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候作些调整还会有。我们现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时也要作些调整。”
邓小平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就改。”
邓小平还赞扬基辛格倡议建立了“美国—中国协会”。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它的目标是明确的，相信它会为推动中美友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辛格说：“成立美中协会的目的是促进美中友好，推动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鼓励美商到中国投资，美中友好关系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自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包括共和党的总统和民主党的总统都在朝这个方面继续努力。因此，我可以说，美中关系是一种永久性的关系。”
邓小平和基辛格博士有记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９年的１１月１０日。
此前的１１月６日至９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１１月９日，邓小平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的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第二天，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美国政府的前国务卿，成为邓小平退休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而当时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这天，邓小平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基辛格一走进会见大厅，邓小平就迎上去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当着几十名记者们的面，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那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听到基辛格说他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笑了，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当基辛格问邓小平中国将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问题时，邓小平回答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
基辛格看着邓小平这个可爱的中国老人，说：“你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后来，基辛格在同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谈话中对邓小平作过这样的评价：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粮食富余国。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并且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作为邓小平会见最多的外国人之一，基辛格博士对邓小平的评价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而邓小平这个１８岁时在法国投身中国革命，并很快成为“少共”的积极分子的中国青年，在法国承担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为机关刊物《少年》刻蜡版工作。那时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刻蜡版，干起工作来浑身是劲，并因此赢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称号。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正是为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友好事业，促进世界和平，这个戴“油印博士”帽的职业革命家和基辛格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并以其求实的品格赢得了美国博士的尊敬。
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是，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退休前后，分别在１０月３１日和１１月１０日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前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客人，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这一前一后是不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出于人为的安排，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想到的，那就是这次会见中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找到共同利益。”
作为中美关系之船“起航”的“领航人”，邓小平在世界和平发展史上刻下了他不朽的名字。
第二部分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1）
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
———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
据说，有人曾经在白宫的一个外交使节的宴会上提了一个问题让与会者回答———在美国，每天都必须要和总统在一起说话的人是谁？
有的人说那当然是第一夫人，有的人说是总统的厨师，有的人说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甚至还有人说是总统养的小宠物等等。但答案都不正确。那这个人是谁呢？
最后，还是白宫的一个服务生无意中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作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几乎每天都要把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的情报进行整理向总统汇报，并提出不同方案和对策供总统参考，在白宫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担任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１年美国卡特总统执政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前，他曾在约翰逊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班子里干过两年，他因发表《大失败》一书，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全面攻击而在国际反共舞台上声名大噪，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论家，因此还得了“鹰派”代表人物的称号。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他又回到大学讲台，却提出了一些“鸽派”的理论。因其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是在东欧出生，又对东欧和苏联以及美苏关系问题有着成功的研究，使他成了美国权势集团上层人物的座上宾。他的简要明了地从世界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迅速概括成决策方案的能力和善于总结形势而提出口号的能力，也深受美国政治领导人物的欣赏。此间，在缅因州的东北港避暑的布热津斯基，与美国著名的大财团的总经理兼董事长、不久前又刚刚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戴维·洛克菲勒在其西尔港庄园，一见如故，成了一对密友。由此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最上层银行和企业巨头组成的一个组织———就是著名的“三边委员会”。这个“三边主义”就是布热津斯基的发明。
再后来，经可口可乐公司的保罗·奥斯汀推荐，戴维的提名，经布热津斯基的同意，还未当选美国总统的卡特才得以成为“三边人”的。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在组成政府班子成员时，首先就请教布热津斯基。而且卡特还对他说：“还在我刚进‘三边委员会’的时候，心里就想，要是我能当总统，我就请你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希望布热津斯基“帮我一把”。而布热津斯基也毫不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荣幸！吉米，你决不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的。”卡特也的确公开对记者说：“我有了最优秀的顾问！”
像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担任此职务后，因其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坛上闻名遐迩。
□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驻美联络处秘密表达访华愿望。卡特单独秘密会见布热津斯基，并给予“特别授权”，表明“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建立外交关系”。
□布热津斯基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上月球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１９７８年４月，对吉米·卡特来说，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或许就是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了。他已经内部秘密决定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施战略报告，建议中美建交时间为“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卡特觉得，中国人将每年的１月１日叫作“元旦”，是吉祥的开始的含意，中国人会很喜欢这个日子的。而离这个日子不到８个月了，美中双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除障碍和分岐吗？美方的“最低限度”方案已经调整为：要中方接受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安排。这是建交谈判的核心基本点。中国能接受吗？没有人能知道。结果会怎样？为此，他曾授意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带着这个“最低限度”建交条件回北京去作一些试探，设法将美国的这一想法准确地传递给中国人，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些美国人可以接受的回应。可是，伍德科克为此使尽浑身解数，能做的都做了，仍然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回应。或许只有派出总统特使飞赴北京直接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沟通这一条路了。因为时间紧迫，时年（１９７８年）的秋冬，国会大选之后，正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时机窗口”，这是一个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国会正在休会，由于刚刚经历人事调整，反对派力量相对薄弱，很难立即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这个“时机窗口”从秋天一直开到１９７９年１月中旬新一届国会开会之前。如果不在１９７８年内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等到明年国会开会之后，这个“窗口”就会因为两个因素的限制而关闭：一个是与苏联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一旦达成后，争取参议院的批准势必是一场战斗；二是１９７９年将是总统大选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应付总统大选，而这时必须考虑党派斗争和国会可能对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责。
而作为布热津斯基，自然不愿意放弃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使其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杰出人物一样，他曾多次敦促总统改善美中关系。而早在１９７７年的１１月３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设宴为即将回国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饯行时（当时卡特总统对黄镇和记者们说：“由白宫出面为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饯行，在美国外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黄镇完成了自己担任该职５年半期间的最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当众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的口头邀请。其实，这也是布热津斯基在此前授意他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向韩叙提出了“希望中国领导人邀请他去北京访问”的。而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建议卡特让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这次黄镇的口头邀请，就是中国政府对布热津斯基的重要回应。布热津斯基自然暗自心喜，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自然受到了作为国务卿的万斯的强烈反对，并为此爆发了争吵。
然而当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４日国务卿万斯的北京之行，在中国碰到了“邓小平的钉子”，没有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何协议的时候，布热津斯基自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该他出场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６日，华盛顿正式通知北京，布热津斯基接受了邀请，具体日期待定。４月２６日，白宫宣布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日期定为５月２０日。这就表明卡特总统开始准备迎接他在外交事务的决策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挑战。
５月１２日上午，布热津斯基按照惯例工作程序，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呈递最新简报，在介绍完最近２４小时内世界各地的情况后，起身告辞时，卡特让他留下来，说：“兹比格纽，你等等，我想和你专门谈一下你访问北京的事情。”
等布热津斯基坐下来后，卡特就说：“我已经想好了，希望能加快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你此次到了北京，如果看准了情况，你就可以见机行事，抓住机会，把关系正常化推进一步。我给你特别授权。”
听到总统如此的决断，布热津斯基顿时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说：“这太好了！”
卡特继续说：“你见到中国的领导人，就说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但是中方也须同意美方的两项基本条件：其一，美方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中方不要加以驳斥；其二，美方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好，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办。”谈话后，布热津斯基立即在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的协助下，将总统的这次谈话整理成有五页纸的书面指示，呈交卡特审阅，请卡特签字，以作总统授权依据。
但卡特并没有马上在此份书面指示上签字。他准备开一个会，给几个要员通气。５月１６日上午，卡特总统亲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布热津斯基即将进行的访华事宜。往常总统召开这类涉及外交事务的政策会议，通常都是万斯先作发言。这次，大家也像往常一样，先看看万斯。万斯则坐在沙发上，一反常态，默不作声。
卡特知道万斯由于自己的意见未得到采纳，心中不高兴。于是，卡特就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