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中国诗学》推出增订版
日前，国学、历史类读物正成为新的阅读热点，上海书展期间，《庄子讲读》、《清代通史》、《苏东坡传》等都极受读者欢迎。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著名学者叶维廉先生的《中国诗学》增订版，刚上市即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
《中国诗学》是中国古典诗学、比较文学领域的泰斗叶维廉先生的经典代表作。十几年来，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海外，都已成为普及性的经典读本。此书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即成为大中学生学习、理解中国古典诗、现代诗的必读入门书、教辅读物，以及一些大学中文系的考研参考书。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推出的增订版，在原版的基础上新收入了叶维廉先生的序言以及四篇最新诗论、美学文章《空故纳万境：云山烟水与冥无的美学》、《重涉禅悟在宋代思域中的灵动神思》、《台湾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两种文化错位的现代诗》等。
唐诗、宋词独特的美感、韵味在哪里？应该从什么角度进行审美解读才能确保其百分之百的诗意不会丧失？《中国诗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读后才知道，我们一直以来对唐诗宋词的误读已经使古典诗的美感大打折扣。
该书分为古典部分、传意与释意、现代部分三个板块，采用的不是教科书的写法，而是用通透、空灵、诗意之笔，超越中西的视界，揭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包括台湾诗歌）、道家美学的奥妙与机枢。该书将学者的严谨、缜密与作家、诗人的优雅、灵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评价说，“（叶维廉）毕生徜徉于中国诗学、道家美学、中国古典诗歌的领域而卓有建树。……他的创作冲动、对文字的敏感、作为一个诗人所有的内在的灵视，决定了他无可取代的学术研究特色。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叶先生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评论，也是分析入微，发人思深，极富创意。作为“台湾十大诗人”之一，叶维廉先生也是“用诗一样浓烈的情感投入中国特有的诗学、美学的寻索。”
题记作者简介
叶维廉（l937—）：广东中山人，先后在中国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取得英国文学学士、硕士学位。1963年赴美，于1964年以英文诗作获爱荷华大学美学硕士。1967年自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任教至今，曾任比较文学系主任凡十年，并曾协助中国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发展比较文学。
叶氏著作四十余种。包括诗集《赋格》《愁渡》《醒之边缘》《野花的故事》《花开的声音》《松鸟的传说》《惊驰》《三十年诗》《留不住的航渡》《移向成熟的年龄》《叶维廉诗选（杨匡汉编）》《冰河的超越》等，批评和理论《中国诗学》《比较诗学》《历史、传释与美学》《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解读现代后现代》《秩序的生长》等，散文集《一个中国的海》《欧罗巴的芦笛》《寻索：艺术与人生》《红叶的追寻》《幽悠细味普罗旺斯》，画论《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童诗《孩子的季节》《树妈妈》《网一把星》。
题记相关评论
叶维廉是著名的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非常“新”，始终置身于最新的文艺思潮和理论前沿；他又非常“旧”，毕生徜徉于中国诗学、道家美学、中国古典诗歌的领域而卓有建树。……他的创作冲动、对文字的敏感、作为一个诗人所有的内在的灵视，决定了他无可取代的学术研究特色。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
他是学者、游子、现代主义的旗手、记者、散文家；而纵使他具有多重身份，仍一直与其时代、地域、运动血脉相连。……他是美国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
——美国当代重要诗人罗登堡
题记增订版序（1）
我一向不替自己的文章写序言，因为要讲的话就在目前，写序就有再说明之嫌，或为自己的思想打气，实在不必。那我为什么要写呢，第一，我想趁这个机会感谢前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许觉民自1981年我到北京讲演以来的爱护，他督促我选一些文章交他安排出版，这就是本书初版能与读者见面的缘由、缘分。我应该在这里感谢他对我的信赖，感谢他对我长久的支持。第二，因为在这本书再版的过程中，我增添了四篇文章，也许应该交代一下，四篇文章是：（1）《重涉禅悟在宋代思域中的灵动神思》（２００４．５），（2）《空故纳万境：云山烟水与冥无的美学》（２００５．６）；这两篇是我对道家美学后续发展进一步的探索。（3）《文化错位：中国现代诗的美学议程》和（4）《台湾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两种文化错位的现代诗》（２００５．８）；这后面两篇补充五四到四十年代语言策略与历史独特的辩证和在朦胧诗出现前台湾继承五四以来诗艺更深度的开发和诗质的营造。这里我没有加入台湾中生代诗人的讨论，他们在语言策略与题材上都有不同于朦胧诗人的突破，但因为已经规划在我的另一本书里（暂题《中国现代诗的研究》），这里不便简略介绍。
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略说我走上写诗和后来走上理论的一些转折。
1937年，我在日本侵略者横飞大半个中国的炮火碎片中呱呱坠地，在南中国沿海的一个小村落里，在无尽的渴望，无尽的饥饿里，在天一样大地一样厚的长长的孤独里，在到处是弃置的死亡和新血流过旧血的愁伤里，我迅速越过童年而成熟，没有缓刑，一次紧接一次，经历无数次的错位，身体的错位，精神的错位，语言的错位……
第一次放逐：内战中我们全家迁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那里“白色的中国人”压迫“黄色的中国人”，那里“接触的目光是燃烧的汗，中风似的惊呆，不安渗透所有的器官、血脉、毛管和指尖……我们不敢认知尚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的那一个分站”……第一次愁渡：带着内战后对于中国文化的焦虑与犹疑不定沉重的心情，我到了台北上大学……参与其他的诗人艺术家试图重建中国文化的努力，试图找到一个入处，促使中国文化的原质根性得以复苏更新。我写诗，先用中文，然后用英文，转化，翻译，要让大家注意到我们生死存亡的处境（譬如，1970年在美国出版的ModernChinesePoetry：20PoetsfromtheRepublicofChina，1955—1965），不光是要他们认识我们原质根性的危机，还要他们认识我们本有的抗拒暴力强权的潜在力量，孕存在古代哲学美学和古典诗里的视野（譬如，1976年在美国出版的ChinesePoetry：MajorModesandGenres），包括道家为抗拒“以语框物”“以人制天”的霸权运作所提供的“去语障解心囚”的策略，进而探索和认识西方现代哲学诗学因为批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系统“以语框物”“以人制天”的强制行为而切入／回响东方的思域的诡奇蜕变……
第二次愁渡：自愿的放逐？不自愿的放逐？来到美国而慢慢变成被人称之为跨文化的一个“场域”，一个pass／port（所谓护照／通运港），在两个文化的夹缝间，满溢着张力，满溢着战栗，满溢着恶梦，在不同的地方的夹缝间，在风景的夹缝间，在焦虑的夹缝间，永远夹在中间，永远错置错位……*
我应该在这里谈谈我到台湾前在香港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香港，这个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的姐妹城市，对我这个刚被逐离开“亲密社群”的乡下十二岁的小孩子而言，冲击很大：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漠不关心，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加上一种特有的文化、民族意识的空白。英国殖民者宰制原住民的策略，其大者包括殖民教育采取利诱、安抚、麻木制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务的工具，制造原住民一种仰赖情结，使殖民地成为殖民者大都会中心的一个边远的羽翼；仰赖情结里还包括弱化原住民的历史、社团、文化意识，并整合出一种生产模式，一种阶级结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的环境，直接服役于大都会的结构与文化，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工业”，即透过物化、商品化、目的规划化把人性压制、垄断并将之工具化的运作，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识的帮凶；殖民文化的利诱、安抚、麻木和文化高度的经济化商品化到一定程度，使任何残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觉完全抹除。在文化领域里，报纸的文学副刊和杂志泛滥着煽情、抓痒式的商品文学，大都是软性轻松的文学，不是激起心中文化忧虑的文学，其结果是短小化娱乐性的轻文学，读者只作一刻的沉醉，然后随手一丢，便完全抛入遗忘里，在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的表面滑过，激不起一丝涟漪！对历史文化的流失没有很大的悲剧感，偶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声音，一下就被完全淹没。
反讽地，就是在这庞大匆匆游魂似的群众中的焦虑与孤独里，我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是我的幸运，在无边的忧郁里，在当时甚为活跃的《中国学生周报》的学生聚会里，我认识了当时的诗人现在的名画家王无邪。用西方的典故说，王无邪就是带领我进入诗乐园的维吉尔。我当时谈不上是个作家，更不用说诗人了，但因着他耐心的劝进，我慢慢写起诗来，更多的鼓励来自他的好友，当时被称为“学生王子”的诗人昆南，不但鼓励，而且邀我共同推出一本才出三期便夭折、但对我写诗的成长极为重要的诗刊《诗朵》，因为在办这三期的期间里，我写诗，阅读成千以上的中外诗人，选登选译，包括重新肯定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诗人。从无邪和昆南私人的收藏里，猛啃中外的诗人，除了在乡下小学时便开始念的《古文观止》和旧诗之外，我投入最多时间的是五四以来的诗人，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诗人，并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技巧：“意象内在的呼应”，“场景的变换”，“保持事物刻刻在眼前发生”，“戏剧场景的推进”，“事件律动与转折的紧扣”等（见我的《我与三、四十年代的血缘关系》一文），帮我完成后来诗中利用音乐的驱势、气氛的凝融以达致气氛弥漫和腾腾进展涌动的效果。外国的诗人包括波德莱尔（Baudelaire），马拉美（Mallarme），韩波（Rimbaud），魏尔伦（Verlaine），十九世纪末诗人塞孟慈（ArthurSymons），道荪（ErnestDawson），早期的叶慈（Yeats），早期的艾略特（Eliot），包括他的《空洞的人》，奥登（Auden）的《在战时》、《下午祷》，劳伦斯（D。H。Lawrence），狄兰·汤玛斯（DylanThomas），金斯堡（Ginsberg）的《吼》，柯索（GregoryCorso）的《炸弹》，洛尔迦（GarciaLorca），梵乐希（Valery），阿波里内尔（Apollinaire），白略东（Breton），艾吕亚（Eluard），苏白维尔（Supervielle），圣约翰·濮斯（St。JohnPerse），亨利·米修（HenriMichaux），杭内·沙尔（ReneChar）和里尔克（Rilke）等。
题记增订版序（2）
在这些现代诗人的作品里逐渐提升出来一些语言的策略，可以帮我在香港殖民统治下特殊现代性激荡的经验里找到一种抗衡的起点。简单地说，西方现代诗人为抗拒“分化而治”和知识、人性的异化、工具化、隔离化、减缩单面化的现行社会，为了要从文化工业解放出来，并设法保持一种活泼的、未变形的、未被玷污的诗，他们要找回一种未被工具化的含蓄着灵性、多重暗示性和意义疑决性浓缩的语言。
我后来的成名作《赋格》是在身体的离散和殖民地城市香港孤立断裂的伤错这双重冲击下产生。抗战胜利还没有透一口气，内战又把中国人狠狠地隔离，妻离子散凡四十年，饱受多重的错位的绞痛。我和一些其他的作家被迫离开大陆母体而南渡香港与台湾，在“初渡”之际，顿觉被逐离母体空间及文化，永绝家园，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焦虑、犹疑与彷徨；“现在”是中国文化可能被毁的开始，“未来”是无可量度的恐惧。五六十年代在港台的诗人感到一种解体的废然绝望。我们既承受着五四以来文化虚位之痛，复伤情于无力把眼前渺无实质支离破碎的空间凝合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在当时的历史场合，我们如何去了解当前中国的感受、命运和生活的激变以及忧虑、孤绝禁锢感、乡愁、希望、精神和肉体的放逐、梦幻、恐惧和犹疑呢？
我站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冥思犹疑，“追索”、“求索”，带着《诗朵》时期以来的诗的语言策略，进出于传统与现代不同文化的时空，作文化历史声音多重的回响与对话，一面利用古典语汇、意象、句法的重新发明，利用中国诗所重视的呈现的方式——让视觉意象和事件演出，让它们从自然并置并发的涌现代替说明，让它们之间的空间对位与张力反映种种情境与状态来表出原是物物关系未定、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的方式——另一面融合西方现代诗提供的含蓄多义浓缩的语言来驯服凌乱的破碎的现代中国的经验。
*我是1955年进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在初期，我虽然已经认识纪弦、商禽，沉冬等人，但没有做作品互相切磋之接触，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翻阅外国的诗集和杂志，每天把日常生活里各种不同的经验在日记里试写成诗，算是一种磨炼吧，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发现，种下了我狂热写诗之外另辟途径成为作学者追寻的种子。其一，我发现几乎所有欧美翻译的中国古典诗都歪曲了我们本源的美学向度，约略在大二的时候，就曾试图用英文写文章批判这个事实，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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