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回想起来，或许我那时不够雅量，所以无法接受她们，然而她们实在是愚蠢；她们所挑选的工作也是愚蠢的：她们大部份都担任家庭会计的工作，记着自家的日常糊涂帐。
我的事业并没有多大的进展。房子及家具都已卖掉，总数正好够还我们的债而已。而且，我也没找到自己的‘标竿’，其实我并不真的需要‘标竿’！我确信，只要我到处寻找冒险刺激，它就会在途中与我相遇。这是我的学说：人总是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我的学说就要被证实了。
那是一月上旬，正确的日期是一月八日。我去与一位女士面谈没有谈成而返。她说她需要一位随身秘书，然而事实上她所需要的，是能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年薪仅二十五镑的清洁妇。在彼此压抑住的不快之下分手后，我走上艾吉威尔路（面谈的地点是在“圣约翰林”中的一幢房子），经过海德公园，到圣乔治医院，在那儿我走进海德公园角地下火车车站，买了一张到格罗塞斯特的车票。
一上月台，我便走到月台的尽头。我想看看车站外往城中街的方向，那两个地道之间是否真的有路闸及出口，以满足我那好探究的头脑。我傻乎乎地发现自己是对的而感到高兴。月台上没多少人，而在月台的尽头，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子。当我走过他身旁时，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我最无法忍受的是防蛀丸的味道！这个男子的厚大衣上就有着浓烈的防蛀丸味。然而大部份的男人都在一月之前便开始穿上冬天的大衣，到现在味道应该已经消失了。这个男子在我一边，站在靠近地道的边缘。他似乎迷失在某种思绪中，因此我能毫不得罪地注视着他。他身材矮小，脸孔深褐，有着蓝亮的眼睛及一小撮胡须。
“刚从国外来的，”我归纳：“因此他的大衣才有这种浓烈的味道。来自印度，不是军官，否则他不会有胡须。也许是茶农。”
这时，那位男子转过身，似乎是要沿着月台往回走。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目光移向我身后的某样西，霎时脸色大变，一种恐惧的扭曲，像是遽逢巨变一般。他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似乎在躲避某种危险，忘记了他所站的地方是月台的尽头而跌了下去。电轨发出了显明的闪光及破裂声。我惊慌大叫了起来。人们跑了过来，两位车站职员不知从那里跑了出来控制现场。
我惊惶过度地站在原地，像根木头一般地无法动弹。一部份的我为这遽然发生的不幸事件所震撼住，而另一部份却冷静而毫不受情绪影响地，对如何将男子的尸体从电轨上移回月台的方法感到兴趣。
“让我过去，我是医务人员。”
一个蓄着褐色胡须的高大男子推开人群，走过我身边，俯身检视尸体。
当他检视的时候，令我奇怪地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不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最后，医生站了起来，摇摇头。
“像僵尸一般，没救了。”
我们都向前挤过去，一个悲伤的行李员高声说：“往后退好不好，有什么好挤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掩目后转，奔上阶梯，走向电梯口。我觉得太可怕了，几乎要呕出来，我必须赶快出去透点新鲜空气。刚刚检查死者的医生就在我的前面。这时一具电梯正要关门上升，而另一具电梯已经下降，他快跑过去，在他奔跑的时候，一张纸条掉了下来。
我停下捡了起来，追赶他，但是电梯门就在我的面前关住，我被留在外头，手里拿着那张纸条。等到第二具电梯升上街道时，我已失去了他的踪影。我希望他掉的纸条并不重要。我开始拿起来看。那是半张便条纸，上面有用铅笔写的几个潦草的数字及文字。原迹如下：
１ ７，１ ２ ２ 吉而摩登堡
（原书缺）
表面上看起来，这当然没什么重要性。然而，我仍犹豫着没把它丢掉。当我拿着这张纸条站在那儿时，我很不舒服的捏捏我的鼻子。又是防蛀丸的味道！我将纸条凑近我的鼻孔，没错，纸条上有一股浓浓的防蛀丸味。那么——
我小心地摺好纸条放进皮包里，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想了很多。
我向佛莱明太太说，我在地下火车站目睹了一件恶心的意外事件，觉得很不舒服，想要回卧房去躺一躺。她慈祥地坚持要我先喝一杯茶。喝过茶后，我便可自便了，我开始要进行我在回家途中构想的一个计划。我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使我在看医生检视尸体时，觉得不对劲。首先，我像那具尸体一般地躺在地上，然后用长枕垫来代替我，然后尽可能地回忆，模仿医生的每一个动作及手势，我终于明白了。我跪坐在地上，对着墙壁皱眉头。
当天的晚报上有一小则报道说，有一个男子在地下火车站里死去，警方怀疑到底是自杀或意外事件。这使我的义务变的明朗化，而且佛莱明先生在听完我的叙述之后，也同意我的看法。
“无疑地，你该去作证。你说没有人像你一样，近的可以看到整个事件的发生？”
“我感觉到身后有人走近，但是我无法确定——而且，不管如何，没有人像我这么接近。”
侦迅会开始了。佛莱明先生安排带我去参加。他似乎怕对我来说，那将是一项可怕的考验，而我不得不向他隐瞒我内心的泰然自若。
死者经验明为卡统先生。他的衣袋里只有一张房地产经纪商的证明书，让他去看靠近马罗一条河边上的一幢房子。证明书上写着的人是“住在罗素饭店的卡统先生”。饭店的柜台说这个男子在前一天到达，并以卡统先生的名字订了房间。饭店的登记卡载明：卡统先生，庆伯利，南非。显然他是下船后直接去到饭店的。
我是唯一目睹整个事件的人。
“你认为那是意外事件？”法医问我。
“我敢肯定。某样东西激起他的警觉，然后他即盲目地后退。”
“但是，是什么激起他的警觉？”
“这我不清楚。但一定有某样东西。他看起来像遭受到强烈的惊骇一样。”
一个迟钝的陪审员暗示说，有些人非常怕猫。那个男子很可能看到了猫。我不觉得这是聪明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似乎为陪审团所接受，他们显然都急于回家，而且很高兴能证实那只是一件意外，而不是自杀事件。
“我很奇怪，”法医说：“那位检视死者的医生并没有来作证。那时侯应该记下他的姓名及住址，没有这样做实在不对。”
我暗自微笑。关于那位医生，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为了执行我的计划，我决定明日去苏格兰警场。
但是次日早晨带来了一件意外消息。佛莱明夫妇带来了“每日公报”，那天“每日公报”出尽了风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继底下铁事件之后
空屋发现被勒毙女子
我急急地看下去：“昨天在马罗的‘磨房’有一项惊人的发现。空无一物的‘磨房’是尤斯特士·彼得勒爵士的房产，而在那一度被认为跳下海得公园角车站，掉落电轨自杀身亡的男子口袋里，发现一张探看这幢房子的证明书。在房子楼上的某一房间里，昨天发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被勒毙。她被认为是外国人，但至目前尚未证实，警方说已有线索。尤斯特士·彼得勒爵士——‘磨房’的所有人——他正在里维耶拉避寒。”出品：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专区（christie。soim）褐衣男子
第四章
没有人前去证明死去女子的身份。侦讯结果揭露了以下的事实。
一月八日午后一点钟刚过，一位穿着华丽、略带外国腔的女子，走进骑士桥的房地产经纪商——巴勒及巴克先生的办公室。她说她要在靠近伦敦的泰晤士河畔租赁或购买一幢房子。经纪商给了她一些特出的房子资料，其中包括“磨房”。她留下了她的名字——卡斯蒂娜夫人，住址是瑞兹，但是证实结果那儿并没这个名字的人，而饭店的人也认不出那死者的身份。
尤斯特士·彼得勒爵士家园丁的太太，詹姆士太太，是“磨房”的管理员，住在面向大路的小屋里。她作了一番正词。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一位女士去看房子。她拿出房地产经纪商给她的证明书，詹姆士太太照一般惯例，把房子的钥匙交给她。“磨房”跟她住的小屋有一段距离，他通常不跟来看房子的人一起去。几分钟之后，来了一位年轻男子。詹姆士太太将他描述为身高、肩宽，有着古铜色般的脸孔及明亮的灰眼睛，胡须刮的很干净，穿着褐色的衣服。他向詹姆士太太解释说，他是那位女士的朋友，本来要一起来看房子，但是途中在电信局稍作停留发一封电报而迟到了。她指引他到“磨房”去，然后就没在去想这件事。
五分钟之后，他再度出现，把钥匙交还给她并解释说，那房子恐怕不适合他们。詹姆士太太每看到那位女士，但是心想她可能先走了。她注意到的是，那位年轻男子似乎为了某种原因而显得十分不安。“他看起来就象是见到了鬼魂的人一样，我以为他生病了。”
第二天。另一位男女去看房子，发现尸体躺在楼上的一间房间里。詹姆士太太认出了那具尸体，就是前一天来看房子的那位女士。房地产经纪商也认出了那就是卡斯蒂娜夫人。法医鉴定那女子死去已二十四小时左右。每日公报遽下结论，认为地下铁车站出事的那位男子，勒死了那位女士，然后自杀。然而，由于地下铁车站的死者是在两点钟死亡，而那为女士在那天三点种的时候，还好端端的活着，照逻辑推论，那两个事件应该是毫不相干，而那死去的男子口袋中所发现的看房子的证明书。仅仅只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巧合而已。
一项“为某一不知名的人所蓄意谋杀“的裁决回覆下来， 警方（以及每日公报）奉命搜捕那”穿褐色衣服的男子“。由于詹姆士太太肯定在那位女士进入“磨房”之前，里面没有任何人，而且那天下午，除了那个可疑的男子之外，没有任何人再进入那房子，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那位男子便是谋杀不幸的卡斯蒂娜的凶手。她是被一条坚实的黑绳子所勒死，而且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勒住，因此没有机会喊叫。她所携带的黑色丝质手提包里，有一本写的满满的记事本，一些零钱，一条洁净漂亮的花边手帕，以及伦敦的头等回程车票。没有什么可提供做线索的东西。
这就是每日公报所刊载的详情细节，而他们每天所叫喊的就是“搜捕穿褐色衣服的男子”。平均每天有五百个人写信给“每日公报”说，他们已找到了那个男子，而有着褐色脸孔的高大青年们暗自诅咒，因为他们的裁缝已说服了他们订做了褐色的衣服。地下火车站的事件，被认为只是巧合，而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褪。
那只是巧合？我不太相信。我是有点偏见——地下铁事件是我个人钟爱的秘密——但是对我来说，这两件死亡事件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连。两件事件中都出现一位脸孔晒的褐黄的青年男子——显然是住在海外的英国人——而且还有其他的相关连处。由于考虑到这些其他相关连处，最后迫使我采取一项紧急的步骤。我出现在苏格兰警场，要求见负责“磨房”事件的人。
他们对我的要求考虑了半天，因为我误闯入了“遗失雨伞案件”的部门。但是最后我还是被引进了一间小房间里，见到了米陀探长。
米陀探长个子矮小，有着一颗生姜似的头，以及我认为的特别暴躁的脾气。一位同样穿着便服的随员，毫不碍眼地坐在一角。
“早安，”我紧张地说。
“早安。请坐。我知道你有一些你认为也许对我们有帮助的事要告诉我。”
他的语气带着好象我所要说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意味，我的脾气被激起了。
“你们当然知道有关一个男子在地下火车站死亡的事，嗯？那个人口袋里有一张探视马罗同样那幢房子的证明书。”
“啊！”探长说：“你是在侦讯会上作见证的那位贝汀菲尔小姐。那个男子口袋确实是有一张证明书。其他有很多人也有——只是没死掉而已。”
我鼓起力气说：
“你们不觉得奇怪，那个男子口袋里没有车票？”
“丢掉车票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我自己也掉过。”
“而且也没有钱。”
“他裤袋里有些零钱。”
“但是没有记事本。”
“有些人并不带记事本这些东西。”
我尝试另一个要点。
“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医生后来就没再出现过？”
“忙碌的医务人员很少看报纸。他也许已经忘掉了整个事件。”
“事实上，探长，你是决心不起任何疑心。”
我娇嗔地说。
“呃，我想你对奇怪这个字眼有些太感兴趣了，贝汀菲尔小姐。年轻的少女都是浪漫的，我知道——对神秘一类的事物特别感兴趣。然而由于我是一个大忙人——”
我接受他的暗示站了起来。
这时，坐在角落的那个人谦和地说：
“探长，也许这位小姐愿意简单地告诉我们她对那事件的看法？”
探长觉得这个建议可以接受。
“好，过来，贝汀菲尔小姐，不要觉得我得罪了你。你问了问题也作了暗示。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脑子里所想的。”
我在受伤害的尊严及急切想表示我的看法之间挣扎了一番。结果受伤害的尊严一边失败了。
“你在侦讯时说，你确信那不是自杀事件？”
“是的，我确信。那个男子受到惊吓，是什么令他那么恐惧？不是我，而是某一个正沿着月台向我们走来的人——一个他认识的人。”
“你没有看到任何人吧？”
“没有，”我承认。“我没转过头。然而尸体一被抬上月台，很快就有一个人自称是医生，挤过来检视。”
“这并没什么不寻常之处。”
“但他并不是医生。”
“什么？”
“他不是医生，”我重复。
“你怎么知道，贝汀菲尔小姐？”
“这很难说。战时我曾在医院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