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疾挥没卮鹆恕！�
但鲁迅并不泄气。他一面在其他留学生办的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抒发那些他原想借《新生》来抒发的意见，一面又与也到日本来留学的周作人一起，筹借资金，寻找出版商，要将他们翻译的那批俄国和巴尔干作家的小说结集出版。经过一年多努力，书终于问世了，就是分成两册的《域外小说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倘能够有影响，多少也可以弥补《新生》流产带给他的失望。可惜的是，书的销路很差，上册印了一千本，下册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册加在一起。卖出去的还不到一百本。那堆积在寄售处库房里的剩余的书。足以将鲁迅内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学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经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热日渐消减。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了。倘若在这时，能有实际的成绩做出来，那还可以坚定原先的启蒙信念，偏偏又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网来：因为家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自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能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面已经路途茫茫，背后又生出这么多牵制，两方面一旦合了围，留给鲁迅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一九0九年八月，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十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他其实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顾那离得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我想，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吧。
第六章 待死堂
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我见过他此时的照片：短发，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领带，唇上留着短短的胡髦，很神气。这似乎正表现出他的心态，虽说是口园挣钱养亲，毕竟还挟着一股东京生活的豪气。你看儿个月以后，全校教员奋起抵制蛮横守旧的新学监，他会那样坚决地冲在前面，以至被人称为“拼命三郎”，就可以知道他的锐气还有多么旺盛。
但是，这时候的清廷已经摇摇欲坠，社会各界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学堂，空气也一样浊重难堪，且不说官僚的压制，小人的倾轧，就是那似乎应该真心未汇的学生，有时候也会使鲁迅大吃一惊。有一次上化学课，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他在讲台上放好一个氢气瓶，却发现忘了带火柴，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去取火柴，你们别去碰这个瓶子，一旦空气进去了，再点火就要爆炸的！”可是，等到他拿了火柴回来，一点火，那氢气瓶“嘭”地就炸开了，他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自的西装硬袖，也溅满了讲台上的点名簿。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原先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部早已移坐到安全的后排去了，他们是知道氢气瓶要爆炸的！我真无法想象他当时看着这群学生的心情，说他们年幼无知罢，他们中有些人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三十岁，那么是存心捉弄教员？倘真如此，他还有什么心情继续给他们授课？直到多年以后，他在北京还屡次提起这件事，可见刺激是如何深。那火柴引爆的岂止是一只氢气瓶？它分明引爆了埋藏在鲁迅心中的全部怀疑和不信任。
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他便离开，回到绍兴的府中学堂去当学监。大河都那样污糟，小沟里怎么会干净，他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经想辞职了，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强干了一学期。到第二年夏天，他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了。他向上海的一家书店申请当编辑，还译了一点德文书去应考，结果被拒绝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饭碗：“越中学事，惟纵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如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愿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①一面是“家食”的逼迫，一面是“纵横家”的排挤，他夹在这样的缝隙之中，心情自不免消沉起来。他此时只有一个好朋友许寿裳，可以发发牢骚：“仆荒落殓尽，手不能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类书，苔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也。，③语气间竟流露出一种凄苦。贫困和闭塞，向来是套在中国文人脖子上的两根绳索，你有再大的志向，一旦饭碗被砸，就立刻会访惶无措；纵有满腹经纶，一旦溶入宵小狠集的角落，也就毫无办法，徒然受气。古往今来，多少有才气有抱负的文人，被这两根绳索勒得奄奄一息。你看鲁迅，回国才两年，心情思路都已经和作“拼命三郎”的时候大不相同。他自己也知道，有一次对许寿裳讲述催周作人回国的事：“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三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悯叹也”，③很明白自己的精神活力，已经被艰难琐碎的生计之碾磨损得伤痕道道，就像十年前一样，倘若不能挣脱出去，他多半又要被他深恶的绍兴城吞噬了。
就在他一封连一封向许寿裳写信求援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就变了颜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取代了宣统皇帝，千千万万中国人也由清廷的奴隶变为民国的公民。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革命党人王金发带着军队，乘坐一队大木船抵达绍兴，当上了绍兴军政府的都督。以共和代替专制，本是鲁迅在东京奋斗的目标；浙江会党出身的王金发，曾经陶焕卿的介绍，参加过光复会，更算得上他的同志。因此，无论全国还是绍兴，形势的发展似乎都符合鲁迅原先的期待，王金发到绍兴不久，便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更容易使他产生希望，似乎天地果然翻了个身，新的时代开始了。
鲁迅又变成了“拼命三郎”。他奔走迎接绍兴的光复，还自己挟着指挥刀，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接手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之后，更是尽心尽力，从学生的睡眠一直管到他们的伙食，查夜，诊病，代教员批改作业，向王金发索讨经费，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他还支持几个学生办了一张《越锋日报》，替他们拟发刊辞，辟杂文栏，换着笔名写短文，针砭绍兴的种种时弊，甚至抨击军政府。昔日在东京筹办《新生》，撰写政论的热情，再度焕发出来。
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绍兴是这样一个绍兴，不作根本的改变，只换几个当官的人，那就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王金发很快就被原先的绅士们围住，得意洋洋地摆起都督的威风，连他手下的随员，穿布衣来绍兴的，不上十天，也纷纷换上了皮袍子，腐败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旧官僚慢。鲁迅的日子很炔又难过起来，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要催了又催，最后干脆答复说：“没有了！”他这校长还怎么当？回到家里，他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在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④王金发不给学校经费，却送了五百块大洋去收买《越锋日报》，那几位年轻人居然也收下，鲁迅跑去劝阻，竟碰了一鼻子灰。上面是这样的军政府，下面是这样的反对派，辛亥革命前那种视绍兴为“棘地”的念头，自然会重新浮上他的心头。中国的老话说，危邦不入。既然绍兴不可居留，那就还是走吧。不到一个月，《越锋日报》馆果然被王金发的士兵捣毁，就更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少年时代起，绍兴就一直使他蒙受压抑，即使辛亥革命，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再也不用抱什么希望，他韧绍兴这座城市的缘分，已经尽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这不啻是向他开启了一扇逃脱绍兴的门户，他当然要夺门而出。一九一二年二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金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在五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他对工作相当负责。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曾经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6、夕、门、E……），就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一次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由于协助筹办一个展览会，他还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甚至到西安讲学，他也不忘记指名看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出、还捐款给这个剧社，因为它受过教育部的褒奖，正在他工作的范围之内。他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拿着官俸，做事自然不会马虎。但是，他初到北京时的格外尽力，是否也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生活，他愿意自己的命运有个转折，所以特别殷勤呢？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有一个值得的意义，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虽然鲁迅经历过那么多挫折和失望，现在这远离绍兴，依时办公的生活，毕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倘他固此产生某种隐约的希望，不也是非常自然的吗？
可是，北京的生活很快又变得难捱起来。鲁迅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西侧的一排僻静的小屋中，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J匕京官场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手下的鹰犬也日益猖狱。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内部的文官，不断地捕人，以此威吓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员。鲁迅偏偏又是随蔡元培北上的官员，属于南方的革命党，就格外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教育部内，蔡元培已经辞职，新任总长视鲁迅为蔡党，也正在寻找机会，要将他赶出教育部。怎么办？看看教育部的同僚，都纷纷学古人的样，或嫖或赌，或古玩或书画，公开表现自己沉湎于某一种嗜好，来逃避袁党的猜疑的目光。连那位蔡锷将军，也是躲在名妓小凤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条命，鲁迅除了学大家的样，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生性简朴，不爱赌，也不喜嫖，买古玩书画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只好选择一种较为省钱的事情一丛石刻拓本抄古碑，作为自己的“嗜好”。于是，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衣一两点钟。买来的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抄起来极费心思，有时候抄清一张要好多天，既能远祸，又能消磨长夜，鲁迅渐渐还生出校勘的兴趣来。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当然，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饺鲁迅真正难捱的，都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他劳累了一天，在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室里独坐抽烟的时候，当他在绍兴会馆的静夜中辗转难眠，静听窗外老槐树叶的簌簌声响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过去的天真呢？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自己也并无振翅高飞的能力，其实是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正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自过来，是自己娶了媳妇。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我甚至相信，他曾经作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⑤连活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你想想，从早到晚，都要和一个其实连话都不愿对她说的女人在一起，这种处境，真可以算是上帝施加给人类心灵的最难捱的苦刑了。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根，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他在托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就正是出于这种离家避居的愿望。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倘不是
母亲几次来信，要他接她们去北京，他恐怕还会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逃避。朱安是不在身边了，婚姻的束缚依然紧跟着他。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