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掉文身
你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我的脑子被灌了水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 春树 · 《和全磊聊天有感》
一
这个夏天是由认识李小枪开始的。
那是一场演出的结尾处。不，还没有演完我就应该已经认识他了。我就是在那个夏天认识他的。
那天我喝多了，蹲在铁栅栏那里吐。崔晨水跑过来帮忙，他给我买了一瓶矿泉水，一边给我递餐巾纸一边关切地问：春无力，你没事吧？
没事。
在几乎所有的时候我都会说没事。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事，不知道有没有事当然是没事。
我吐得有些神智不清，只知道崔晨水在关心着我，为我着急。看着铁栅栏前面的铁轨，我慢慢浮起一个意味模糊的笑容。
李小枪就是在那时候走向我的。
根据我早已模糊的记忆，我记得李小枪的手里拿着一瓶啤酒（啤酒在这里单独写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他先是向崔晨水笑了笑，然后看了看我，对崔晨水（而不是我）说：“她没事吧？”
由于他的眼里闪动着恰到好处的精明和猎奇的光，我并没有把他的举动理解为关心。
接下来的时间有点像电影片段，而且是定格的那种。演出还没有结束，“乐乐乐”酒吧的门口依然聚集着一堆闲杂人，我扶着栅栏和崔晨水的肩膀站起身，一阵摇晃。走到“乐乐乐”门口的石头上，坐下去。身边都是不认识的人，以往要是这样我肯定会很尴尬，但今天在酒精的滋润和鼓励下，我已感觉不出太多感觉，体会不出更深的尴尬。
我好像还管人要了一口冰棍吃。在酒精的安慰下，我变得更大胆，敢于做一些不喝酒时不敢做的事。有人举着冰棍站在我前方不远处的铁柱子底下聊天，我没看清他的脸。我走过去，冲着他说道，语速尽量放慢：“给我吃一口。”他看了我一眼，递给我。我咬下去，傻乐起来。
“干脆都给你了。”
“谢谢。”我说。
过了一会，我问崔晨水，那个人是谁。他说叫五五五，是“逆子”的主唱。北京新朋克乐队。那天我穿一件红T恤，左手夹烟，右手拿酒瓶，我的红T恤在灯光下浓得滴血。我变得更自由，在前台自由蹦跳。一切像是在梦游，我像是踩在了云彩里，软绵绵的。就算不时有人撞我的肩膀，说我的烟烫到了他们，也没有改变我的好心情。或者说，当大脑变得一片空白时，就顾不得什么心情不心情了。
等等，我觉得我的记忆出了问题。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崔晨水和一些朋友去大排档吃了东西，席间李小枪并不在。但如果他不在，后来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又记得第二天我和崔晨水去了清华大学，还有演出时认识的一个外地大学生。那个外地大学生留着短头发，小个子，眼睛大大的，像年轻的查海生。但第二天我并没有去大学，因为那天下雨了。确切地说雨是从后半夜下起来的，越下越大。后来就是瓢泼大雨。我们坐着的地方头顶有塑料棚子，但仍然挡不住那场雨。行了，先不提雨了……
那天李小枪应该在场。崔晨水笑着对我说：“春无力，你知道吗？今天所有来看演出的北京朋克都向我打听你是谁。”“不会吧？怎么了？”李小枪说：“乐乐乐酒吧已经好久没有女孩在撞了，当时我看见你在铁栅栏那里吐，觉得你特别可爱。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认识这个女孩。”
饭桌上的气氛在变化。崔晨水已经不笑了，他有些警惕地看着李小枪，别的人（大部分是武汉来的乐手，他们有几支武汉乐队）一边吃饭一边注意我和李小枪的动静。我没发现任何不妥，心无旁骛地和他继续聊着——聊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忘了。雨一直下。我和李小枪已经有点晕了，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不断地冲他嘻嘻地笑，李小枪拉住我的胳膊，也在笑。我们一边笑着一边接吻，感到兴高采烈。崔晨水气得够呛，他一直暗示我李小枪是个喜欢“戏果儿”的男孩，跟着他是极其短暂的和没谱的。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和一个刚刚还很陌生的小孩儿表示亲昵，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这种感觉真过瘾。何况我也没想和一个人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都陆续走了。也许他们有打车回家的钱。只剩下我和李小枪两个人。
屋里已支起摊煮粥，煮馄饨，卖早点。天都亮了。我们分别要了一碗粥。“咱们交朋友吧。”我对李小枪说。
“你还晕着呢，现在。”他清醒地说。
“也是，我现在头脑不清醒。”我抱歉地冲他笑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要不然你当我女朋友吧。”他说，然后又飞快接道，“现在我头又晕了。”喝了半碗粥，我们相互凝视一眼：还行，现在应该成了。
我们再次拥抱了一下，确定了现在的真实性，而不仅仅是刚才酒后的冲动。李小枪把头靠过来，咬牙切齿地说：“你要是离开我，我就杀了你。”我打了一个哆嗦，把这句话当成了一个玩笑，有点想笑。威胁别人或自己想死一定要别人知道，在我看来都是可笑的表现。我之所以没笑，一是因为此时笑出声来太破坏气氛，有故意搞笑解闷的嫌疑；二是李小枪的脸在那一秒钟居然十分严肃，虽然我怀疑他严肃的来由。我随手拿起他挂在脖子上的银链，上边挂着一把刀片。“为什么挂刀片？”我找出一个话题来问他。
“就是，我可以随时去死的意思。”
“哦。”我应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但是觉得他这种“可以随时去死”的想法不错。应该可以实施。不就是一个死嘛！而且是随时的、主动追求的，也就是说，可以把这变成一件有意思的事。年轻人，不死还能干嘛呢？反正大家都处在没什么理想的状态中（我还算是有点理想），闲着也是闲着。想想死亡就兴奋——是不是特无知？
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我成了李小枪的女朋友，我们俩像突然成立了一个团体似的，都在憧憬以后在一起的自由新生活。显而易见，我们都是对什么事都不在乎的人，在一起绝对很好玩。
不能在这里再呆下去了。我们到旁边一个杂货店买了一把廉价雨伞，他骑着我的自行车带我回家。我们住得很近，都是海淀区，我万寿路，他五棵松。一听就知道彼此都是军队大院里长大的。路上积满了水，我在他身后打着伞，可是不管用，雨下得那么大，什么伞都不管用了。看着他奋力地在泥水里骑车，我感到一阵新鲜和满足。快到花园桥时我们停车到一车饭馆去接着吃饭。饭馆装修得高大明亮，我不禁担心起吃饭的钱来。可看到李小枪的光头，我又踏实了。不是还有他在吗？有他在我就不用担心了。吃完饭出来时，李小枪脱下脚上被雨浇得湿淋淋的鞋，光脚走出门，一点也不管别人看他的目光。他说这是方便骑车。李小枪长得很瘦，衣服湿淋淋地贴在身上，显得轮廓分明，看上去十分冷酷，有一点新纳粹的样子。
李小枪带我回到他的家。他家住在一幢稍显破旧的居民楼，楼对面还有几幢同样结构的楼房。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都摆满了鸟笼、花盆、晾的衣服，五颜六色，密密麻麻。似乎从中都能看到他们每天热火朝天、自得其乐的生活。我钻进那幢楼的三号门，感慨道：“这儿真他妈的生活化！”“可不是嘛，”李小枪边上楼梯边说，“都是一帮小市民，没事儿就聚在一块聊天，谁家干什么都知道，特没劲。哎，我妈可能在家，一会儿你别忘了喊阿姨。”我们刚踏到了四层楼梯上，有一扇门就应声而开了，一个头发灰白、身材矮小、穿一身颜色灰暗家居服的中年妇女探出头来看着我们。“阿姨。”我喊道。
阿姨应了一声，打量了我们一下，把门打开了。
第一章那种感觉叫“麻木”（2）
他的房间有些暗。
李小枪“哐”地锁上屋门，一把把窗帘拉上。整个房间显出一种暗黄色，很舒服的颜色。我一眼看到一架有些旧了的架子鼓。墙上用彩笔写着一些口号，诸如“要做爱，要作战”、“吻你爱人的时候，手不要离枪”，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些口号已经没有什么激励人的意思了。它们太旧了。墙上还画着几张画，其中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大脑袋的小孩，看起来有点弱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李小枪临摹的几张他喜欢的乐队的唱片封面。因为我曾有过一个画画的男朋友李旗，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对画画的男人没什么好印象。李小枪的画也同样没给我留下好印象。自从离开李旗，我就认为所有画家都是思维缥渺、不现实的动物。李小枪的床尾有一台电视机。床很低，床单和枕头都是那种很旧、洗得有些发白的颜色。外面雨还在下，比刚回来时要小了一些。那是一种翠绿和暗黄结合的颜色。绿的是树，黄的是天色。我们好像聊了几句。然后就躺下睡了。醒来时天已经晴了。这时已经下午四五点了。
外面已经不下雨了。天色是通常夏日特有的透明和金黄色。阳光是暖烘烘的，空气又是清新凉爽的。我们沿着大街走着。树绿得让人想对生活感恩。这是北京海淀西部，到处都是军队大院，不时就能看到穿着军装的军官、士兵。路过的军队大院门口有军人站岗。有的大院里面还竖着伟人雕像，伟人正在挥手。还有的大院正面进出的地方竖立着红色的牌子，最常见的是“为人民服务”，还有“向雷锋同志学习”等。每当路过这种军队大院时，我和李小枪都觉得心里非常舒服。我们都是那种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父母从不同省的农村当兵，后来进城，所以我们能出生在城市，从小同我们一样出身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搬家也都是搬到不同的军队大院，每天早上都能听到附近的军人唱歌、跑步。长在军队大院中的孩子通常都比较单纯，不谙世事。
我们到了一家看上去还算比较干净的饭馆，考虑半天，只点了一盘排骨。在等上菜的时候，我们也在彼此打量对方：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身体上熟悉了但精神上还比较陌生。怎么能从肉体过渡到精神是目前我们所要考虑的。对面李小枪的目光比较隐忍，可能在为他没钱感到抱歉。我就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这顿饭吃得有些索然无趣。在我觉得比较无趣的时候，一般我都会提出回家。可能是第一次吃饭时不浪漫控制了我和李小枪的交往。
二
这是一条备受污染的河。河水的颜色在我棕色的墨镜底下显示出暗绿的波纹，有点儿不动声色有点儿暗藏心机。风一吹就能闻到微腥潮湿的气味。我把眼睛向河面瞟了一眼就转而看远处的山水，河里、河边有塑料袋、废弃的软包装袋、冰棍袋以及可疑的被人们扔在此处的生活废品。这里前几天刚下过几场雨，路边还有一些地方泥泞不堪。
我低着头小心走路，白T恤粘在身上。昨天虫虫家的热水器坏了，没法洗澡。书包挂在我的身上有些沉。我从包里扯出随身听的耳机，把它塞进耳朵里。随身听放的是一盘我刚买了不久的英式摇滚专辑，我在想一会儿怎么坐车。不用看我也知道，我的钱包里有三块钱，眼前的我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坐百利宝专线到西单然后坐公交车，在公主坟下车后走一站地在地铁口骑自行车回家；二是我倒车到有地铁站的公交车站，然后坐地铁直接骑自行车回家。前者我还可以省下一块钱。我可是刚换的这个月的公交车月票。我摇着头想了一下，决定倒车坐地铁回家。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的随身听有点坏了，音乐时断时续，我不疾不徐地走着，在问了一位中年妇女以后，穿过红绿灯穿过人行横道穿过警察穿过桥洞，向14路车站走去。
我在和平门下了车，然后走到西单坐地铁。经过虎坊桥时看到那条似乎从冬天就开始修的路已经修好了，现在铺着新鲜的柏油。
回到家以后我认认真真地洗了脸，觉得神清气爽，到厨房洗西红柿做了一盘糖拌西红柿。大约20分钟后我的肚子开始疼，我知道这个月的例假来了。血是粉红色，像西瓜一样的颜色。很快我就从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自己苍白的脸。然后把手撑在抽水马桶的边上向里面狂吐。我镇定地冲了水，去再次洗脸、漱口，到屋里给一个女编辑打电话，我们约在下午3点见面谈一下这期杂志的选题“摇滚女孩”，她说还会给我带一本她的签名小说。电话通了以后，我斟酌词句说我的身体有点儿不舒服，能不能晚半个小时3点半到。她好像有点儿不高兴说，好吧别迟到，她今天还有点发烧但为了工作都上班去了。
这屋子大得有点让我窒息。
第二天除了小陶呼过我一次以后他的拷机再不打来。有时候我的眼睛无意识地落在那个蓝色的小东西上面，那上面永远都是闪烁跳动的时间，一分一秒，永无休止。我们没有分手前他会一天呼我十几次，而我以心情好坏给他回机。不过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
一会儿有电话打来，是那个女编辑的丈夫，他措辞诚恳态度温和地说，下午你就不用去了，她已经另约了别人采访了。我有些愕然，就这样挂了电话到客厅坐下，看着无聊的电视剧。这张沙发留下过全家四口人的体温和气味，这一切都让我头晕脑胀。很明显地，我缺钱，而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这让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办法来骗钱。我只渴望一个人的出现能迅速改变我目前尴尬糟糕的处境，能让我立刻就有一大笔钱，可以下一分钟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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