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教师想在教室里装出与他为人迥然不同的样子，那是再糟糕不过了……我甚至有点儿羡慕阿勃罗西莫夫，他的母亲多好呀！我不小心把胶袋里的糖精弄撒了，她对我露出了亲切的、包含着安慰的微笑。她似乎说：别难过，没关系！这是常有的事。
夜里，我和河勃罗西莫夫躺在房间一角的地板上，母女俩睡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床上。阿勃罗西莫夫推推我悄声说：
“我也要求过上前线……他们不放我！”
他很想推心置腹地同我谈心，可我却假装睡着了。我哪有心思同他闲聊呢，这一天使我生活里发生了不小的转折。照这么下去，一直到战争结束，或许结束之后，我都得背着枪号1624968的马枪蹲在格卢哈雷村里喽。局长在告别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简短然而必须坚决执行的指示。我现在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全村居民，不受土匪搔扰，逮捕特务、奸细归案，协助地方政府等等、等等。“因此，”古潮说到这里，翘起一个指头，提高了嗓门说：“必须坚决捍卫法律和秩序。不容许有任何过火的行为，万万不可触犯苏联公民的尊严，讯问要有礼貌，……”
法律……一听到这个词儿，我总会回忆起民事登记处里那间光线暗淡的小房间。那还是战前很久的事了。有一次我和母亲去那儿拿出生登记簿里的抄件，那一天我俩着实被折腾得够呛。一个烟瘾特大的老太婆，上唇长着一抹黄色的短髭，抽烟抽得嗓子几乎象夏里亚宾①似的。她翻遍了一本本厚厚的、积满灰尘的簿子。“一切都得按法律办，”她唠唠叨叨地说，“一切都得按法律办”。从此，我就产生一种印象：法律就藏在厚厚的簿子里，搞法津就是同公文、档案、灰尘打交道。
【注 ①：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
顺便说说，老太婆翻了这么久，是因为她按照我父亲的姓来查我的材料，而我那时已经改姓母亲的姓了。父亲嘛是这样的，当时正是急风暴雨的年月，人们一会儿迁到东，一会儿迁到西，他也就这样找不到下落了……我的妈妈叫伊扎贝拉·卡佩柳赫。真怪，怎么会起了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嘛，姥姥肯定地说，妈妈小时候叫帕拉斯卡，可是，她迁到城里之后就成了伊扎贝拉了。这是过去的事了，算了。
……法律的捍卫者！和气、有礼貌。唉，伊凡·卡佩柳赫落到什么田地了呀。
早晨，我动身告辞的时候，阿勃罗西莫夫对我说：
“哦，我会去看望你的。到格卢哈雷去，听我说，你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这项工作对你来说是陌生的。我们到你们那儿去，总结一下‘小鹰队’的工作经验。”
“来吧，”我说。”你反正有枪呗……”
他把这句话当真了，他太倚重自己那把图托手枪了。我当时真该兜头把他臭骂一顿，让他要到遥远的格卢哈雷来看我的念头连根烂掉，可是我那时全神贯注地在考虑我自己的心事呐。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临走之前，阿勃罗西莫夫大声地说了一句。
他站在自己的家门口，随便地披着那件肩上有一道白印子的黄皮夹克，白衬衫领子迎风扑打着。
第五节
在回格卢哈雷的大道上，我碰到一个独眼老头子。他是送土豆到奥任去的，现在喝得醉醺醺的赶着空车回来了。他扯着嗓门在唱《年轻的加莉妮》。他那干瘪的身子，躺在垫在大车车板上腌 的空麻袋上，一上一下地跳动着。
“吁！”’他看见我之后，对那匹马吆喝了一声，“路上有个人，咱们捎个脚儿吧！”
他象好斗的公鸡那样闪动着那只独眼，即使他再缺个胳膊，短条腿，我也不会感到诧异。身上不缺什么的，都上前线了；村里剩下的，净是那些有资格上废品展览会的人。
“哪一边的呀？”老头子瞅了我的马枪一眼，问。
“你要哪一边的？”
“去！……”老头子伸出一个黝黑的指头，点着我说。
“咱们老百姓吓怕了。哪一边都一个样！填饱肚皮就行喽！”
“那好，你就别作声。要唱《加莉妮》，你到家里去唱。”
如果有哪一个土匪想查看一下是谁在大路上号丧，那么这枝马枪未必能够帮得了我的忙。我可不希望我这个新的前程一开头就断送掉；真是这样的语，那就会灭自己的威风。败坏侦察员的声誉。
从两边紧夹着这条沙土大路的树林，在我去了奥任之后仿佛变了个样子。虽然这一天天高气爽，可是这片树林却显得阴森森、黑洞洞的；自从我衣袋里一装上安全部奥任分局局长签发的工作证之后，自从我的肩上背起马枪之后，树林的性质就改变了。
我们沿坡而下，来到了英沙河的河谷。这儿松林不见了，换上了一片白杨林。白杨林五颜六色的，好象每一张树叶上都有人试过不同的颜色。白杨的叶子又厚又硬，色彩瞬息万变，仿佛不停地向你眨眼睛。我们波列西耶地区的人都不喜欢白杨树，说它派不了用场：既不能做木器，又不能当柴烧。可我倒一直很喜欢白杨林。少了它，咱们这片林区就会显得单调、乏味。白杨树是爱絮叨的，即使在无风的日子里，它也会摇曳树叶，嗡嗡私语。有它在身边，心里觉得痛快……
此刻，我竖起耳朵，倾听白杨树的沙沙声。即使大车轮毂发出的伊呀声，马蹄踏出的沉重的“笃、笃”声，也不能淹没树木的低声谈话，它们那悦耳的悄悄细语：“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前边是一片沼泽地，袭来一股股潮气和薄荷味儿。秋天的游丝在我的头顶上高高地飘悠着，在不大耀眼的阳光中闪闪发亮。大车驶上一条用圆木搭成的破烂便道。车轮轧在圆木上发着咚咚的响声，车身东倾西斜，吱吱扭扭，径直往英沙河的方向驶去。
这条英沙河上的便道，象一根烂纱线，中间折断了，仿佛把我的故乡格卢哈雷村同文明世界，同大大小小的城市隔绝开来。没有一辆汽车能够开过英沙河，因为通往河岸的几条大道都变成了沼泽地。战争爆发前，有段时期，便道用木梁支撑着，车身两侧装着煤气罐的吨半卡车，所谓“飞快车”，还可以在上面通行。战争爆发后，这条便道多次遭到轰炸，又有坦克履带的不断碾轧，弄到现在，只有独眼老头儿那种轻便大车才能通行了。
但是，即使是这种大车，到了鲍亚尔金泉水附近也陷了进去，不得不用肩膀把它推出来。狡猾的老头子只装出推车的样子，我只好多卖点儿力气。你总不能逢人就讲你那打过补丁的肚皮吧，这纯属个人的私事啊。
最后，陷在两根烂了一半的圆木之间的车轱辘又回到了路面上，大车又一颠一簸地往前驶去。我们过了便道，顺着不太陡的沙岸来到河边。这一段英沙河，在泛滥的时节，水很深，平常 水就能过得去。
老头子把马赶到河里，让它喝水，自己吹起口哨来。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搞，可在我们波列西耶地区要想让马泡在水里喝饱，总是吹口哨的。英沙河河面上，飘起了一层厚厚的白沫。我们就这样，在口哨声的伴奏下，在白沫的簇拥下，庆祝了渡河的盛典。这件大事应该牢牢记住：我跨过了一条虽然没有标记，但却很重要的界线。过了英沙河，我再也指望不上什么人的帮助了。那边既不能打电话进行联系，也没有一条象样的道路。
马儿鼓足了劲，把大车拉上英沙河那泥泞的右岸。再往前，大路岔开了，比较平坦的那条路，绕过一个沙丘，往左，直通一个名叫米什科尔齐的大村子。沙丘上，长着发蔫的小白烨和小松树，这是个设立观察哨的理想地方。这地形是我机械地、习惯成自然地发现的。
“好了，我要往左啦，”老爷子说。“您这位老总同志去哪儿呢？”
他的声音里有点儿委屈。两个人一块走了两三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尽兴唱好多心爱的歌儿，什么《年轻的加莉妮》呀，什么“罗申科”呀，还有什么“三株柳树”呀，可是我却不让他开口。
“哎，老大爷，”我从大车上跳下来，说。“你在这一带有没有碰到过土匪？比方说，就在这条路上？”
我不弄点儿情报，就放这个饱经世故的老头子白白走掉。岂不可惜。
“碰到土匪？”他那只独眼警惕地对我的马枪斜睨了一眼。“没……背枪的人倒时常碰得到，就象您这位一样。”
“在哪儿碰到的？在什么地点？”
“咳，这咋记得清呢？老头子的记性……瞧，您一下车，咱马上把您给忘了……”
于是他赶起车，往米什科尔齐的方向去了。不多一会儿，一阵歌声又传到我的耳鼓：“唉，加莉娅，年轻的加莉娅，你小时候不死，那是为啥？……”
此时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往后我同波列西耶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啊，复杂化了。在昨儿之前，我是他们的同乡，是谁个不知，那个不晓的骂人里手谢拉菲玛的外孙，来此地度假休养的伤员。我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同情，他们会跟我有啥说啥，谁也不会对我隐瞒什么。谁也不受我管辖，我也不受谁管辖。在村里相互关系构成的小金字塔里，我那块方砖放在什么地方，我心里清清楚楚。现在这块方砖抽掉了，小金字塔也倒塌了。
过了不多久，那支思念加莉娅的歌声在远处消失了。我背起背包，沿着落满松针的路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去。萨沙河到格卢哈雷大约有十八公里，前面是一片上百年的松林。我又回头一瞥：再见了，英沙河，再见了，奥任！再见了，沙丘，你这个矗立在无人标明的界线上的制高点。
不知是偶然巧合呢，还是有什么预兆，我走到沙拉耶小林，硬是停下来休息了。我顾不得再考虑什么土匪，就把马枪、背包往地上一扔，倒头躺在地上。这是因为，我不能长途跋涉：肠子开始作痛。痛得难受极了，仿佛身体里面有一副包着铁皮的沉重磨盘在研磨新长的嫩肉。
我躺在地上，磨盘渐渐放慢了速度，好象簸谷风车上的轮子在天晚风息时那样。我开始观察周围的一切。沙拉耶小林里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两边长着参差不齐的橡树。橡树叶子长得很牢，只是有点儿发黄。橡实落满一地，铺了厚厚的一层。夕阳的余辉快要消失了。被空气暖流送到高处的游丝，此刻又落到地上来了。我一把抹去脸上几根粘乎乎的柔软蛛丝。
一颗晚熟的橡实，正巧从我头上的那根树枝上掉了下来，“啪”地一声碰在马枪的枪筒上，立刻弹到一边去了。五月金龟子错把温暖的初秋当作了夏天，一下子都爬上了树叶。这些声响又使我警惕起来。这些声音似乎包含着一种警告，唤醒我去回忆一桩重大的事情。
是那只倒毙的狍子的一大滩血渍吗？是那两双军用皮靴留下的足迹吗？不，不是……我打量了周围那些枝叶茂盛的大橡树，它们象大山压顶似的悬在我的头上。它们的树梢还染着一抹桔黄色的霞光，可是下面纵横交错的粗壮、沉重的树杈，已经黑黢黢的了。傍晚的潮气和叶子腐烂的霉味，一阵阵朝我袭来，枝上的一颗橡实，又“啪”地一声落了下来。
我抬起头，只见我的头上有一根黑糊糊、烧焦的大树杈。看来，这株橡树曾经遭过雷击，但它又复活了，绿油油的嫩芽又遮盖住黑糊糊的灼伤。只有这根弯曲的树杈，象猛禽的利爪一样，从枝叶中伸了出来。
看到这幅图景，我才想起来了。什捷勃列诺克！他就是在沙拉耶小林，在离这条大路不远的地方被吊死的，兴许就吊在这根树杈上吧？我对什捷勃列诺克不太了解。有一次，他来检查过我的证件。什捷勃列诺克的脸色忧郁，胳膊挺长，不时地咳嗽。有人说，他活不了多久了。他确实没活多久就死了，但不是好死的。他的脖子上被套上了铁丝做的绞索，被吊死在这根树杈上。
不能说格卢哈雷人对他的逝世感到巨大的悲痛。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人们对于死亡已经习已为常了。而主要是，什捷勃列诺克是外来人，他是特地派来协助“小鹰”波佩连科的，因为“小鹰队”，有个任务是同酿私酒作斗争，而波佩连科在这方面有点差劲儿。私酿酒的酒香，特别是小麦酒的酒香，会使他失去自制力和那股子勇气。话得说回来，即使波佩连科没有这个格卢哈雷村居民认为可以原谅的毛病，他反正也对付不了当地酿私酒和贩私酒的人，因为他们同他非亲即故，什么干爹干妈、教父教母、儿女亲家等等、等等，所以才从波列西耶的白俄罗斯那一面，从沼泽地带的那一边派来了这个什捷勃列诺克。
显然，吊死什捷勃列诺克的，并不是憋着一肚子怨气的私酒贩子。私酒贩子们可以赌咒发誓，赌打摆子、闹热病、发伤寒、以及得各种少见的绝症，甚至见不得人的脏病，但是决不是他们套的绞索。套绞索的是惯于干这种勾当的林中土匪，不久之前的伪警察和讨伐队。
看来，就在这片沙拉耶小林里，除了与我几乎素不相识的什捷勃列诺克找到自己的归宿之外，也要决定我的命运了，因为我将要继续完成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
我又朝那根黑糊糊的大树杈望了一眼。它仿佛弯得更低了，显出一付张牙舞爪的样子。我本能地把马枪拖到身边，打开保险。一阵凉爽的薄暮微风，掠过小林，吹得那坚实的橡树叶子发出了短促的沙沙声，又有几颗橡实掉了下来。远处，有一株小橡树。一只黑秃鹫在它那干枯的树梢上落了下来。这是波列西耶地区一种最令人厌恶的不祥之鸟。它象坏了的扬声器，吱吱叫了一阵子，就攒动翅膀飞了起来。如今在我们这片树林里，这种黑秃鹫特别多，它们老是在打过仗的地方飞来转去，查看仓促堆起的前线坟墓有没有被雨水冲开。
过了一会儿，背包合着我那忽高忽低的脚步，在我的背上一上一下地跳动起来，夹在我腋下的那枝马枪，枪口直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