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采取的是口头坚决执行的办法。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嫡系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 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做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和平共处”的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但是，当陈济棠站在筠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红军，正好是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粤军过不去。陈济棠仔细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兵力部署永远采取大军自北向南齐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算是完了。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
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了苏区，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除了陈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外，更重要的是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必求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中央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
陈济棠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向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的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必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不惜诚恳。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到达了筠门岭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了。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一直气氛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曾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哨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打越多，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就命令所有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
虽然红军与粤军事先达成了那份“粤军撤退二十公里”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粤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俘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粤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粤军”呢？——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
粤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时，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然后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冲去，在信丰大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了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正策马扬刀急驰在他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舞着的红军。这个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举着的马刀在月光里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那沉闷的“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二十五岁的红军师长洪超作战英勇无比，他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令军团长彭德怀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第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一走上阵地高处，枪声响了，阻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并穿越而过，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张锡龙已没有了任何气息。红军师长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二十七生日。
二十五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立即被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了。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作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防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
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中央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在全国的各大报纸上发布了悬赏布告：“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史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十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各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逐渐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
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湖南的唯一通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开始的。
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年仅二十三岁的一营营长曾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一营一昼夜间奔袭二百二十里，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参谋长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政委聂荣臻说：“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十一月一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是前面侦察排的战士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有胆子下来看看！诈诈唬唬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保堂看了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