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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掷地有声
日本人窜改历史，把杀了三十万人〃淡化〃成：〃人数不详〃、〃淡化〃成〃多数的中国军民〃；刘福增意犹未足，只承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其他〃都是猜的〃、〃也是猜的〃，这不是十足的曲学阿日的论调吗？知识分子堕落到这一地步，岂不太可耻、太可恶了吗？
显然的，刘福增在用方法学的障眼法，用来搅乱〃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的野蛮行径，用来混淆视听。他说他〃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否则他就只承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但是，请问刘福增：二次大战德国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是不是也要比照处理？若照刘福增的方法学，没有统计清单，就〃都是猜的〃，那么事实上少了六百万人，他们都到那儿去了？在战乱中，准确的统计数字或许有小的出入，但是涉及三十万人的屠杀、六百万人的失踪，就不是小的出入，就不能用〃人数不详〃、〃多数〃、〃很多〃等来含糊带过，除非刘福增和他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中国官方〃被害人总数达三十万以上〃的统计，否则就不能说这种官方统计是〃猜〃的。若说官方这种统计不够科学，那么你刘福增的〃我想〃〃杀害了很多〃的描述，又够科学吗？这是那一国的科学呢？大概只有日本人有这种轻描淡写的科学吧？
战争中杀个百八人，杀个千百人，可能勉强用〃人数不详〃、〃多数〃。〃很多〃含糊过去，但是杀了三十万、六百万、就是旷古绝伦的大残暴行为了，这样的行为出现了，再予以〃淡化〃，予以有含糊语句轻描淡写，这不是别有居心，又是什么呢？
在刘福增这篇媚日的大作发表后第六天，美联社东京二十一日电讯说：
大约四百名日本民众与学生今天在日本文部省附近举行一项和平示威，他们称，自日本窜改历史教科书争论于一个月前表面化以来，这是首次公开抗议集会。
据主办者表示，这项抗议由八个团体组织而成，其中包括〃教科书问题国民协会〃及〃亚洲妇女协会〃。
东京都大学的山位教授批评文部省处理此事失当。
看吧！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都承认日本在〃窜改〃历史；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教授，都承认日本人的不对，可是我们的中国〃政治案〃杂志发行人邓维贤，却说〃刘教授的'异议'掷地有声。刘教授的分析和说理，清晰而细致〃！对比起来，邓维贤和他的刘教授，可真是一对媚日的活宝了！连有心肝的日本人，自己都不甘自媚，在日本国外，竟冒出邓维贤和刘福增来拍马屁，这真太不成体统了！
邓维贤和刘福增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无法坐视他们这样莫名其妙下去，我必须写出我的抨击和警告。我认为：邓给贤犯了这样大错误，实在不配一个人办杂志了，实在该成立一个真的编辑委员会，来集思广益，补救自己的偏枯；刘福增和他的方法学，实在也该有所收敛了：要深刻觉悟到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两个书呆子论政，论到千万人头落地听不见，反倒自吹文章〃掷地有声〃，这样的笑话，可真不能再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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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特务
李敖
在没有天下太平以前，一个国家为了她的安全，不能没有维持治安的人员。维持治安的人员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警察；一种是比警察更“亲爱的”，那就是特务。中国历史上搞特务最成功的统治者，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曹操；一个是雍正皇帝。在外国，能搞特务的皇帝也很多，例如十六世纪的英国伊利莎白女王，就是一个。
伊利莎白女王手下的特务头子叫华兴安（ＦｒａｎｃｉｓＷａｌｓｉｎｇ—ｈａｍ），华兴安有个弟弟，也是特务头目。他们兄弟拉到一个多才的诗人兼剧作家马罗（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ａｒｌｏｗｅ）做同志，一块儿搞情报工作。
当时英国是一个宗教影响政治的国家，触犯国教是犯了大忌，要被活活烧死。在一五九三年，英国的名剧作家汤姆士。凯（Ｔｈｏ—ｍａｓＫｙｄ）犯了这个大忌，牵连到马罗，先后被捕。华兴安急了，赶忙把马罗保出来。
保释的条件是马罗每天向主管单位报到一次，直到审判日期为止。据说华兴安知道马罗早晚难逃一死，并且还会惨死，所以安排下计划，在这一年的三月三十号，在一个小酒店里，传出了马罗被刺的消息。其实死的并不是真正的马罗，而是一个替身。当时行刺的凶手，在一个月后就被特赦，并且又回到华兴安手下当特务。
马罗哪里去呢？据说马罗隐姓埋名，藏在特务头子华兴安的保垒里，专心写作了。写作不可不用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莎士比亚”（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而真的莎士比亚，并非一个人的真姓名，至多是一个被假借的名伶的名字。
此后莎士比亚以许多最有名的喜剧、悲剧，和十四行诗名世，但是他本人却简直没有传记可言，他个人的身世，永远是一个谜。
关于马罗是不是莎士比亚的问题，中外人士都有所讨论，如霍夫曼（ＣａｌｖｉｎＨｏｆｆｍａｎ）、如海勃朗纳（ＲｏｂｅｒｔＬ．Ｈｅｉｌｂｒｏｎｅｒ）、如梁实秋、余光中。当然议论纷纷，终归是一个千古疑案。
这个疑案引起我一点小兴趣，就是当时英国特务的素质问题。即使莎士比亚不是特务，但马罗却是特务无疑。
而马罗是有名的诗人兼剧作家，已是文学史中的定说。由此可见，英国的特务真有办法，他们里面，水准真高，真是卧虎藏龙。从英国的特务系统类推，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治安良好的国家，都是特务水准提高的国家。即以希特勒而论，他的特务头子，竟是有名的大学教授！你说他们征服世界的思想错误可以，但你不能说他们私德不好、没有原则，他们绝不是那些敲诈勒索的军阀时代“包打听”式的人物。
最近我读了一本科林斯（ＦｒｅｄｅＬ．Ｃｏｌｌｉｎｓ）的《在和平与战争时中的美国联邦调查局》（ＴｈｅＦＢＩｉ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Ｗａｒ），深叹他们特务水准的严格，真令人敬佩。尤其是他们那段特工系统的演变史，使我们深切的感觉到：他们是保障人权的，而不是蹂躏人权的，那些史实，值得我们最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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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与驴
在《首都日报》上，看到一则无邪写的“比大小”的笑话，很逗。笑话是：“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终于罪有应得，各国士兵都得了性病。他们都急于求诊，但却不得其道，因为北京只有中药铺，各国士兵都不知道如何看中医。后来，日本兵终于想出解决方法：直接把要治疗的‘部位’‘放’在药铺柜台上，并且在旁边放了一叠钱。美、法、英、意、奥、德各国兵陆续到来，也都如法炮制，便在药铺柜台上排成一列。最后，俄国兵来了。他原来看不懂大家在干什么，后来终于有所‘领悟’，便也如法炮制，然后很得意地把柜台上所有的钱收起来，并且对大家说：‘你们看，我赢了，我的最大。’” 这个笑话，使我想起驴的种种。
驴做为家畜，已经五千多年了。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它就成为北非和伊朗的家畜。
中国也不例外，并且还用它而生出许多轶闻和掌故。
驴的尾巴似牛、形状似马，速度比马慢，但是吃苦耐劳、脚步稳健，尤能在山区和不平路面行走。公驴和母马交配，生骡，骡没有生殖能力，但是体大力强；母驴和公马交配，生駃騠。公驴的生殖器很大，所以不论中外，驴字都与下体有关，许多黄色笑话，也因之而来。
最有趣的一个黄色笑话是：一家旅馆主人，最喜欢他的驴，并引以为傲。有一天，他在旅馆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这头驴笑，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没有办法。独有某君说他可以。于是，把驴带到中庭，大家围观，某君走上前去，在驴耳旁边，低声说了一句话，驴听了，果然面露笑意。旅馆主人无法，只好照付一千元。过了几天，旅馆主人又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我这头驴哭，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也没办法。这时候某君又出现了，他说他可以，但是这次要在墙脚边对驴说话，才有效果，旅馆主人同意了。于是某君牵驴于墙脚，解开裤子，让驴看看，果然该驴掉头就走，泪流满面而归。旅馆主人无法，只好又照付一千元。
旅馆主人前后付了两千元，心有未甘，坚请某君透露他有何种本领，能令吾驴啼笑随之。某君说，我可以透露，没有关系。我上次跟它说的话，只有一句，就是：“我的比你的大。”驴一听，果然笑了，它以为我在乱盖。这次呢？我把它带到墙脚，脱裤子给它看，一看之下，千真万确，真的比它的大！
俗话说：“三个女人没好话，三个男人比（上尸下吊）大”。一般无聊男子，比（上尸下吊）都是人与人来比的，可是某君却敢与驴来比，其气势不凡，远胜俄国兵矣！
正因为驴的（上尸下吊）大，所以在新女性眼中，就有了特殊感觉。新女性年轻貌美时代，纵之在色；及其老也，又戒之在得，不但自己作怪，甚至怪及动物。报载法国女星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美人迟暮，已息影十六年，独居以外，独以爱护动物自居。最近她的邻居外出，以家中公驴一头，托她照顾。不料这位过气的新女性为防公驴打她家中母驴的主意，竟快刀阉之。保护动物保护得如此断绝驴道，除了新女性，又有谁干得出来？
碧姬芭杜养了四十只猫、十条狗、若干山羊和一匹母驴，虽然百兽为伴，但自谓“每当夜晚降临，我就有快要发疯的感觉，做一个独居的女人实在不容易。”古代贞节烈妇，入夜暗中数铜钱以遣悲怀；今之百战红颜，晚来公然割驴（上尸下吊）以正天下。断兽道，淋人道；绝兽伦，敦人伦，呜呼，其驴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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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再嫁了吗？
《中央日报》五十二年四月十三号朴人先生的“李易安的再嫁”一篇文章，重新给一段错误的历史记载加以传布，这是大可不必的事。
李易安（清照）的没有再嫁，在历史上可以成为定说了，这是稍懂基本考证的人都知道的。李易安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拭，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言，说她在大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其实这些都是谎话。
最早编造或传布这些谎话的是胡仔、赵彦卫。李心传等人。他们虽然与李易安同是宋朝人，时代接近，但是纪录的手法却大有问题，胡仔的《苔溪渔隐丛话》一书，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一一四八）三月，这时李易安大概已经死了很久了。（李易安的死年不可考，周密《浩然斋雅谈》记她曾在绍兴十三年癸亥（一一四三）端午进“帖子词”，那时她六十一岁，以后再也没下文了。）晚一点的是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这书成于宁宗开禧二年丙寅（一二0六），已经到第十三世纪了。再晚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书最早的版本是理宗宝祐年间的扬州刊本，在一二五三年以后。上面三书的成书年代都可证明一件事－李易安当时并没看到这类诽谤她的记载，而这类记载的形成，不过是根据一些鄙恶小说的绘影绘形，正如清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所说的：
“其时无学者，不甚易安讥询，改易安与綦学士启，以张飞卿为张汝舟，以玉壶为玉台，谓官文书使易安嫁汝舟，后结讼，又诏离之，有文案（详赵彦卫云麓漫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方扰离，不纠言妖也。”
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
一、李易安再嫁的传说，是小人们编造的；
二、这种编造，因为南宋的偏安扰离，竟没有澄清。
为了证实这些传说的错误，俞正曼在《癸巳类稿》中又批评这些早期的史料：
“读云麓漫钞所载谢秦崇礼启，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采鄙恶小说，比其事为文案，尤恶之。后读齐东野语，论韩忠缕事，云李心传在蜀，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衅固宜。又谢材得集亦言，系年要录为辛弃疾造韩侘胄寿词，则所言易安文案谢启事可知。”
这段文字已指出这些史料的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依我看来，乃是李易安的词，已“版行于世”，但她的丈，却“少有见者”，这种情形，在《云麓漫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