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妃素来深受老师文廷式维新思想的影响，在私下里与光绪讨论时，是倾向于希望光绪采纳主战派意见的，她支持光绪在国家治理上更多地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见。
时间一长，光绪、珍妃和慈禧的矛盾越来越深。
也使他们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对立起来。
不久，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志锐上奏光绪，公开批评李鸿章在与日本作战中没有尽自己的全力，对日态度过于软弱，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说到李鸿章，目前有一种“很新”的观点，认为在战场上失败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李鸿章能在谈判桌上争取到好结果。
其实这观点并不新，列宁早就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问题是，由李鸿章创建并辖制的北洋水师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中日之间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这场殊死战斗了吗？那么多的北洋军舰不是在水战中被击沉，而是躲在威海卫被日军掠走，李鸿章对此难道就不该负一些责任吗？志锐对李鸿章的弹劾，既让珍妃钦佩，又为此举担忧。
因为珍妃非常清楚，李鸿章的消极避战，固然有他自己想自我保全的思想作怪，也跟慈禧的指示密不可分。
一直以来，慈禧都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以夷制夷”——利用日俄矛盾来对付日本越来越大的野心，不希望与日本产生正面冲突。
另外，甲午海战失败也和军需银两被挪用修建颐和园有关。
慈禧当年为了自己六十大寿，执意要动用海军军费重修在１８６０年被英法联军毁掉的圆明园，当时遭到了光绪和翁同极力反对，但是也无济于事。
因此，现在志锐这份措辞严厉的奏章不仅得罪了李鸿章，实际上也得罪了慈禧。
擅长权术的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杨崇伊上奏光绪，说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取代隆裕皇后、支持皇帝亲政。
这个奏折触到了慈禧的心病。
光绪自４岁入宫始，就一直在慈禧的控制下。
即使在所谓的“亲政”之后，掌管实权的依然是慈禧。
不论是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定夺，还是主要官员的任免、考核、奖惩，都需要先请示慈禧。
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光绪不过是空有皇帝的虚名而已。
光绪后来推行变法，主观上固然是要变法图强，抵御外辱，客观上也会削弱慈禧的权力。
这一敏感的话题使慈禧想到，至锐、文廷式胆量如此之大，无非是杖着珍妃的关系，珍妃如此胆大，无非是以为皇帝喜欢她。
想到这里，慈禧对文廷式、志锐和珍妃充满了怨气。
她于是借这个由头，对这三个人一一加以贬斥。
而李莲英在珍妃宫中搜到文廷式的书信，“内多指斥之辞”，遂下旨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将文廷式革职，赶出毓庆宫，永不录用；将志锐贬职，由礼部侍郎调任为偏远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慈禧认定珍妃想要取代自己钦定的皇后，决定严惩珍妃。
据当年《故宫周刊》“珍妃专号”的白姓宫女回忆：“后本慈禧之女，平日有对后不敬者，慈禧严刑责罚，谓正宫中体制也。
今闻忤后者，乃素不善之珍妃，其愤怒之状，较之平日之十倍而不止。”当时慈禧居住在南海仪銮殿，她把侍奉珍妃的宫女、太监等叫到仪銮殿，当面询问珍妃平日的起居状况，“叱咤备至，凛不可犯”。
慈禧的严厉使太监非常恐慌，但仍坚持说珍妃平日恭谨，并无任何越理违规之处。
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怀疑太监私下拿了珍妃的好处，为珍妃隐瞒了实情。
于是命令掌刑太监杖责，打得珍妃宫里的太监皮开肉绽，但是那太监始终不肯招认。
当时珍妃也被叫到一旁陪审，慈禧看撬不开下人的嘴，便把怒气全都撒到了珍妃身上，命掌刑太监掌嘴珍妃，逼珍妃招供。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袒而杖之（2）
珍妃出身名门，平日又深受皇上宠爱，何曾受过这种委屈，羞愤难当，但也没有说出让慈禧认定的罪状。
在《国闻备乘》当中，慈禧曾就买官一事责问珍妃：“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
谁实教之？”珍妃反唇相讥道：“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一语戳中了慈禧的软肋，让慈禧气结于胸。
同治死后，本应从下一代的溥字辈中挑选新君，但那样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没有资格垂帘听政了……慈禧本来就理不直，珍妃的顶撞让她当场难堪。
试想这紫禁城内，有谁能违背她的意志？于是下令对珍妃“袒而杖之，降贵人”。
什么叫“袒而杖之”，说白了，就是脱了裤子赤身露体地挨板子，不仅肉体遭受酷刑，而且人格也要遭到极大凌辱。
别说是在皇宫内院里，就是寻常百姓家有几个婆婆能跋扈到当众剥了裤子打媳妇的地步？至此慈禧仍不肯善罢甘休，还立刻夺了珍妃和姐姐瑾妃的封号，均降为贵人，同时马上要求光绪发布了正式的上谕，宣称此举是为了“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不久，慈禧设禁牌两块。
一块专为珍妃、瑾妃而设，谕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
平素装饰衣着，俱按宫中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
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项，不准私自呈进。如有违例，重责不贷。特谕。”为了帮助隆裕树立威信，慈禧还特意为隆裕做了一块禁牌：“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俟后嫔妃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显然希望借此事帮助隆裕树立六宫中的绝对权威，借隆裕更好地管束珍妃。
此事涉及的人数众多，光前后打死的太监就有六十余人，一时间宫内气氛萧瑟。
珍妃当天回宫后，“哀毁异常”，她心灵所受的伤害、摧残远远超过了肉体，对她来说就差一个死字了。
当时慈禧不想因此与光绪的关系弄得太僵，转而又送给珍妃八盒食品以示自己的宽大。
对珍妃来说，别说是八盒食品就是八十盒、八百盒也不可能抚慰一颗受尽凌辱、摧残的心……喜怒无常的慈禧到了第二天，突然下令到同豫轩去看看。
路上看到一个太监没有穿符合礼制的袍子便勃然大怒，命令随从杖责。
但当时宫杖没有带在身边。
慈禧余怒未消，居然命令下属用所乘轿的轿杆将这个可怜的太监打得死去活来。
等到她到了同豫轩，才知道已经在那里候驾的皇后隆裕、珍妃、瑾妃都因听说慈禧今天又大发淫威而惊吓得昏厥过去，且“僵而不苏”。
慈禧派人去瀛台告诉光绪，想看看光绪的反映。
光绪早就听说头一天的事了。
对慈禧派来的人说：“死就死了。”并赌气地说即使都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再立后。
光绪的表态很耐人回味，本来是后、妃被吓昏，他却特意提到皇后，所谓不再立后的隐台词就是：即使皇后被吓死，对他也无所谓……虽然一年以后，恢复了珍妃的封号，但是她非常清楚，举步维艰的宫廷生活的开始。
宫廷中的政治斗争不允许弱者犯错，每一次大意都是致命的。
珍妃从小的生活环境没有教会她怎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生活，没有教会她向强权低头、仰人鼻息的为人，也没有教会她察言观色、进退自如的做人。
她的导师文廷式从小为她灌输的维新思想，而且她已经把这些都刻印在每根神经上，不像她的姐姐仅仅是听听而已。
珍妃的性格及思想倾向，既使她能同光绪情投意合，又造成了她的人生悲剧。
古老、枯朽、闭塞的紫禁城，容不下一个鲜活的、有生气的、有维新意识生命的存在。
珍妃与慈禧更大的冲突——面对中国政局凄风苦雨的不同选择，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戊戌政变
如果不是生活在波谲云诡的清末，如果清朝的气数未尽，如果西方列强没有穿过太平洋……珍妃的得意也好，失宠也罢，都不过是重复大多数后宫妃子拥有过的命运。
我们还不妨假设：若她从此小心做人，且足够幸运，能为光绪带来皇子，说不定能够母以子贵，平安度过一生。
可惜，历史没有给珍妃留下这样的机会，而且珍妃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更为她的凄凉收场早就做了诠释。
据曾在宫中给慈禧当过两年侍从的德龄记载：光绪“聪明好学”，“通晓各类事务”，但慈禧在归政后依旧大权独揽、处处掣肘，根本不给光绪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仅在重大政事当中光绪要服从慈禧的意旨，即使是自己的家务事，他也未必可以做。
要让皇上摆脱慈禧的控制，比登天还难。
皇帝要真正亲政，还需等待时机。
１８９５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甲午海战中国大败后公车上书，珍妃的老师文廷式还参与组织了“强学会”。
这些维新派认为一个国家“变则存，不变则亡”，事物和真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对的道理，今天不一定还适用；今天对的东西，明天也可能是错的。
“时异久暂”，“是非递改”。
所以，变法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个开明国君的要务。
维新思想给珍妃带来了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从老师文廷式、丈夫光绪的言谈中听到的一些国家政事，也让她开始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而她的丈夫光绪更在维新党人的鼓动下，燃起了重振朝纲的愿望。
１８９８年，他重用康梁，给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赏加四品衔，令其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并采取“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的办法，在尽量不得罪守旧派的基础上实施革新。
光绪每每在下朝以后，即到珍妃居住的景仁宫欣喜地告诉珍妃，慈禧是支持变法的。
自己关于改革的章疏，上阅后送给慈禧披阅，都得到了默许，有的上谕，甚至是以慈禧的名义颁发到各省。
甚至很多改革措施，是在慈禧的帮助下推行的。
比如维新派提出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朝中重臣屡有争议，最后军机大臣要求光绪请示慈禧，慈禧明确表示同意，八股取士的制度才正式得以废除。
珍妃猜想心高气傲的慈禧也未必希望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
而且名义上已经还政于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慈禧对变革，不会加以阻拦。
珍妃在情感上是同情维新党人的，也是支持光绪变法的，而且由于慈禧在戊戌变法之始的开明态度，让珍妃不再顾忌自己的言行，“日夜怂恿，上为所动”。
她常通过志（至锐的弟弟）把宫中的一些机密消息告诉维新党人。
但是珍妃多年来和慈禧生活在一起，她并没有自己丈夫这样乐观，因为通过过去的种种风波，她已经非常了解慈禧的脾气。
对于慈禧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权力，如果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个强悍的女人会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慈禧对革新的开明程度并不是像光绪所认为的那样，她对光绪是存有戒心的。
细心的珍妃还记得，在公车上书后不久，慈禧就将自己的老师文廷式赶出了北京。
而戊戌变法一开始，慈禧就逼着光绪将自己的老师翁同“开缺回籍”。
翁同在甲午海战当中是主战的，在《马关条约》当中是反对割台的，他教育了光绪二十多年，不但是光绪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光绪最信任的朋友，文廷式、康有为等人都是他推荐的。
珍妃推测，慈禧此举无非是希望削弱光绪的势力，将来如果变法超过了预想，一切还都能在太后的控制之中。
但是如果变法失败，迎接光绪和自己的，恐怕是比被贬斥的文廷式、翁同更悲惨的命运吧。
想到这里，珍妃不禁为丈夫和自己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但是，光绪改革的热情很快就感染了珍妃，她已经顾不得想那么多了。
但不幸的是，时局的发展证明珍妃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珍妃了解自己的丈夫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在光绪主张的变法建议中，有“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一条，他提出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代替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但是政体一旦改变，皇家的绝对权威将不复存在。
即使光绪愿意，慈禧也不能同意。
果不其然，珍妃从光绪口中得知慈禧可能准备改立新君。
闻此消息，珍妃心里万般焦急，假如光绪被废，她在宫中惟一的保护人都失去了，她将面对的又是怎样的凄风冷雨。
光绪更是心中万分焦虑，谭嗣同等虽有治国方略，却手无兵权，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利用袁世凯的新军来保护光绪。
康有为于是对光绪进言，天子手无寸兵，难以举事，不如召袁世凯入京，利用他手中的军队逼慈禧退位……就这样，当年的八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授意下，光绪三次召见袁世凯，于第三次召见时赐袁世凯以密诏，表明自己准备废黜慈禧、诛杀荣禄的决心。
珍妃对这个办法虽然心存惶恐，但是她又何尝不希望对自己异常狠毒的婆婆慈禧能由此被废黜呢？对光绪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