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呆板方正，那么他的价值还没有一块方糖大，方糖可以让水变甜而他不能，更何况方糖还有棱角而他没有。荒唐。
前些日子在网上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这是近一年来惟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回来后，一直跟斜上铺的“蚊子”说起，说得“蚊子”春心荡漾。“蚊子”挺喜欢雪，所以追问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要多少钱。我问他要坐的还是卧的，坐的便宜，卧的贵。“蚊子”挑了硬座，我说那便宜，两百块钱不到，只不过从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于是“蚊子”挑了卧的，开始选硬卧，但望字生义，以为硬卧就像农村死了人躺在门板上一样，又改选软卧。可一打听价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便挥挥手说：“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说。”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会诸事烦身，再为自己找理由推托。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想去远方的人去不了远方的原因。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让远方永远在心里保持神秘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想去远方的原因。
三个地方的三轮车（1）
其实，三轮车是一种很尴尬的存在。从它的轮子数目里就可以看出，比汽车少一个，比自行车多一个。我们的化学老师来自青海，初到松江府，看到一街三轮车，吓了一跳。然后学科使然，肯定恨不能说如果那家伙再得到一个轮子就变成稳定结构，反之如何。我们抛开什么历史，光轮子就决定了它的特殊性。
我初中呆在金山县城朱泾镇，是个小地方。金山大名吉祥得很，可惜三座象征性的山空 长在海里，一个叫大金山，一个叫小金山，还有一个——不叫“中金山”，叫浮山岛。其中大金山海岛乃是上海陆地最高点。上海人很少见到海里有山，所以没事也往海边的石化城度假。据称金山的三轮车是在那里先出现的，不过上海人精明，车夫跟他们砍不过，往往被反砍一刀，痛苦不堪，所以似乎也不见得什么精神抖擞。石化街头的人看上去也和车夫差不多，懒散不已。整个城市像泡在海风里软掉了，往往街上人走路都像梦游，一副嫦娥欲奔月的样子。
然后朱泾镇的三轮车开始蓬勃发展，遂成一大特色。金山地区历史上没出过大名人，有几个也只是二三流的，所以缺少一种文化底蕴，通常不会有人来参观旅游。去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欢乐调频》女主持麦琪来金山采访农民画，一下车看到满街的三轮车，欢乐无比，直夸那些三轮车宁静，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地区就业率不高的体现。朱泾人生性中庸，三轮车也一副中庸样，毫无特征。一次我要去金山农民画院，车夫答曰不认识那个地方，叫我指路。我说金山农民画是大名在外的，与故事和什么来着称为“金山三朵花”。他仍说不知，也不能怪他，谁叫农民画是名声在外而不在内呢？比如李贽故乡的人就不知道李贽是谁，很正常。
朱泾的三轮车竞争比本镇任何行业都激烈。主要是因为干这行的人多。其实车夫不是好当的，尤其在朱泾，要有极佳的心理洞察能力，百丈外能分辨出你要不要车。大学四年毕业出来的怕还没这本事。所以，初来朱泾千万不要一副风尘仆仆的艰辛样，因为除了车夫外没人可怜你，走得像饿狗似的马上会有三轮车围过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民工是没有三轮车来围的。
在朱泾要车，一般不需动嘴。不过，一些人还是可以骗过车夫锐眼的，明明目标就在眼前，却也要辆三轮车。到时主人出门迎接，那人再从车上扶臀而下，很贵族化。
在朱泾繁华的万安街上，万事不安，常见有人起义似的振臂而呼：“三轮车——”然后全镇的三轮车夫都为之一振，离他最近的那一辆更是兴奋得把生死置之度外，原地打转，这小猫的功夫只有三轮车有。自行车自然没有这个功能，反应不及，顿时倒地一大片。那招呼之人一整西装，一架二郎腿，随车消失在人群里。
我以为朱泾人向来冷漠，走在街上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
高中来到松江。松江府里出过一些十分响亮的名字，比如陆机，比如朱舜水，比如施蛰存，天经地义，名声在“外”，松江人怕是大半不会知道。虽然在学术界，陆机因形式主义而名声较臭，但不论味道如何，毕竟还是很响亮。于是乎，那里的三轮车也跟着响亮，满城尽是机动三轮摩托。这样子几年，松江终于荣登上海大气质量最差之榜首。二中前面那条大马路人称“初恋路”，因为它一直带着一种朦胧的美，仿佛张岱看西湖，仿佛浴客看澡堂子那般。
我在的二中是个宁静的地方，如今要把校门封起来建云间第一楼，周瑜点将台。在我眼里，粉刷一新没有周瑜和云的点将台根本没有第一楼未拆前那堵断垣有意思，有“历史沧桑感”。再远是方塔和醉白池。传说李白曾醉倒在醉白池边，因此而得名。我尝觐见醉白池，被里面的水吓了一跳。倘若这水千年没变的话，那李白肯定是给熏倒的。出了“熏”白池，见川流不息的三轮车。松江是个旅游城市，三轮车不能原地候客，要四面出动。这样子，要车就方便了点。一个周末，我想出去走走，因正门已被封掉正在建云间第一楼，只好走后门。
后门是邱家湾，这条小弄堂大名鼎鼎，当年洋枪队领袖华尔就被击毙于此。在这里匆匆忙忙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脚下踩的那方地乃是一个大恶贯葬身之处。知道了也无所谓，邱家湾一般开不进有点规模的车子，所以春来冬去，历史的车轮和三轮车的车轮早已把这里碾成一条平凡的路了。
松江的三轮车不多见，可见经济还是可以的。物以稀为贵，上车就是5元，风吹雨打刀砍炮轰不动。不过笔者有幸——应该说是不幸——动摇过一次它的价格。来二中伊始，我游兴大发，兜得迷路，陷入惶恐之中。后来在云间路那里，终于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要了一辆三轮车说到松江二中。那车夫一愣，我伺机砍价，竟3元成交，不胜喜悦，安然上车。不料那车夫竟未动尊尻，推车徐行20余米，出云间路弄堂后二中大门赫然就在斜对面
松江是个古城，但建设得有声有色，日趋繁华。松江人也普遍沾染了一种城市人的特点，来去匆匆，节奏奇快，脸色疲累。当然，里面也会鱼目混珠了几个欲如厕而觅不着厕所者。松江的三轮车一如松江的人，只是看不见脸色疲累而已。
最后是亭林，亭林是金山的一个古镇，旧有“亭林八景”，这东西可是名声在内了，亭林人家喻户晓。我在亭林读过小学，但也未见齐过八景，只见一棵不如安乐死罢了的老松，据称此老松乃为元代书法家杨铁崖“撒种成荫”。老松旁边许多无名杂草，未经名家撒种，却早已卓然成荫，而且再长下去大有比老松更高的趋势。距松五步之遥，有一“望松亭”，一般总有四个老头在亭里望松兼搓麻将。但无论如何，那老松被美誉为“江南第一松”。居次是一个粪便满地、不及二楼高笔者跳下来也伤不了的顾野王读书堆，只恨不能称为“江南第一堆”。其实，那里曾经蛮有水乡味道的，只是某届政府仿佛毕业于大学填河系，除了填河就不会玩别的了，填了一条市河，拆了几座石桥，填河之后在河址上建起了专卖低档玩具梳子胸罩内裤的小商品市场。另几条苟喘的河也难得疏浚，臭气盖镇。
三个地方的三轮车（2）
河被填了以后路就多了，三轮车便有了用武之地。我儿时未见过亭林有三轮车，不料这几天回老家去不得了，风头直逼朱泾镇。
然而民风使然，这里的车夫比较害羞，平时只会躲在角落里等人上门。顾野王读书堆里的树木由于接受了许多来历不明粪便的滋润，蓬勃生长，势达参天，洒下树荫无数。那些车夫便托了粪便的鸿福，日日躲在树下闲聊，没有朱泾的恶斗，也没有松江的嚣闹，一派与世 无争的圣人样。但最近突然听说读书堆下没三轮车了，都汇聚到新开的农工商超市门口抢生意去了。尽管在30几度的高温下，而且没有读书堆的参天大树遮阳。
不过据说生意还是不好。亭林弹丸小地，大致上流感病人打个喷嚏的刹那，全镇都会大感冒。这种小地方一般不会有人愿要辆车的，且亭林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每天忙忙碌碌的到底在干些什么自己也未必知道，莫名其妙的人是不会乘莫名其妙的车的。
最后要比较一下三个地方的车况和车费。朱泾的车是最整洁的，生意也最好，除轮胎之外什么地方都干净。亭林的三轮车是最差的，生意不振，除轮胎之外什么地方都不干净。松江的车子则严严实实，难辨脏否，只知道这样厚的盔甲，一枚两枚的“地对地”还打不穿，TMD要有这玩意儿，就成功大半了。车费方面，朱泾的上车2元，车夫不会说什么，但倘若你给他5元，他必找你2元。在朱泾为节省车费可以吓人一下，先不动声色要辆车，在路上把朱泾有什么路一一道来，最好和你祖宗扯上些什么关系，以示对朱泾镇的熟悉，仿佛把你扔在下水道里你都有本事从自家抽水马桶里爬出来。车夫一听以为是老朱泾，不敢贸然动刀，届时给他一块钱，他也大多会无话可说。而在松江没有特殊情况，不会二价，5元，少一分不行，多一分随便。亭林则是个因人而异的地方，碰上个好车夫，给他一块钱，他能拉你去追探索者号科学卫星；碰上个坏的，摸一摸他的车都要5元。
梁实秋说三轮车里可以看出人性的残忍，乍一听像有那么回事，其实不然，因为残忍首先要建立在强迫上面，而车夫从不会用刀架着你脖子命你坐车，你也不会用枪抵着车夫逼他减价，况且乘三轮车不比吃饭大便那样非执行不可，你大可不乘，毕竟路漫漫总有走完的时候。这种纯粹是一个愿坐一个愿拉，反可以看出乘客的懒惰和虚荣，甚至还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三轮车和一个地方的人有许多共性。
读《人的末日》（1）
《人的末日》是《论死亡》的精华本，恩莱特教授在茫茫书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后将找到的死汇编成一本30多万字的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在这30万个字中找好的死，删编成“五角丛书”的《人的末日》。这本书在学校图书馆角落里，从登记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过，但封面却很皱——这很好解释，题目太吸引人了。其实，这本小册子细细读读，还能给人许多死之内或死之外的启迪。
书的前言中，译者将人类谈论死亡和谈论性相比，并得出两者一致的结论。其实不然，“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谈论性时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而从来不见有人向往地谈论死。西方文人历来比较开放——其实不是开放只是正常罢了——两样都不讳忌。所以小册子里尽是些什么“约翰”、什么“斯”，中国的只见到一个沈从文，外加一个“译”字，使人难辨究竟是沈从文译别人还是别人译沈从文。总的感觉，中国文人太可怜。其实，我觉得如此浩大的中国不会缺少论死的东西，除了恩莱特对中国文学、哲学总体的不了解外，还包括中国文人向来觉得“死”这东西不登大雅之堂，偶尔写一些也仿佛少女的日记，只待夜深人静时自己品读，并“有理，有理”地叫。
我看到的一些中国论死的东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赘笔过多，像什么“她的母亲薄氏，又催促我写一篇祭文”之类，仿佛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约稿。归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来看去终究像在看小说。不过比起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祭文”来简约多了，因为那些祭文像大说，只是多加了几个“吁”、“呜呼痛哉”的感叹和“谁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叹，好在那时西洋文化传通受阻，要不则成“虐我太cool”，真是“呜呼”几下了。
再逐条读这本书，发现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们津津乐道的“死神”是个什么东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说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学》里有一段话：“死神十分尖刻，几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尽管你宁愿避开，可其身上有种东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欢，但你又害怕。”读过以后，我大为吃惊，以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气更大的霍班的《克莱因蔡特》使我确信死神是个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边剔手指，一边自言自语，并说‘我从没有这么剔净过手指，这真是个肮脏的差事……’”这说明死神的肮脏比起许多男人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男人再脏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
知道了死神，还要了解地狱。雪莱曾把地狱描绘成是伦敦，“人们纷纷堕落”，脏乱狭小不堪。而雪莱显然悲观了，相反地，英国颓废主义代表劳伦斯在这方面显得并不颓废，在《伊特拉斯坎人的住所》里说“死人的住所特别大特别美”，这又让人难以决定死人到底呆在什么样的地方。在西方哲人的眼里，坟墓却总是个好地方，好像坟墓就是家，所以不知西方哲人的内人会不会“爱上一个不回坟墓的人”。
想想，科技发展飞速，公元前2000年人类的美好设想在公元2000年前肯定都已经实现了——不，只有一条，在《基尔加姆史诗》里，乌特拿比希蒂姆说：“没有永恒的事物，我们能否建一幢永不倾圮的房屋？”我很遗憾要告诉乌氏，不能，不仅不能而且现在我们的房屋还没你们的牢固，别说什么经受地震了，甚至在不地震时都能莫名其妙地塌了。
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说：“谁要是目标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便是撒谎。”完了，这年头撒谎的人太多了，许多人都说“我不怕死”，也许死来临时，就“怕死我了”。
埃斯库罗斯在《尼俄伯》中说：“惟独死神不喜欢礼品，无论奠酒还是献祭都毫无助益，他没有祭坛，也听不见颂歌。”我纳闷为什么现在有些当官的没当死神的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悲剧大师埃氏没写清楚，万一死神喜欢女人，那真是个大悲剧了。
Z。赫尔伯特在《卡吉达先生思索地狱》中说：“地狱最底的一层，与流行的说法相反，这里既未住着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