Сさ幕八稻褪牵骸翱馇豢馇薄！�
即使这样，Q县第三造纸厂还是走到了1997年，但企业已经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造纸厂亏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企业一直背着沉重的债务。Q县第三造纸厂在上马时，政府投入的资金并不充足，造纸厂就靠从银行借贷度日，累计到1997年光本金就欠1200万元，还欠其他银行和客户的外债大约几百万。
见企业无法维持发展，当地政府决定对Q县第三造纸厂实行租赁经营。陈刚曾经担任过Q县第三造纸厂的厂长，对企业比较熟悉，他以每年300万元租赁费成功租下该企业。随即，陈刚与Q县第三造纸厂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合同约定：陈刚对租赁以前企业的债权、债务不承担责任。
租赁之初，为了方便经营，陈刚很快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因为申请成立新企业比较烦琐，陈刚只变更了厂名和法定代表人。但是对法律不了解的陈刚却不知道，从法律角度看，这种变更仅是企业名称的一种改变，陈刚造纸厂与原来的Q县第三造纸厂仍是一家企业。
正是这一变更登记，直接导致了陈刚造纸厂和Q县第三造纸厂在法律上为同一法人。这也就意味着陈刚要偿还Q县第三造纸厂的债务。但当时陈刚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最初的失误为企业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一颗随时都会引爆的“炸弹”。
租赁企业后，陈刚加强了企业管理，凭着多年在造纸行业的摸索，陈刚很快使造纸厂扭亏为盈。企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更没人想起企业埋下的隐患。
A信用社借给Q县第三造纸厂的1200万元，就像打了水漂，怎样要回这笔钱？信用社法律顾问看到陈刚造纸厂的工商登记资料后喜出望外，于是就有了开头这一幕。
埋藏在企业长达5年的炸弹终于引爆了！
接到法院的通知，陈刚感到很委屈：“我明明是租赁经营，况且租赁合同中也明确讲明了不承担以前的债务，怎么现在又要我还账？”偿还2000万元几乎可以让正在发展的造纸厂瞬间垮掉，陈刚感到从来没有的惆怅和痛苦，从来没有用过律师的陈刚这时想起了律师。
看完A信用社的诉状后，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的常海峰律师也陷入沉思。常海峰与陈刚也是旧识，并且也多少了解该企业的状况。三年前，常海峰也知道陈刚造纸厂企业登记的相关情况，他曾经给陈刚提过建议，让他尽快更正工商登记，采取补救措施。因为当时这一问题没有暴露出来，陈刚也没有在意。
隐藏的“炸弹”一旦引爆，再亡羊补牢，难度也就加大了。这也给常海峰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常海峰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经过综合分析，他认为，陈刚租赁经营是合法的，租赁期间的收益也应当属于陈刚个人所有，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就在于陈刚的个人财产与集体企业的财产混到了一块，陈刚受到了连累。于是，常海峰在积极准备答辩的同时，更积极着手进行陈刚个人财产与集体企业财产界定的法律论证，并向陈刚出具了详细的法律意见书。
与此同时，陈刚又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陈刚造纸厂的账目进行审计，确定1997年9月以后的投资和收益均是陈刚个人所有。并依据这一结果，申请由工商局、财政局、经委、税务局进行了企业财产归属的甄别，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做了进一步确认。
至此，陈刚长舒了一口气。但常海峰意识到，陈刚的企业还要经营，而陈刚造纸厂的壳资源已经污染，应当另起炉灶。在常海峰的建议下，陈刚又申请设立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一番紧张的改制，陈刚辛苦经营5年的个人财产终于得到挽救。A信用社看到大势已去，只好撤诉。
新的一年，陈刚将搁浅的扩展计划重新做了一番规划，刚刚成立的公司又开始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工人们又能看到陈刚那熟悉的笑容了。但这一事件给陈刚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每次谈及此事，陈刚总是说，企业发展没小事，千万莫在企业发展中留下隐患。
目前，像陈刚企业出现的这种情况，在很多企业中都存在。对这一类企业，人们俗称“红帽子企业”，也就是名为集体或国有实为个人的企业。1998年3月24日，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曾联合下发了《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专门针对这种“红帽子现象”进行了清理。
像陈刚一样，企业经营者在企业经营中往往更关注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对企业架构设计反而不太在意。其实，企业制度的设计对企业才是最关键的。如果把管理问题看作是“病在腠理”的话，涉及到企业制度的问题就是“病在膏肓”了。
陈刚造纸厂这个案例，如果不是补救成功，陈刚这几年虽然经营有方、效益显著，恐怕最后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毫无疑问，企业的设计是根本，企业制度的确定是内在的，管理是外在的。企业的管理出了问题，经营者可能请一个职业经理人就能够解决。但如果企业制度出了问题，这就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把管理问题看作是“病在腠理”的话，涉及到企业制度的问题就是“病在膏肓”了。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也能看到，在企业经营中，一些企业家往往是凭直觉判断问题。但企业中的法律漏洞往往不是很直观，以致很难引起企业家的注意。这个案例中，笔者在几年前就曾提醒过陈刚，但还是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他当时无法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幸亏这个案例最后“亡羊补牢”，尚未造成重大损失，但有时候怕只能是后悔莫及。笔者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例，提醒更多类似情形的企业及早做出决策，不可重蹈陈刚的覆辙。
主要问题之二：发展过急
小老板要成为大老板，意味着企业要发展，而发展就面临着一个可持续的问题，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
邓军是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企业规模不大，但七八年的苦心经营，也小有成效，虽“个头不高”，倒也“面色红润，精神焕发”。如果这样按部就班地经营下去，也许这小老板还是当得很安稳的。可是，半年前，虽然企业“活”得不错，但邓军开始不安于现状，一些成功企业家的神话使他跃跃欲试，他梦想自己的企业能快速“长高、长壮”，使自己快速地由一个小老板成为大老板。于是，他四面出击，一边通过向银行贷款融资，一边将多年积累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全部投入到了扩大企业规模中，还兼并了几个小厂。
企业生产开始快速增长，产品销售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兼并、扩充……企业的摊子越来越大，“个头长高”了，可是问题也来了，扩大了的生产规模，资金需求也是居高不下，销售增加了，应收账款也增加了，资金开始跟不上了，太高的负债率，也使银行望而却步。于是企业似乎长成了“绿豆芽”，由于后续资金不足造成营养不良，企业现今“面黄肌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其实，企业要以发展求生存，就得促使销售不断增长，但销售增长的企业需要补充资金。销售增长越快，需要的资金就越多。
第五章 迈过新公司最初的门槛
第39节 创业初期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3）
通常，企业实现资金增长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依靠内部资金增长作为来源。但内部积累资金财务资源可能是有限的，有时还会限制企业的发展。二是依靠外部资金增长作为来源。主要是增加负债，但这样会使企业财务风险加大，筹资能力下降。三是求平衡增长。就是要求在保持目前财务结构和与此相关的财务风险的前提下，按照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的增长比率增加借款，以此支持销售的增长。
可以看出，邓军正是忽视了平衡增长的要求，企业规模扩大过快，几乎用尽了企业的内部积累，过高的负债率，也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无法继续得到新的贷款，资金周转跟不上，企业难以为继。
那么，如何判断是否平衡增长呢？专家认为关键在于确定合理的可持续增长率。在不改变企业目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的情况下，即如果认为当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是处于良好的理想目标状态下，那么，限制资产增长的是所有者权益即股东权益的增长率。
因此，可持续增长率应是当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决定的内增长能力。违背可持续增长率的要求快速发展，盲目扩张，忽视提高，不注意可持续发展，最终会使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导致财务危机，成功的企业也可能会昙花一现。
1999年，25岁的罗立伟在深圳一家通信公司任片区经理，公司的主营产品是卫星接受器。不到一年的时间，精明能干的他就为公司创造了500多万元的销售收入。
每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像大部分年轻人一样，自己创业的想法一直萦绕在罗立伟的脑海中。李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刘家明对深圳地区的通信电子市场比较熟悉，另外一个好朋友陈锦文则在国内一家顶尖通信企业做了两年多的技术开发工作后辞职，处于赋闲状态。
已有的工作经验和个人积蓄奠定了创业的基本条件，三个人似乎也能优势互补。他们坚信能以“十倍的努力换取十倍速的致富”。1999年11月，三人合伙的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公司最初专注于卫星接受器的销售及安装，产品可以直接从原来的公司批发；不久他们就和珠海一家电话机厂商签下了合作协议，成为该厂的代理商。
开始似乎很顺利，卫星接受器三四个月的时间安装了10多台，赚的钱已能抵挡房租水电等费用。
但日常开支仍然令创业的资金一天天在缩小——那都是他们昔日的“血汗钱”，这种趋势让人很心惊。在三个创业者眼里看来，光做卫星接受器的销售和安装并无多少利润可赚，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寻找新的而且盈利迅速的项目。2000年3月，IP拨号器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早在1999年，有关IP拨号器的报道已经见诸媒体，不过当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生产厂商，充斥市场的都是进口产品。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注意到在深圳等地已经有厂商开始投产，于是买来一个拨号器打算仔细研究一番。拆开一看，对电子通信产品都很熟悉的三个人不禁惊喜：整个机器成本算下来不过50块钱出头，可是当时市场价却是每台1000多元，1999年最高甚至卖到2000元。IP拨号器技术原理很简单，基本是电话机原理，只不过多了块控制芯片。在电子通信市场异常发达的深圳，相关部件的生产厂商多如牛毛，所以基本元件的供应不是问题。
他们决定自己生产。以满大街的公用电话为例，电话亭老板在安装拨号器之前的成本大约在0。71。1元/分钟，收打长途电话的人的钱是0。81。2元/分钟，安装了拨号器之后收费和原来相同，但成本只有0。4元/分钟。仅此一项，拨号器的市场就大得望不见边。这一点让三人觉得眼前拆开的不是拨号器而是一个金娃娃。
统一了思想，一猛子扎进去。初期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产品设计生产开始启动，买来了数万元的生产调试设备，还招聘了一个专门负责调试的专业人员，陈锦文日夜兼程地进行程序设计，罗立伟和刘家明则在深圳地区洽谈业务，寻找合适的生产厂商采购零配件。不久实验室产品诞生，在深圳地区做了简单的应用测试后，罗立伟带着产品飞往福州、厦门、宁波、东北等地联络发展经销商。当时这种定价的产品对于经销商而言很具有诱惑力，市场方面的情况很不错。回深圳后，刘家明和陈锦文也相继去了西北、西南一带，带回来的同样是好消息。
财富在触手可击之处，心情如三月的春风吹拂。
既然市场反馈非常之好，罗立伟就着手开始铺摊子：他制定了完整的全国性营销计划，招聘了业务人员、技术人员、专职会计和文员。产品一进入市场效果就很不错：虽然发货量少，利润却基本可以维持公司的运转。
由于看好这个利润超高的市场，竞争对手纷纷跟进。2000年六七月份，拨号器的市场价格降到每台500元——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跌幅。不过市场在迅速扩大，依照三人的预期，这样价格的利润率依然非常诱人。公司再次招聘业务员扩充销售队伍，最高峰时人员总数达到了14名，每月的费用也攀升至3万余元，这是一个让罗立伟这样的小老板难以入睡的开支。
竞争很快变得更加激烈，竞争者大部分是转型的电话生产厂商和大通信公司下属的事业部、分公司，类似罗立伟们这样白手切入市场的寥寥无几，从公司的背景、实力和行业优势来说，罗立伟的公司已经先输一步。
然而这还不是最紧要的，3个月以后，各地的经销商纷纷退货，技术问题爆发。
拨号器是通过集成电路来控制的，也就是常说的IC芯片，它对输入输出的电压很敏感，稍有偏差就出问题。由于他们生产的拨号器兼容性不够，产品具有很大的区域局限性。经销商的退货使得前几个月已经实现的现金销售再次转变为存货。三个人紧急商议，决定由一直负责技术方面的陈锦文重新编写程序设计方案。但是陈的技术经验有限，多次改进后，依然无法解决区域适用性的难题。如此反反复复，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问题依旧如磐石横路。老客户相继丢失，重新设计产品和接受退货成为公司的日常工作，3个月的时间内公司没有实现1分钱的销售，而每个月3万元的费用却丝毫不可能减少。
压力之下，创业初“十倍速致富”的梦想仿佛越来越远了。
陈锦文和刘家明原来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3个月毫无销售的运营，毫无改善的希望，使友谊再也难以挂在脸上。恶言只要发生一次，就会在心里留下怨恨；怨恨留下一点，必然有下一次恶言。陈锦文过于自信和推卸责任的做法，令矛盾最终公开化。开始时还只是针对公司事务方面的矛盾，到后来逐渐转化为个人之间。不断在彼此间滋长的不满乃至人身攻击，导致合伙创业决策的灵活性和高效率等等优势丧失殆尽。
局面越来越坏，惟一的办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