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
琴是托北京体委的运动员带回上海的。电报通知我到火车站去取。我找了老同学的女儿梁行陪我去。我们提着琴走出月台后，我给她7分钱让她坐15路电车回家。等她走后，我才提着琴走回家。我人矮手短，感到琴越拎越重，路越走越远……最后是三步一停，两步一歇。足足走了4个钟头才把手风琴搬回家。4个月后才把借的200多元还清。陪我去火车站的梁行，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我们谈起这些往事时，她还印象很深地说：“当时我还搞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看着我上了车你才肯走。”说真话，我只愿苦在心里，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让人烦恼的琐事。
汤沐海有了手风琴，既可以作曲，又可以练习演奏。朱践耳先生曾经多次奔波，想推荐他去上海歌剧院拉琴，没有成功。但汤沐海记恩在心。1993年，他路过上海时，特地将朱先生的曲谱带到芬兰演出，宣传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1974年，汤晓丹参加新《渡江侦察记》摄制组，我三天两日去找局党委副书记杨琪华，要她帮忙把汤晓丹被扣发的工资尽快发还给我，我要用那笔钱为儿子买架钢琴。结果，我抢在汤晓丹前面领了钱，因为钱到他手上，工宣队要逼他全部上缴。
钢琴抬回家了。儿子高兴得每天练习。我却一日两次受盘问、挨批斗，但我不在乎。为了儿子，我什么屈辱都可以忍受，什么苦难都可以承担，因为我是妈妈。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招生，汤沐海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作曲专业录取。后来学校挑了两名学生专攻指挥，汤沐海就是其中一位。
自此，我的小儿子汤沐海正式步人音乐殿堂。作为母亲，我才感到转了个大圈子，我的最初愿望才慢慢在实现。这是全家四口人默默地相互信赖、互相鼓励、相德以沫、共度艰难换来的。
这时，似乎所吃过的苦都化成了甜。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相继跨出国门
相继跨出国门
汤沐黎、汤沐海年龄相差不到两岁，相继跨出国门的时间也相差不到两年。不过是弟弟先行。
1978年，汤沐海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后留校任教，正碰上政府第一批招考留学生。我们全家都支持他勇于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十几年前虽在初中时学过一点英语，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与强者比赛，大家心里都很担心。于是主动采取措施。饭桌上，休息时，日常生活，都改用英语交谈。那时我的大儿子还在上海，不仅以自己流利的英语带动他，还为他请了外语学院的教授个别辅导。他的初中英文教师薛兰芬得知学生要参加出国考试，也来家里帮助复习。汤晓丹30年代在香港积累的英语也起了作用。再加上汤沐海本人的聪明、刻苦，填鸭式的教和学还真起作用。汤沐海进步很快。最初几天不停地反问“WHAT IS THIS？”后来逐渐对答自如。他的父兄都暗自高兴。
我每天准备好饮食，将门反锁，避免外人打扰。海海风趣地问：“妈妈，碰到火警怎么办？”
“我的儿子在屋里用功，火舌串到家门口自会熄灭。”
我回答很轻松，心里也确实感到太冒险，不过没办法。考试那天，我不让他骑自行车，防止背词走神出车祸。我陪他去考场，上了公交车后才对他说：“你自己用功吧，下车时我负责叫你。”沐海哈哈笑道：“这不成了小时候去托儿所吗！”我回答：“对，儿子再大，在妈妈眼里，有时候还是小孩。”
考场在华东师大。我们去得并不晚，但那么大的草坪上已到处是静静用功的人，有的还拿着厚厚的英语书在细读。沐海能否考上，我心里着实没把握。他进考场以后，我一直等在外面。与我同样心清的人不少，他们三三两两交谈。我没有心思参加，只感到心跳特别快。
可能由于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招考出国留学生吧，大家都在摸索经验，结果只定了分数线，合格者都被录取。
笔试分数线：50分（汤沐海的成绩54。5分）
口试分数线：3分（汤沐海的成绩3分）
汤沐海被录取了。不少同龄朋友增加了信心，表示“明年一定报考”。我的大儿子一向稳重，笑着说：“明年分数线说不定要提高到80分呢！”汤沐黎的预计不错，他就是第二批出国人员考试时以文化部系统考分第一——“88分”被录取的。
汤沐海的最后一关是体格检查。我们都认为他健壮得像头小公牛，准合格。没有料到医生说他心动过速。他急了，连说：“不可能，不可能。”医生问他：“早上吃什么早点？”“一杯咖啡，两个荷包蛋，两片面饼。”沐海如实回答，医生才笑笑说：“那你明天早上不要喝咖啡来复查。”
原来是我这个妈妈缺乏生活常识，让他喝了咖啡去检查，差点害了他，为此，我自责了好久。
大儿子汤沐黎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也碰上第二批招考出国留学生。他当然报考应试，也合格录取。他的走有了弟弟的经验，周折少多了。因为英国方面根据汤沐黎的成就和英语水平主动给了他亚非拉学者奖学金，他主动提出在国内不添置任何东西。这当然是体谅做父母的刚为弟弟花了大笔钱。本来，沐海也不赞成我买太多东西，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买，比如托人到广州去买台最新式的SONY录音机就是让他在路上都可以不间断地学音乐，为他多添衣物是为了使他的每月600马克助学金能用于听音乐会或看歌剧演出……总之，为了打下扎实的学习基础。
说实话，作为母亲，我不给大儿子添些东西心里很不平衡，经过他的再三劝阻，我才听了儿子的话。比起社会上有些兄弟，争着要父母的钱财，闹得父母兄弟失和断情，我的儿子显得格外高尚。
敢于竞争
汤沐海到了慕尼黑音乐学院后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专心攻读上，深受同学和老师赏识。正巧柏林要举办卡拉扬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他正好符合条件，他的导师赫尔曼教授也极力推荐。沐海办妥报名手续领到了参赛邀请通知和比赛曲目。虽然可以任选其中熟悉的参赛，但他想回国全部实习一遍，所以写信回家，看我是否有能力为他支付来回机票费。我合计了一下，折合人民币8000多元。那时的条件比起当年买手风琴时好多了，至少我开口向人借，人家相信我能还。所以我让他用人家托他买中国工艺品的马克买来回机票。我用人民币买了东西带回去。
那时，有的东西用外汇买既便宜又可挑选，用人民币只此一样，给什么拿什么。我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大包小包地搬，来回步行，因为我必须省钱。即使口干，两眼发黑，也忍着回家再喝白开水。除了买东西的钱外，为他排练的舞蹈学校乐队的几百元冷饮费也要我负担。我想8000多元都付了，几百元就顺带支付罢了。其实我看了一下收款名单，每人每小时2角钱，有的人只来一次即上午2。5小时才5角钱。但是人数很多，除乐队人员外其他行政人员也在内，7个上午共付400多元。上海音乐学院出于照顾，没有收排练场租和电费，这减轻了我的负担。我至今仍很感激。
沐海带着丰收的喜悦回到慕尼黑，临近比赛时才接到通知，比赛延期一年，邀请通知有效。能在正式比赛前赢得一年时间，对汤沐海来说十分有利，所以他更分分秒秒抓紧时间熟悉参赛曲目总谱，透析作品内涵。
餐馆老板的友惰
慕尼黑有家中国餐馆，老板也是从上海去的。对在那里留学的中国人特别友好，欢迎他们去打工，除付报酬外还免费供应一顿可口的饭菜。英俊潇洒的音乐学院留学生汤沐海从不去打工，老板很奇怪，忍不住打听原因。有人告诉他：“汤沐海呀，不是练琴、看谱，就是去了音乐厅……”
老板选了周末去沐海的宿舍，见他正在屋里用功，笑着问：“别人都到我的餐馆打工，你怎么不来？”
“我太忙了，没有空打工。”沐海顺口回答。
老板急了，脱口而出：“吃饭总得花时间呀……”
老板拉着他去餐馆吃了一顿丰盛的中国饭菜。以后老板宴请从上海去的剧作家黄佐临时，还请汤沐海作陪。老板成了他的好朋友，将一架望远镜送他，请他转交汤晓丹拍电影外景时用。汤晓丹拿到望远镜后，用它望远处时说：“以后拍大场面的战争片用得着。”这位老板回上海探亲，通过上影化妆组的小马还请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原来他的餐馆要开分店，回上海请厨师，许多学了烹调的青年去应聘，那顿晚餐所有的菜都是他们献上的绝招。我的儿子通过绘画和音乐闯世界，别的青年也通过自己的技艺跨出国门。这是改革开放带给青年们的希望。有志者事竟成。
比赛场上的风波惊动卡拉扬
汤沐海经过一年多的认真准备，胸有成竹地走进比赛大厅，他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举起指挥棒的时候戏剧性的风波就悄悄掀起了。中国有句老话叫“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这在汤沐海的际遇中得到证实。
第一轮比赛结果，汤沐海考分第一，理所当然进入第二轮。
就在第二轮比赛开始前，苏联评委突然提出：
“汤沐海已超过比赛年龄，不能继续参加比赛。”
当时评委除卡拉扬外还有6名，3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音乐家，另3名则为苏联和东欧代表，苏联评委意见受到东欧代表支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评委则认为，比赛延期造成的超龄责任不应由汤沐海本人负，认定他应该继续进入第二轮，汤沐海本人也不愿退出。
双方各执己见，只好请卡拉扬出面裁决。卡拉扬住在萨尔茨堡，按惯例只在颁奖时才到场。听到比赛场上出现分歧，他立即乘自己的直升机赶到柏林，准备看汤沐海的第二轮比赛。进入第二轮比赛的共10人，其中有位水平不错的苏联参赛者。
第二轮比赛抽签，汤沐海第一号。一曲终结，汤沐海的考分仍然遥遥领先。卡拉扬根本没有到场。
原来卡拉扬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要先游泳，到现场时就晚了。苏联评委看到汤沐海又是考分第一，气势汹汹地宣称要带着东欧代表退场。他们的想法，只要赶走汤沐海，那位苏联参赛者就稳拿冠军。事情越闹越僵。
卡拉扬这位最高权威冷静地作出决定：
第二天决赛时间推迟，他要单独先看汤沐海指挥。曲目由汤沐海自己定。
汤沐海接到新安排通知，心里有点紧张。一个音乐学院的留学生为了参加国际性的比赛，要惊动世界指挥大师卡拉扬，这不仅是人生少有的奇遇，也是世界乐坛上的一件罕事。那一夜，他太激动了。如果卡拉扬同意他继续参赛，摘取桂冠十拿九稳；如果相反呢？汤沐海不敢往下想。
第二天，汤沐海按时到了比赛场，除乐队外，评委席上没有人。稍后卡拉扬到了。这位大师主动走近汤沐海与他亲切握手，同时间：“指挥什么曲目？”
汤沐海认真回答：
“按比赛规定的《柴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
“OK！”卡拉扬在离汤沐海不远的地方坐下来。那时汤沐海根本不晓得它是卡拉扬的拿手曲目，没有思想负担，正像中国古语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汤沐海指挥结束后，还沉浸在乐曲的悲论中，卡拉扬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轻轻走到汤沐海身边，热情主动地伸出手，紧紧地握着这位年轻指挥滚烫的手说：“很好，确实不错。”
汤沐海激动地望着站在他面前的和蔼可亲的大师。卡拉扬恢复了平静说：
“比赛中出现的争执没有必要发展下去，那只会伤感情。看了你的指挥，我有个想法，你不要参加比赛了，我有两个安排，第一你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后到柏林来跟我学两年，驻团学习和工作。我会写信给中国政府要求延长你的学习期。我不收弟子了，你是例外。”
汤沐海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唯恐漏掉半个字或者领会错了意思。卡拉扬继续深情地说：
“我的第二个打算，邀请你在明年演出季节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正式套票音乐会。”
汤沐海如梦初醒，这时才明白了卡拉扬对他的器重。这给他带来的荣誉和幸福，那是得了第一名大奖也无法比拟的。
那次指挥比赛，第一名空缺。这是卡拉扬这位大师的巧妙安排。
于是，欧洲的新闻媒介以“卡拉扬的关门弟子”这一醒目标题宣传中国留学生汤沐海。记者们提问不断，汤沐海作了如实回答。报纸上登了汤沐海的大幅照片和答记者的话《祖国更需要我》。
汤沐海以自己的智慧、勤奋和魄力，树立起中国留学生的特殊形象。这正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一贯希望，汤沐海的来信却谈得很简单：
“妈妈，比赛成功，我很高兴。首先想到的是妈妈，没有您的自幼关怀，我很难有今天。妈妈，我很感激您这位好妈妈……”
在以后的许多次答记者问时，我的小儿子汤沐海总会说上几句“我的妈妈……”这是做母亲的最大幸福。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钢琴家伯恩斯坦（BERNSTEIN）到慕尼黑工作一个月，也点名要中国留学生汤沐海协助他。当然伯恩斯坦是看到报上宣传才提出的。评论家们说“卡拉扬和伯恩斯坦是当今世界乐坛两大对立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有人说他们的学术观点是“死对头”。幸运的是这两位大艺术家都同时对汤沐海寄以厚望。中国有句老话：“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何况汤沐海跟随伯恩斯坦整整一个月呢。
汤沐海努力多看、多听、多问……手脑并用忙求知。伯恩斯坦热情随和，不仅对沐海的提问乐于作答，也主动坦诚地透露自己有许多抱负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