十段的丁产仍很难一致，徭役的负担仍不均平。桂萼根据自己的经验，向朝廷提出了最新的赋役改革意见。嘉靖九年（1530）十月，桂萼进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黄册派定年份轮役的老办法，改以一省之丁粮供一省之役。时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的建议，规定了新的赋役征法：“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①根据桂萼的意见颁布的赋役征法奠定了“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桂萼在改革方面承续了赋和役合并以及化繁为简的趋势，把各种役目并为一项，按丁粮一次编定，俱于秋粮征收。桂萼的主张比同时代的十段册等改革完善得多彻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类赋役改革的总结。
同桂萼相先后，许多地方行政官员都推行了赋役的改革措施。万镗提出赋役的均平应“在县不止以里论，而当均于一县。在州不止以县论，而当均于一州。在府而所均当益广矣”①。万镗所论，限于一府，而桂萼提出了在一布政司范围内通融科派，均平负担。不难看出，桂萼创立了一条鞭的赋役征收法则，又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在朝廷中倡导实行，他比同代改革者高出一头，较之于顽固守旧反对赋役改革的前内阁首辅杨廷和，不啻霄壤之别。②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的发展，从两税到一条鞭法，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桂萼在这个变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桂萼的赋役改革实践中，均丈土地是改革的前提条件，桂萼极为重视均丈土地的工作。他认识到只有把欺隐的土地清理出来，登记入册，朝廷按丁产佥派徭役的原则才能切实贯彻，桂萼多次上疏，强调重新丈量土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在《进任民考疏》中指出：“臣闻仁政必自经界始，今之经界存乎版图。自正统末，天下吏阴坏版图，诸色田土散漫参错，难以检讨。”①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议》卷八《进任民考疏》。① 《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哈佛燕京学社排印本。
② 杨廷和为首辅时，曾拟旨反对役法的改革，见《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桂萼还提醒世宗，势家豪强总是反对丈量土地，朝廷要下决心，要由有关大员会议其事，订出实施措施方案，才能有效地完成清丈工作。土地一经清丈，版籍澄清，各种违法行为就难以掩盖。桂萼丈量土地的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均丈土地的意义为许多士大夫所认识，世宗朝郭弘化、唐龙、简霄、顾鼎臣都继桂萼之后，疏请核实田亩，均丈土地。据各种史籍记载反映，嘉靖年间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均丈土地的工作。
宦海沉浮桂萼还积极会同张璁，在嘉靖前期进行政治改革，肃清言路，加强都察院的监察职能，清理翰林院积弊，改变正德以来内阁控制翰林院以及内阁同六部结党营私的现象。桂萼还用世宗所赐银章密疏奏事，请“除百数十年弊习，罢还镇守”①，襄助张璁请撤除镇守内臣之举。
桂萼等大礼诸臣以议礼为手段取得政治权力，在论资排辈和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士大夫中，被认为逢君干进。许多重要人物赞成其议礼主张，但在政治上却同桂萼等人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桂萼等在朝中仍显势孤力单。此外，守旧派政治势力虽经打击，仍寻找机会向桂萼等实施反扑，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如羽林指挥刘永昌越位妄奏，硬说都督桂勇与桂萼同族，表面上请削桂勇兵权，实则动摇桂萼的地位。旧党甚至利用星变为言，阻遏改革。
桂萼和张璁在议大礼中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集团斗争的胜利，其后又锐意革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入阁后，桂萼与张璁逐渐失和，遭到夏言势力的攻击，而使大礼诸臣蒙受损失。在大礼诸臣中，有不少王学的弟子，如方献夫、黄绾等，桂萼和张璁反对程颐的濮议，对王守仁带有新倾向的学术思想持包容的态度。桂萼等执政后，推荐王守仁任总督两广兼巡抚。桂萼希望对两广土酋实现有效的控制，为明朝建立巩固的边疆和屏障，防止安南莫登庸的向北扩张。王守仁平定了思州、田州卢苏、王受的叛乱。为防止归顺的土酋复起叛乱，桂萼要求王守仁久任两广，责以抚处三年。会王守仁疾作，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下而径归。桂萼恶王守仁不奉行自己的靖边之策，两人关系恶化。王守仁死后，桂萼攻击王守仁并请申禁其学。方献夫、霍韬又各上疏替王守仁辩解，大礼诸臣意见各不相同，杨一清、陆粲乘隙攻击，八年八月桂萼和张璁一度被解职，遭受重大挫折。九年四月后被召回入阁，翌年正月引疾乞归，八月卒于家。赠太傅，谥文襄。桂萼著有《历代地理指掌》、《明舆地指掌图》、《桂文襄公奏议》。
①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密论四事》。
第三节杨慎青年入仕，宦途坦达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祖籍江西庐陵，六世祖避元末乱徙湖广麻城，再徙入蜀，遂居四川新都（今属成都）。祖父杨春，官至提学佥事。父杨廷和（1459—1529），成化进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1507）入阁，官至内阁首辅。杨慎正德三年（1508）会试下第，入国子监，拔历而事于礼部，尚书刘宇颇重之。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及至殿试，内阁首辅李东阳“密以制策题示”①，故杨慎“所对独详”，于是列名一甲第一，取得状元头衔。这次科场作弊，大概做得很秘密，一般人无法知晓，所以没有发生政治风波。再者杨慎毕竟不是胸无点墨，在京师颇有才名，故未引起人们訾议。日后事露，史家还是把此事记载下来。李贽《续藏书》记载说，京师民众称杨慎为“面皮状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称为“关节状元”。明代以来，实行八股取士，士子为应试而习时文，惟抄袭或揣摩程文以应试。明代科举答案限在永乐年间纂定的《性理大全》一书之内。成化中礼部右侍郎周洪谟奏请订正朱熹注“四书”、“五经”之误，宪宗以《性理大全》一书为天下士子“习学已久”为由，不准更改①。这种科举考试，不是造就人才，状元并非就很有学问。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即默默无闻，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文化等方面俱无大贡献。再有，殿试时一甲三人的名次确定，也有很大的随意性。科名高下，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不关乎才学的高下，状元亦非必是人才之冠。一甲状元，例以相貌端正或体貌伟壮者为之，许多文优而因貌寝被改变科第名次的史不绝书。如建文进士王艮廷试本第一，以貌丑屈为第二，遂以胡广为状元。有的掉换科第名次的原因非常荒谬，如万历进士朱国桢，以名同国姓，且似佳谶②，于是拔为第一。甚至因姓名所用字难认而被任意更换名次，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初拆卷，得第一名陈循，因与考官同乡，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第一，既而又以秸字难认，于是又改洪英为第一。有的纯出皇帝私意，如洪武十八年，本应黄子澄第一，“既启封，上自以梦故，用丁显为状元”，黄子澄反被抑为三甲进士。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皇帝梦中听见雷声，遂拔雷鸣为状元。不难看出，在封建专制的社会条件下，状元属谁全凭帝王及考官的意向。状元非必真才。
杨慎既中高第，例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巡行于宣、大、榆林诸边。杨慎上疏切谏，未成，称病归。
世宗嗣位，杨慎改经筵讲官。武宗崩后，佞幸江彬伏诛，中官为恶者或已服罪，而大珰张锐、于经以纳金银获免，杨慎借讲《舜典》之机，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元恶大奸，则无可赎之理”①。嘉靖二年（1523），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试考》。
① 《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减场解元》。
② 《万历野获编》卷一五《廷试》。
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廷争大礼，获罪遣戍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之争又起。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请世宗继统而不继嗣，继而提出伯孝宗而考兴献。杨慎之父杨廷和坚持己议，不赞成世宗改变初议，其在内阁封还御批四次，前后执奏凡二十余疏。世宗坚持召桂萼、张璁至京重议大礼。杨廷和无奈，致仕归去。在议礼一事上，杨慎完全站在其父一方，对张璁等的议礼主张大加挞伐。张、桂来京后，被擢为翰林学士。杨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②。表示不愿与桂萼、张璁等同列，并以请求罢斥己职相挟。世宗怒，切责杨慎等诸臣，予以停俸处分有差。逾月，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争议礼。当此之际，杨廷和虽已去职，其追随者皆居重位，如蒋灵、毛纪、汪俊、何孟春等，在他们的操纵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诸司等各部官员具疏，廷争大礼。世宗将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罢，杨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于众，要群臣跪哭宫门，给皇帝施加压力，听从群臣的意见。杨慎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①杨慎遂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拦阻散朝的百官，胁制众人跪哭谏争，并威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