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对鸦片贩子的走私活动进行调查，并派人对英国鸦片商的大本营——驻广州的英国商馆进行控制，并通过洋商伍崇曜到英国商馆命令把停泊在伶仃洋面上２２艘船只上的鸦片在三日之内交出……任何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不管是进入了近代还是停留在古代，在同外部世界所进行贸易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考虑，需要的物品则鼓励进口，不需要的毒品则禁止进口。
更何况鸦片入境完全是以走私的方式进行，已经是个困扰清朝统治者１００多年的老问题。
即使按照西方的国际贸易规则，打击走私也是各国海关与缉私部门的职责所在。
由于英国商人拒绝交出准备走私入境的鸦片，林则徐则下令逮捕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地、查顿，并对商馆进行了封锁、断绝饮食供应。
查顿在此之前已经逃脱，留在商馆的颠地就成为瓮中之鳖。
英国驻广州领事义律从澳门返回，拟帮助被困在商馆中的颠地逃跑，但他们的金蝉脱壳之计又被林则徐识破……英国鸦片商不得不交出准备走私入境的鸦片，交出鸦片累计近两万箱。
经朝廷批准，林则徐在虎门沿海凿了两个各５０平方米的大坑在里面放入盐，再引进海水，把缴获的走私鸦片在投进去的同时放入石灰，让鸦片同加了石灰、盐的海水起化学变化，即使大烟鬼想乘机闻烟味、过烟瘾也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已经有所了解的林则徐，始终把禁烟同正常的中外贸易区别开，即使对收缴的走私鸦片，也以每箱５斤茶叶作为补偿，力图引导鸦片贩子放弃罪恶的鸦片走私，而进行正常的中外贸易，堪称是仁至义尽。
为了杜绝鸦片走私，要求所有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的，也有美国的、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不许在商品中夹带鸦片，一旦违禁，船只、货物被没收，该船商人即被正法。
然而英国商人不仅拒绝做出不夹带鸦片的承诺，还试图把鸦片走私转移到澳门，难怪当年乾隆爷就说过“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不可不防”！对英国不可不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清军的武器依然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中国所使用的鸟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燃装置，引爆火药……每分钟仅一二发，射程约１００米。
且战时须携带火绳、火种、火镰、火药、铅弹，下雨潮湿天气，就难以点燃。
而西方当时已普遍使用燧发枪……简化了装填火药的过程，去掉了火绳，射速每分钟可至四五发，射程可及２００米……西方国家的军队全部使用火器，冷兵器已被淘汰。
至于大炮的制造，清王朝由于工艺落后、铸件粗糙，在放炮时容易发生炸裂或弹道紊乱。
因而当西方殖民者以炮舰为后盾对亚洲进行扩张时，英国的船只可以到我们的洋面耀武扬威，可清王朝的商船最远也就是到东南亚……至于限制对外贸易，一直是朝廷的国策，早在康熙收复台湾解除海禁之后就明文限制海外贸易的规模：对出口船只的载重量以及出口物资、随船携带的口粮都做出规定，船只的载重量不得超过５００石；不得出口火药、炮械、硝磺、粮食、铁器、马匹、书籍等物品；出口船只所携带的口粮要按照往返的时间、船上的人数携带（每名水手每日一升）。
由于风汛难测，出海贸易的船只，一般都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因而时时受到断粮的威胁；又由于海盗猖獗，不能携带武器的船只毫无自卫能力，屡屡遭到海盗劫掠，致使清代的海外贸易日益萎缩。
皇太后突然感到需要做的太多了……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山雨已来
当西方已经完成从中世纪向近代转轨之后，浩瀚的太平洋就再也不可能成为阻挡西方列强的天然屏障了，英国的军舰已经咄咄逼近：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七月，英国船只以买粮食为名，闯入九龙湾，向停泊在口岸上的清军水师发起攻击，清军被迫还击，激战了两个多时辰，才将英船击退。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英国驻广州领事义律率兵船闯入穿鼻洋面，向清军开炮，被水师提督关天培击退；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初六仅八天的时间英军就六次向驻扎在尖沙咀北面的清军发起攻击……铺天盖地的山雨如从天而降的狂飙，砸落在大清帝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五月，由１６艘军舰装载的５４０门大炮以及配备武装的轮船４艘、运输舰２８艘、４０００陆军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气势汹汹地出现在广东海面，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如在弦之箭：六月初八，浙江定海被英军攻破；七月十四，九艘英国战舰抵达天津海口，京师形势骤然紧张，道光令琦善负责同英方谈判；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攻陷虎门的沙角炮台、大角炮台；到了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二月，经过一天的激战，虎门的另外六座炮台全部失守，提督关天培阵亡；该年三月，英国兵船直逼广州城下；同年七月厦门失守，一个月后宝山炮台陷落，英军进犯镇海，紧接着宁波又被攻占；十一月下旬，英军先后攻下慈溪、奉化，到十二月初又拿下余姚。
迨至道光二十二（１８４２年）年六月当英军攻下镇江、兵临南京事，道光帝面对被切断漕运的现状，彻底屈服了，接之而来的就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相继签订，而美国、法国也都趁火打劫，迫使签订了相似内容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看着大清帝国就像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皇太后钮祜禄氏心如刀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是皇太后的七十大寿，面对多灾多难的国家皇太后也实在没有庆贺的心思。
西方列强一个个像猛虎扑了过来，就连原本算不上强国的葡萄牙也乘人之危，在英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后悍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与此同时，葡萄牙女王任命一个极端狂热的殖民主义分子——海军上校阿玛勒为澳门总督，推行野蛮的殖民政策。
１８４６年５月３０日阿玛勒向居民征收土地税、人头税及不动产税，又令所有停在澳门的中国船只纳税。
１８４７年又下令关闭澳门总口设在南湾的稽查口，将稽查走私的巡役拘捕，限２４小时之内离开澳门，并把稽查口的房屋拍卖。
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英国军舰闯入珠江口，欲强行进入广州，广州军民展开反入城的斗争。
阿玛勒乘两广官员忙于同英人交涉，遂于３月５日发出布告，限中国海关八天之内撤出澳门，并于３月１３日派士兵驱赶中国海关官员，封存海关的大量财产。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３日）皇太后钮祜禄氏怀着无限忧虑离开了这个充满动荡的世界……
道光静妃一蹶不振
道光静妃（孝静成皇后博尔吉济特氏）
在道光的１７位后妃中，静妃博尔吉济特氏算是年轻的一个。她比道光小２９岁，入宫时的封号是静贵人，道光十三年，她在生下皇六子奕后被晋升为静贵妃，这一年他２２岁，而道光已经５１岁。道光不仅得子晚，而且前三个儿子都已经夭折了，皇四子奕（zhu）实际在皇子中居长，而当只比奕小六天的奕在道光十八年出继给亲王绵恺为嗣后，排行第六的奕实际就成为皇帝的第二个儿子。
道光在世时，曾册立过三位皇后。第一位是居藩邸时的嫡福晋钮祜禄氏，在嘉庆十三年去世，道光即位后追封为孝穆成皇后；第二位是继钮祜禄氏后成为嫡福晋的佟佳氏，道光即位后册立为皇后，即孝慎成皇后，她在道光十三年去世；第三位皇后是生育了皇四子奕的钮祜禄氏，在道光十四年被册立为皇后，即孝全成皇后，她在道光二十年去世。
在孝全成皇后去世后，博尔吉济特氏被晋封为皇贵妃。
这位皇贵妃不仅管理宫中事务，还照料孝全成皇后的儿子。
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皇贵妃，是按照儒家的“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的古训来对待失去母爱的奕的。
奕同比自己小两岁的六弟奕一起，在博尔吉济特氏的爱抚下度过了孩童时代。
皇贵妃对与自己共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丈夫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就道光的个人品质来说在帝王中可以说算上乘。
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黄河再次大规模改道所发生的洪灾，鉴于接连发生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经费紧张，道光身体力行，缩减宫廷开支。
他不仅停止每年去避暑山庄避暑的惯例，而且平时穿的便装也已经破旧到带补丁。
作为一位皇帝，道光最缺乏的则是应变能力与敏锐的洞察能力，表现在他处理问题上就是经常举棋不定与犹豫不决。
当英国突然把鸦片战争强加到清帝国的头上时，他始终就没有一个准主意。
英国军舰开到天津时，方寸大乱的道光就立即派主和的琦善去同英国人谈判，想通过妥协结束战争；但当琦善同英国人签订的《川鼻草约》被揭露后，道光又觉得有失天朝大国的体面。
道光没有同入侵者血战到底的气魄，因而摇摆于战与和之间。
更为可悲的是，在同英国开战两年的情况下，道光对英国的基本情况堪称一无所知——他在上谕中询问英国“至内地者经过者几国，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女主（即维多利亚女王）年甫２２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至英人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度兵事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一个君主在毫不知彼的情况下，还能指望能够战胜气势汹汹的入侵者吗？其实一次战败并不可怕，法国的拿破仑就经历了对俄战争的失败，法国的首都巴黎甚至在１８１４年被英俄等为首的反法盟军全面攻占，拿破仑还因此被流放到小海岛上囚禁（厄尔巴岛），但法国并未从此一蹶不振。
短短数十年之后，在１８４４年，法国就继英国之后，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皇贵妃博尔吉济特深深陷入困惑之中，为什么人家法国在战败后就能很快恢复元气，而大清王朝却在一次战败之后一蹶不振，接二连三地遭受灾难？
道光静妃“仁孝”为本
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以及变化的世界格局，清王朝需要确立一个有魄力的继承人，以便能应付险恶的国际环境。
道光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也同样是举棋不定，论能力，皇六子奕无疑是最突出的，但奕毕竟是实际上的长子。
实际上，自清建国以来直至道光之前，在皇位的继承上，长子——不管是名副其实的，还是实际居长的儿子——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如果凭长子的身份就可以定下继承人，也就不必搞秘密立储了。
社会在进步，道光的思维却比他的列祖列宗还要陈腐，道光走不出立储以长的汉族模式，可又不能不考虑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尽管他想通过考核来做最后的决定，但他陈旧的观念使得他并不可能选择出真正杰出的皇太子。
道光的第一次测试，是让诸子去狩猎。
论狩猎，皇四子奕根本不是弟弟奕的对手，奕的老师杜受田已经琢磨透道光的思维方式，便给自己的学生支招——根本不狩猎，等皇帝询问时就以时值春日，鸟兽有孕，不忍伤生来回答，这一回答的确使道光心中留下了奕天性仁慈，“有人君之度”的印象。
又有一次，道光生病，把奕、奕找去，让他们各自“条陈时政”。
考虑到奕学识比不上奕，杜受田建议当皇帝垂询时，奕只管涕泣，不出一言，必然给皇帝留下纯孝的印象。
杜受田竭尽全力帮助一个平庸的人赢得继承权，固然误国；可问题的关键是道光的择储标准依旧是“仁、孝”。
以“仁、孝”为标准，道光又焉能不掉进杜受田所设计的圈套之中呢？也许正是由于择储上的犹豫不决，道光始终不肯册封掌管宫中事务的皇贵妃博尔吉济特氏为皇后；也许道光想把尊封皇贵妃为皇太后的机会留给奕，让继承人进一步去发扬“仁、孝”。
“仁、孝”的观念，在道光的思维中一直有深刻的烙印，当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３日），比他年长六岁的嫡母孝和皇太后博尔吉济特氏去世时，已经６８岁的道光不仅坚持每天以稀粥度日，还在圆明园慎德堂临时搭建守丧居住的苫帐。
要知道那时可是寒冬腊月，住进去才十几天，道光就在饥寒交迫中得了肺炎，并在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苫帐中驾崩（１８５０年２月２５日）。
为了所谓的孝道送了性命，毕竟还是家事；而为了孝道而选错了继承人，可就关乎国家的兴亡了。
道光在弥留之际，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赛尚阿等人召集到御前，派人取出立储密匣，公布立储密旨。
只见上面并排写了两行：“皇六子奕封为亲王；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在立储密旨上写下“皇六子奕封为亲王”就已经是前所未有，更让人费解的是“皇六子奕立为亲王”还写在“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的前面，别说把奕的母亲给弄糊涂了，就是满朝文武也都在私下揣摩大行皇帝的意图……大行皇帝为何要如此书写立储密旨？他是试图以“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作为立嗣以长的补充，还是以此对皇位继承人提出一种暗示：在治理国家方面，奕要充分发挥奕的优势，兄弟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或者是期望“仁孝”为本的皇四子奕，在继承皇位后一定要真的恪守孝悌之道？从咸丰迟迟不肯尊抚养过自己皇考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