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 第1部分

　　　　　　中美关系的“领航人”　　　　
　　　　　　———邓小平和卡特　　　　
　　　　　　美国第３９届总统吉米·卡特？熏因为任职期间毅然决然地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成为继尼克松之后，最受中国人民欢迎的美国总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日，卡特出生在佐治亚州普兰斯小镇的怀斯医院，其祖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内战时期的军人，堪称军人世家。在２０岁的时候，卡特服役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常规潜艇“鲳鱼”号，曾到过中国青岛。２９岁时，因为父亲去世，他退役回到农村继承父业，种植花生，开始了艰苦的“折磨”人的农场生活。但十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在母亲、妻子和弟弟的帮助下，他们拥有了３１００英亩的土地、３处房产和公司股票，资产总值５００多万美元。卡特成了被人们称许的了不起的“普兰斯镇的卡特”。竞选总统之前，卡特在３８岁时当选为参议员，４６岁时就当选为佐治亚州州长。在１９７６年的总统竞选中，美国一家有名的报纸称亚特兰大之所以出名有以下五个原因：一是已经不存在的三Ｋ党，二是可口可乐，三是善于做成大满贯的桥牌名家鲍比琼斯，四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写的名著《飘》和大名星盖博与费雯丽主演的经典电影《飘》，第五个就是种花生的“乡巴佬”卡特竞选美国总统。卡特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４日获得民主党提名，１１月２日在大选中获胜，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日就职。卡特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步行的方式走进白宫就职的美国总统。　　　　
　　　　　　　　　　
　　　　　　□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飞赴美国。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如此隆重地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１９７８年的１２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华盛顿时间１２月１５日晚上９时），对于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中美这两个东方与西方的大国在长达３０年的隔绝之后，终于在一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走到了一起：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影响世界和未来的重大消息。而比这个消息更加惊人的消息是，邓小平还将访问美国。　　　　
　　　　　　刚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１９７８年“世界新闻人物”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消息一公布，暗杀的警报就从大洋的那一边不断传来。台湾的、美国的特务组织声称要“给一点颜色看看”，还扬言已经收买“意大利枪手”，“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领导人出访上中国是有过成功的经验和像“克什米尔公主号”总理专机爆炸的惨痛教训的。为了邓小平的安全，中美双方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美方甚至还派出了“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进行前期的专门考察。而此时作为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在听说中方只派７名安全人员到美国来时，不禁吃了一惊。后来他又听到中方同意把邓小平访美的安全责任问题交由美方负责，更令他受宠若惊。他感到这是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信任，既受感动又感责任重大。他明确指示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小平的安全，要动用各方力量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邓小平的安全“万无一失”。　　　　
　　　　　　这天晚上，正下着雪。还从未与邓小平见过面的卡特，夜不能寐，尽管中美建交的谈判一直是由他和邓小平两人亲自全程掌握的，但那感觉似乎有“遥控”的味道。虽然在北京任职的伍德科克（后来的第一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建议他访问中国，但卡特已经做出决定：“在中国的一位最高领导人对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正式访问进行回访之前，我不准备去（中国）。”眼看着邓小平就要来了，但邓小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夜深人静，卡特仍在仔细阅读美国情报专家们为他准备的厚厚的一份对这个能在政坛上奇迹般再生的政治家的分析材料。他知道邓身高４英尺１１英寸，在中国也只算是一个小矮个。其中一份材料上说，在１９７５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毛泽东的几个提议时，毛泽东要求不同意的人站起来。邓小平真的站起来了。据说当时毛冷冷地瞟了邓一眼，开口说：“因为我没有看见有人站起来，提议全体通过。”而邓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在三次打倒后又三次重新站起来，这种大起大落在许多西方评论家的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仅如此，卡特在３个星期前就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甚至包括国宴的菜单也不放过。美国国务院则发出了多达２０００余张的特别记者证，以使两国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最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　　　　
　　　　　　邓小平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３０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而且邓小平把这个日子选择在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大年初一（北京时间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这一天可是吉日良辰，新年的第一天嘛！万象更新。或许邓小平是有意这么选择的吧。　　　　
　　　　　　因此，在欢迎仪式的致辞上，卡特又特地加上了一句颇有宗教意味的话：“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他甚至为加上这句话而感到满心欢喜。为了准备和邓小平会谈，卡特还对电视记者发表了专题谈话，为的是在中国广播。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他的这个电视讲话曾经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他在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们一见面就认出了他。他为此感到很高兴。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下雪的天气突然放晴了。湛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白宫南草坪旁的树丛上还挂着雪花。第一次在有着一百七十九年历史的白宫门前与美国星条旗并排飘扬的五星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夺目。而在７年前的这片土地上，竟然连五星红旗的印刷品都很难找到。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就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大会第２６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即２７５８号决议）之后，代表蒋介石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当天降旗之后，联合国大厦门前第２３根悬挂中国国旗的旗杆，却整整空置了６天，因为联合国秘书处在纽约全城四处寻找，竟然找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后来有的说是从印度驻联合国使团的一本印度出版的《世界知识手册》里，有的说是从联合国的某个华裔职员贡献出的自己在法国巴黎旅行时购买并秘藏的一本北京出版物上，才找到了五星红旗的印刷样品。这样直到１１月１日，一面和其他成员国国旗一样尺寸的长１．８米、宽１．２米，用尼龙材料做成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升起来了。但据说这面五星红旗做得仍然很不标准，旗帜上的那颗大五角星和四个小五角星的比例和排列位置不是我们的比例，很不规范。但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据美联社常驻联合国总部记者威廉·奥蒂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共产主义中国的五星红旗，今天（１１月１日）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起。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颇有意思的是升旗的是两个美国黑人：２４岁的威拉德·博迪和２８岁的乔治·鲍德温。”１１月８日，新华社记者高梁以代表团秘书的身份率领中国先遣小组到达纽约后，把从北京带来的标准的五星红旗交给了联合国礼宾司官员，此后，中国人自己制作的五星红旗在联合国高高飘扬。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前，中美这两个国家的“敌对”隔绝状态是个什么样子。中国在美国被“妖魔化”，中国的出版物被美国当局当成“敌国宣传品”。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１０点整，白宫迎来了它来自东方的最尊贵的客人。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陪同邓小平和夫人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宾礼台。军乐队奏响了中美两国的国歌，鸣礼炮１９响。接着，邓小平和卡特并肩走过长长的红地毯，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显然，邓小平享受着政府首脑的礼遇。由于当时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是中国的副总理，因此美国的记者大发感慨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如此隆重地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１９４６年，丘吉尔访美时受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二战”已经结束、丘吉尔已经卸任首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当时，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访问节目，其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密如蚁群的私人轿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但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但邓小平的情况却与此截然不同———他富有传奇般的政治经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其实，访问美国，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夙愿，毛泽东曾多次表示希望到“美国一游”。在抗日战争时期的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就曾对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和他最喜欢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谈过，他愿意为促使美国在中国抗战后的和平民主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飞赴华盛顿拜访罗斯福总统。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罗斯福没有下定决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也表示愿意到美国密西西比河里游泳。据说，毛泽东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丝夫妇时，也都曾半认真半玩笑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对邓小平来说亦是如此。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第７次访华团时，就对竹入义胜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我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去。只有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我们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在国际事务上，我只要完成这件事就可以见马克思了。”邓小平认为，这关键取决于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的决心了。还说：“中日关系正常化一秒钟就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就可以解决。”　　　　
　　　　　　而对邓小平来说，这也是他第二次到美国。第一次到美国是在１９７４年４月，当时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６次特别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全场轰动。整整两年之后，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销职务，中国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而这次访美，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进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国内，他要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外，他在寻求和平友谊之外，还要寻求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在１９７９年前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不仅通过本土、而且还利用蒙古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构成“Ｃ”形包围圈，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邓小平知道，要遏制苏联的霸权主义，靠自身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力量是不够的，也要借助西欧、日本，还有美国的力量。这或许正是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飞越太平洋的真正目的。　　　　
　　　　　　据说，大年初一这天，北京的天气很冷，一大早就下起了小雨。早上８点，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前来送行的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耿飚等一一握手告别，并在拥抱了他的小孙女后，登上了波音７０７飞机。按预定时间，飞机将于８点３０分起飞。送行仪式结束后，飞机在跑道上徐徐滑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气象部门传来上海虹桥机场有大风大雨天气的预报，能见度下降到１公里以内，根本不符合飞行起降的１．５公里能见度标准。飞机不能起飞，而李先念等领导人仍站在那里向已经滑行的飞机挥手。怎么办？有人建议让李先念等领导人回屋内与邓小平一起休息，等起飞条件符合了再搞一次送行。看着窗外风雨中送行的老战友们，邓小平觉得不能让他们一起在这里等下去了，就说：“我们的飞机先滑行出去，让他们都离开后，我们在跑道上转一圈，再回停机坪来等候。”等送行的人们走后，邓小平说：“我们就不下飞机了。”等了半个多小时后，上海方面的消息说，气象条件还不够。但如果再长时间这样等下去就会影响既定的访美行程。怎么办？一方面是领导人的安全，一方面是第一次访美的计划安排不能取消。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下了命令：“起飞！”　　　　
　　　　　　 专机飞临上海后，能见度仍然只有１公里。而上海是必须要降落加油的地方，要不然就没法飞越太平洋。再说，还有两个美方派来的空军飞行员要在上海登机领航。飞机在经验丰富的徐柏龄机长稳健地操作下徐徐降落了。可就在轮子放下快接近跑道的时候，徐柏龄发现有一只轮子偏出了跑道之外，如果这只轮子落到草地上，飞机就会出现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即将着地的一瞬间，徐柏龄迅速将飞机拉了起来。第一次降落失败了。大家更为小平同志担心。但小平同志系着安全带，非常沉着。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徐柏龄镇静自如地操作着第二次降落。这一次，终于成功了！飞机原定在上海停留１个小时，但由于天气原因耽误了时间，飞机加满油后，邓小平就要求机组抓紧起飞赶路。经过１５个小时的飞行（中途在阿拉斯加的安科雷奇空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