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坚持一贯的意志坚强、决策果断、锋芒毕露、独断专行的作风，素有“铁娘子”美称。她之所以在英国政坛备受好评，还因其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且力图以个人之力成为日渐沉沦的“日不落帝国”的救世主。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她还是冷战的急先锋，苏联媒体曾称其为“冷战斗士”，还有“西方制度的卫道士”之称。
□“铁娘子”往谈判桌上一坐，才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跟邓小平一打交道，才发现邓小平是一个态度坚决非常执着的人。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交往，让人们难忘的自然是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当这个英国的“铁娘子”来到中国的时候，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面前“跌了一跤”，尝到了失败者的无奈。
因此，在本文一开始，请先看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录的几段文字，看看她是怎样追忆和描述在中英谈判过程中她和邓小平的交往的———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１８４２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９月２３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治安排达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３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币汇价大跌。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由此可见，撒切尔夫人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对邓小平的钦佩之情亦真心中肯。
那么他们之间的故事到底如何呢？那还得从香港说起。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１８４２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１８５６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６０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１８９８年英国人趁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２００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９９年，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期满。
因这三个条约均为侵略战争的产物，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所以中国人民和历届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承认这些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曾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的问题。１９４３年，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在战胜日本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借问题。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因忙于打内战，协议又被搁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此前暂时维持现状。
到了７０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国际上投资者日益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态度在地产业投资上最为突出。因为地产业的投资受租借期的很大限制。而租借期日趋迫近就使投资者愈来愈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不仅使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且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英国政府做出了这样的一种估计：“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去减低１９９７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８０年代初期至８０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
因此，１９７９年出任英国首相兼首席财政大臣的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很大。随着１９９７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政府不断派代表来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于是，解决香港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肩头。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2）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英国首相希思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是他们的事情了。”
决定让“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在１９７７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邓小平这次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一次的亮相与以往大不相同。这次他是以一个足球比赛的观众身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而且与香港有缘。
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能容纳８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里举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队出场比赛，这对中国球迷来说也是第一次。当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体育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８万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鼓掌长达１０多分钟。邓小平复出了！或许邓小平选择在香港足球队比赛中亮相，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年青时就曾５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情，可以说是念念不忘。那５次，邓小平大都是为了革命辗转路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遵义会议之外，恐怕没有哪一次会议像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有着决定性之意义。有人说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没错！７５岁的邓小平把１９７９年元旦称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并且他还把这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三是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一天，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还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紧接着，２０天之后，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出访美国。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
早在１９７８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领导小组，并同时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务，由廖承志任港澳办主任。
而邓小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主要谈判和决策者之一，和英国领导人很早就有过密切接触。
这就还得说一说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国保守党领袖，１９７０年出任英国首相，１９７４年后多次访问过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尤其和邓小平交往比较多，情趣也比较相投。中国和英国是在１９５４年６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１９７２年在希思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下野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在一次会面时，邓小平跟希思聊天说：“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运动员。”希思笑着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一个是体育运动员，一个爱打桥牌。”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
邓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这次会谈中，领导人最后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１８９８年租给他们的，租期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期满，到现在还有２４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指着坐在不远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８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希思为了香港问题专门再访中国。此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会见了他。这一次，希思是以民间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他要在英国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即将讨论解决香港问题之前，先行一步来摸摸中国的底。
会见中，希思回顾了１９７４年５月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１９９７年，还早呢，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５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时间紧迫。这次希思有些着急了。实际上比希思更着急的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是最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朋友，邓小平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也交不了账。”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来管理香港。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早在３年前就已经明确地表达过。
那是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第２５任总督麦理浩。麦理浩是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第一位香港总督。可见，他背负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麦理浩，是很熟悉中国的。对于这次来访，英国政府极其重视，外交部专门进行了研究，赋予他一个特别任务：试探中国领导人对１９９７年香港归属问题的态度。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８日，麦理浩先后在广州、北京与有关领导会谈时，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试探“气球”———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香港新界９９年，将于１９９７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以后继续租让。
在２９日会见邓小平时，麦理浩赶紧抓住机会，一定要把问题谈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题，问邓小平：“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８年了，许多投资者开始为这个问题担心。作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和阁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邓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语地答道：“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