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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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天-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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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成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营,另有海军陆战队一千二百余人。共有火炮六十二门。
  俄军两万人。司令为李涅维奇中将。由俄国的欧洲地区及东西伯利亚的驻军第二、五、六、七、九、十、十二、十五等八个步兵团、九个骑兵连、六个炮兵连等编成。加上附属人员,共约两万三千人,随带火炮四十四门。
  日军两万二千余人。司令为山口素臣中将。主力是步兵第五师团的第九旅团(辖第十一、四十一联队)、第二十一旅团(辖第二十一、四十二联队),加上临时配属的步兵第十二联队,总计有五个步兵联队。另有骑兵第五联队、野战炮兵第五联队和第十六联队下辖的第一大队、工兵第五大队、辎重兵第五大队,以及临时派遣队的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工兵中队。还有海军陆战队三百余人以及其它附属部队。共携带火炮五十八门。
  美军五千八百余人。司令为沙飞上校。由美国本土及吕宋岛驻军编成三个步兵团(第九、十四、十五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及一个炮兵连。另有海军陆战队约一千人。共携带火炮三十门。
  意军两千余人。司令为伽略尼大校。由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排、一个辎重兵排编成。另有海军陆战队六百余人。共携带火炮四门。
  奥军三百人。司令不详。主要是海军陆战队一个营。
  八国联军中,除日军第五师团是整建制外,其余多系临时抽调编成。出兵较多国家的军队,一般均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铁道兵、舟桥兵等兵种,还有电信队、汽车队、医疗卫生队(或野战医院)、野战兵工厂、粮秣供给队、氢气球队(英军和法军)、杂役队等勤务分队。
  八国联军开始没有联合指挥部,作战时通过司令官联席会议分配任务。联军在北犯之前就酝酿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因各国为争夺总司令一职相持不下,一直拖到1900年8月17日才勉强同意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迟至9月下旬才到达天津。
  侵华联军都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比较精良的步机枪和火炮。其中步枪的口径在六毫米半至八毫米之间,射程为两千米左右,枪重不超过五公斤,单兵可携一百至一百五十发子弹。机枪主要有马克沁、哈齐开斯、勃朗宁等,射程为两千米左右,每分钟发射四百至六百发子弹。火炮大部为中小型的野战炮和攻城炮。所有枪弹炮弹均使用无烟火药。各国军舰的攻击力、防御力、载重量、舰速、机动能力和续航距离等,比以前均有很大提高。
  三、清朝的军事概况及兵力部署
  甲午战争以后,清军总数虽逾百万,但能战之兵不多。其中有早已形同虚设的八旗兵二十六万人和绿营兵近六十万人,战斗力很差的勇营、练军十万八千余人,淮军三万余人,以及北京城内的神机营、虎神营等。北洋舰队覆灭后,海军没有恢复起来。戊戌政变后,慈禧为了加强京畿防御,委派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即奏请编组武卫各军。“以武毅军驻芦台为前军,甘军驻蓟州为后军,毅军驻山海关为左军,新建军驻小站为右军,别练万人驻南苑为中军”①。武卫五军共约六万人,武器装备优于其它各军,编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各兵种,初具合成军队规模。此外,清政府还命湖北提督张春发招募十营,编成武卫先锋左翼,江西按察使陈泽霖招募十营,编成武卫先锋右翼,以便声援京师。
  武卫各军及淮军、练军主要装备近代枪炮。这些枪炮一部分直接购自国外,一部分由汉阳兵工厂及江南制造局用进口原料仿制。主要有毛瑟、马梯尼等步枪,克虏伯、格鲁森、阿姆斯特朗等厂生产的火炮以及仿制的中小型火炮。这些枪炮的射速、射程等主要技术性能,与侵华联军同种枪炮相差不远,但因枪弹炮弹大部分使用有烟火药,杀伤威力较差。
  战前,在直隶、京津地区建筑的津榆、京津、芦保等铁路已经完工,可以用来调运军队。除铁路外,北京至天津、大沽、保定、山西、宣化、张家口、承德等地,都有质量不等的道路相通。此外,从通州至大沽,还可以经北运河、白河(今海河)运输兵员、军械、粮饷。同时,这一地区各府、州、县城之间,都有有线通信线路,并可与全国不少省城联系。全区各地还普遍设立了邮政局。所有这些,对于清军的兵力机动和改善作战指挥提供了条件。
  战争爆发前夕,在直隶、京津地区的清军共有十一万三千人,其配置如下:
  北京地区约六万五千人。荣禄自统武卫中军三十余营一万二千九百四十人,驻南苑;尚书衔武卫后军总统董福祥部二十个营六千七百八十六人,原驻丰润、玉田一带,6月10日后调驻北京东南郊;奕䜣部神机营二十五个营一万四千余人,载漪部虎神营十四个营八千六百四十人,分守北京各城门;此外尚有八旗、绿营兵两万余人,驻北京城内。
  天津地区约两万五千人。直隶提督、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部三十四个营(队)一万五千零七十人,驻芦台、开平一带;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十个营四千七百五十人,驻大沽、天津等地;总兵李安堂部淮军五个营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驻北塘、圣头沽一带;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六个营两千五百人,驻天津;工部侍郎、武卫右军总统袁世凯率七千余人去山东后,余部三千余人驻小站。
  山海关地区约一万四千人。总统武卫左军、四川提督宋庆及会办武卫左军、浙江提督马玉昆部二十五个营九千八百零六人,驻山海关内外(6月17日后,宋庆、马玉昆部奉命陆续赴津);淮军总兵吕本元部五个营两千五百人,驻山海关一带;八旗兵马步千余人守山海关城。
  保定、正定、大名府等地驻有练军十六个营,约五千五百人。
  宣化、永宁、古北口、热河(今承德附近)一带,驻有练军十一个营三千二百余人。
  此外,清廷又于6月中旬谕令各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星驰赴京,听候调用,并令马玉昆、张春发、陈泽霖、袁世凯等迅速统兵来京;同时,招募民团、乡勇及一部分精壮义和团员,编练成军,以增强北京和天津的防御力量。但是,各省督抚接到谕令后,或借故推诿,或行动迟缓,真正应命前来参加勤王作战者寥寥无几。
  转一些东西(佛的信徒请闭眼)
  书友问蘑菇是不是在乱解佛经;这个问题不好解释;其实佛经本来就是后人按照理解出来的;说起来;也是后人编出来的;既然和尚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但是蘑菇可以保证莫问天里所有历史事件都有根据;佛经只是一条线;穿起来的是对信仰的理解。 
  从小就被灌输各种信仰;但看的书多了才忽然想到;所谓信仰其实是当权者手中好用的工具而已。有句话说的最贴切;求佛不如求己。
  去年在一个基督教网站与人打擂;说起人的原罪;这是蘑菇最瞧不起上帝的地方;既然上帝能用大洪水杀死全世界的人;欠帐就是上帝;人们信仰一个双手沾满人类血液的刽子手;为什么?只为了那一句上帝造人?;莫名其妙。 
 
 
 
  
 作品相关 转贴一
 
  佛和受虐狂
  佛教传入中国后衍变成青、黄两教,在中国大行其道,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 
  前几天一个山友在雪宝顶出事了。事关生死的问题,佛教自然不愿意落后。大家在思考,“一个凡人;平常之时可以想你所想为所欲为;当你面对死亡;或极端痛苦时;你能保持一个平常心么? 
  ”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保持住这个平常心呢?佛可以吗?一冲忍不住讲讲佛家关于人生的看法。
  释迦牟尼对人生的看法就是人生就是苦,一辈子都苦,苦海无边。释迦牟尼总结了人生八大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要命的人们都要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今生来世永远在痛苦中挣扎。只有修行佛教,才能脱离六道轮回,摆脱痛苦。释迦牟尼还讲了人生的真谛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行无常的意思我感觉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比较相似,说事物的发展是朝着熵增的方向发展,最后都是走向毁灭的。诸法无我说的就是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独立实体,否认的物质的存在,认为四大皆空,色就是空。你要是信了他说的话,就会认为人生种种痛苦都是贪爱执着的意念产生,“自我”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痛苦呀。总的看来,一冲认为佛教是消极的处世之道,对人的学习工作都没有多大好处。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儒家的哲学和处世之道,尤其是儒家的知命尽力、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佛教进入中国时就是因为这些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而受中国人排斥的。后来是佛教很聪明的吸收了一些儒家的思想转变成了中国的禅宗才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比如说普渡众生的理论就是在中国吸收中国哲学后产生发展的。释迦牟尼当年都是师徒相传,不管众生的。还有那个地藏菩萨发的宏愿,“地狱不空不成佛”,简直是佛教版的墨子兼爱篇,一冲猜这绝对是后来中国人给他安上的,印度那边根本没这节目。
  再回到面对极端痛苦的问题。在佛教中,当面对极端痛苦的时候,就是修行的最好时机。在藏传佛教中有一个翻转法则,类似于道教的物极必反。比如佛说禁欲,根据翻转法则,修行者就乱交,与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去交,到达极限后自然翻转,达到修炼的目的。这也是欢喜教的理论基础。同样的,苦修者也是根据翻转法则尽量折磨自己,通过极端的痛苦来到达修炼的目的,来提高自己的境界。所以对一个合格的修佛者来说,面对死亡;或极端痛苦时一般都会保持一个平常心的。
  但是一冲对这种平常心是不以为然的。弗洛伊德曾经对受虐狂做了解释,“当人面对无法摆脱的痛苦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成幸福,用这种方法来到达解脱,这样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了。”仔细看看,这种解释和藏传佛教的理论是不是很象呀。哈哈,这样说来,很多佛教信徒会恨我的。他们口传身教的密宗修行大法被我说成了一个正常人到受虐狂的转变。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那句话,“生活就好象被人强奸一样,如果你无力反抗,就只能闭上眼睛去享受了。 
  ”能做到这点,是不是就算修炼到了一定层次了? 
 
 
 
  
 作品相关 转贴二
 
  “使日本香巴拉化,是使世界香巴拉化的第一步。参加这一行动的人,将积大德而入天堂。” 
  ——麻原彰晃(Shoko Asahara)
  1955年麻原彰晃出生于一个多子的日本家庭,他的双眼几乎失明,所以他上的是盲人学校。他想上东京大学未成,就潜心研究亚洲医学和瑜珈术。1978年他结婚,后共有六个孩子。1984年他组织了第一个宗教团体。1986年麻原彰晃来到印度,他延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询访佛教寺院。在此他找到了他所追求的:“我尝试过许多宗教修练法,道教,瑜珈,佛教,把它们揉合进我的修练法中去。我的目的就是精神上的大澈大悟。后来我只遵守佛教的法则,在喜马拉雅山的神圣环境中,我大澈大悟了。” 
  回到日本后麻原彰晃将他的修练小组改名叫“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此时麻原彰晃的世界观后是大乘佛教的“慈悲为怀”:“我不能忍受自己在极乐的大澈大悟中,而别人仍在苦海之中。我想牺牲自己,拯救生灵,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要想佛祖释迦摩尼那样。” 
  但麻原彰晃的心中始终念挂着喜马拉雅。1987年2月,他来到印度见到了十四世达赖。此二人很可能在1984年就曾会面,当时达赖受日本Agon…Shu宗教组织的邀请来到东京,麻原那时还是此宗教组织的成员。据称十四世达赖在此会见上对麻原说:“亲爱的朋友,日本的佛教已经颓废了,如果这样下去,佛教就会在日本消失。你要在你的故乡传播真正的佛教,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你明白佛的心意。你去做这个工作,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你也帮助了我的工作。”然后达赖还用圣水祝福麻原。两者建立了师徒关系。(麻原的说法现在自然不再被达赖所承认) 
  事实上两者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此后他们还会过五次面。就在毒气事件刚发生以后,达赖还在一次对记者谈话中称麻原为“一个朋友,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后来又发现了达赖给奥姆真理教的感谢信,1989年,麻原赠给达赖的组织十万美金,达赖则给麻原发了所谓证书,麻原以此证书在日本政府得到了对奥姆真理教作为正式宗教的承认。 
  在麻原给达赖的回信(1989年2月8日)上有:“我的愿望就是西藏能尽快地回到藏人的手上,我将尽可能地提供任何帮助。” 
  在1995年2月24日麻原给达赖的信上:“我想报告给尊敬的上师:我肯定Gyokko(麻原的儿子)就是班禅喇嘛的转世。” 
  作为证据麻原列举了很多相同点和征兆:和班禅喇嘛一样,Gyokko一个耳朵聋;Gyokko之母怀孕时,梦见一个男孩坐在莲花上从雪山飞来,一个声音说:“班禅喇嘛,西藏佛教快完了,我来拯救它!” 
  其他喇嘛教的高层人物也和奥姆真理教过从频繁,如宁玛巴的Khamtrul Rinpoche和噶举吧的 Kalu Rinpoche就曾多次与麻原碰头,Khamtrul Rinpoche还曾组织达赖与奥姆真理教的Hideo Ishii一起商谈。 
  我们现在来看奥姆真理教的教义。 
  对于麻原最重要的行为指导就是香巴拉的信仰,麻原认为香巴拉的最后一战已经迫在眉睫,他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在此战中做最前锋。麻原制定了详细的世界香巴拉化的计划,即用武力占领世界的计划。奥姆真理教每天必听的歌曲中就有一首进行曲《香巴拉!香巴拉!》。 
  奥姆真理教的宗教仪式是完全按照喇嘛教制定的。奥姆真理教的内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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