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作用。紧急支援小组的任务是给特种部队打前站，帮助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与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国务院、国家安全部门保持联系。在关于最佳目的地的问题上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小分队决定在斯戈尼拉降落。
TWA847航班开始向贝鲁特机场进行第二次降落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时过后。
跑道上的航标灯没有打开。机场上实行了灯火管制。贝鲁特的机场导航塔台再次拒绝该机降落，特斯特拉克机长再次大声向控制塔台解释说：“我还有不足20分钟的燃料，即使降落在跑道之外，我也要进场。”
特斯特拉克穿过云层，出现在机场上空500英尺处。他可以看见已经被车辆封锁的跑道。他用无线电向塔台喊话说：“我们处境十分危急。我请求你开放机场让我们降落。”
导航员回答说：“遗憾的是，我的上级对你们的问题不感兴趣。”
“如果我们试图降落，飞机就会撞毁。”特斯特拉克对劫机者说。
“好哇，”其中一个回答说。“那就省得我们把它炸掉了。”
“让乘客做好迫降准备。”特斯特拉克对尤里·德里克森说。接着他向乘客发表讲话说：“我们的燃油已经不多，所以不得不迫降。我们的燃油只够一次进场。我们准备进场。请做好迫降准备。如果他们不清除障碍物，我们就在跑道旁边的场地上迫降。否则，我们就得落到水里。”
就在离跑道还有3英里的时候，跑道上的航标灯全部打开，设障的车辆全部移除，导航塔台告诉特斯特拉克说他可以降落了。
又一次让人揪心的体验……这些将成为一种习惯。
飞机着陆之后，劫机者要求特斯特拉克把飞机停在跑道中段，不要靠近任何建筑。卡斯特罗和赛义德开始用阿拉伯语和塔台通话，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气急败坏。他们要求让增援的人登上飞机，但他们的要求遭到黎巴嫩当局的拒绝。
“我不想跟你谈，”一个劫机者扯着嗓子对导航员说。“我只跟阿玛尔谈。”阿玛尔是贝鲁特的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武装派别，为首的是一个叫纳比赫·贝里的律师，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有关系。阿玛尔比黎巴嫩真主党要温和一些。后来看得很清楚，阿萨德与阿玛尔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的头目们进行暗中交易，来解决紧张局势，条件是要在政治上对他有利。
“你是想争取时间，”那个恐怖分子说道。“你不相信我。那我们就干掉这个海军陆战队员。”他指的是第一次在贝鲁特降落时遭到毒打的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瑟姆。
接着卡斯特罗就把斯特瑟姆带到打开的飞机舱门旁边，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用手枪顶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然后把他的尸体推到停机坪上。
“他已经杀了一个乘客，”驾驶员报告说。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卡斯特罗一把夺过他的麦克风说道：“你看。你现在相信了吧。5分钟以后将会有第二个。”
这时候，卡斯特罗命令特斯特拉克把飞机滑行到加油点。
恐怖分子决不会忘记时间的宝贵。他们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被端掉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他们不断变换地方。
“我开始沿跑道滑行的时候，”特斯特拉克后来回忆说，“猛打方向盘，以免轮子从那个年轻军人的尸体上轧过去。”
在整个过程中，飞机上的每个人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被这样的暴行吓坏了。这时候一个恐怖分子开始唱歌。尤里·德里克森后来回忆说：“那是一首庆祝的歌曲。”
就在这时候，恐怖分子拉出了第二个受害者：一个名叫克林顿·萨格斯的潜水员。
“劫机者来到我面前，”萨格斯回忆说。“用脚踢我，打我，骂我是美国猪。我心想这下我是死定了。我默默祈祷，祈求上帝让我投入他的怀抱。”
突然之间，飞机的后门打开，有12个拿着自动武器的民兵大声叫喊着冲上了飞机。恐怖分子成功地得到增援力量……给解决问题增添了更大的困难。
这12个人中，有一个自称是吉哈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实际上是黎巴嫩的首要恐怖分子之一，叫伊迈德·穆格尼亚。他以前曾经是奥马尔的成员，但这时候他代表的是真主党——他是他们的“护法”。现在整个行动由他负责。
在飞机补充燃料完毕之后，6名美国人，包括霍尔特·卡尔森、克林顿·萨格斯以及另外3名海军潜水员被迫坐在飞机最后两排的座位上。此后不久，这6个人很快就从飞机后面的舷梯边上被带了下去，带进一辆等候在那儿的封闭式卡车。又过了一会儿，第二批5名乘客（包括一名海军潜水员和四个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也被带下飞机，上了另一辆卡车被带走了。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TWA847航班再度起飞前往阿尔及利亚。这一次的阿尔及利亚之行要一直延续到星期天。
现在是星期六黎明时分。
卡尔·斯廷纳受命派出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时，罗伯特·斯特瑟姆的尸体已被扔在停机坪上。特种部队还需要进行6到8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预定位置以解决问题。
斯廷纳他们还在飞行途中，国务院指示纽林大使，请阿尔及利亚方面允许朗所率领的紧急支援小组入境。这个小组现在已到达斯戈尼拉。
根据纽林大使的回忆，阿尔及利亚人不同意。他们不允许搞营救行动，而支援小组和那架空军C140似乎就是搞营救的。
由于不能把飞机或全部人马带进阿尔及利亚，朗只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他挑选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然后率领他们乘商业航班经法国马赛中转进入阿尔及尔。
与此同时，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以及支援小组的其他人员都到了斯戈尼拉，而且在飞行途中制定了行动计划。降落之后，他们就与那架环球航空公司波音727以及从英国飞来的两架战爪运输机取得了联系。营救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天亮之前还有足够的夜色作掩护，以便前往阿尔及尔完成这次行动。不过，营救行动所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因为现在飞机上已经不是它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的情况了。当时飞机上只有2名武装恐怖分子，现在却是14名全副武装的真主党民兵，有些人还带着冲锋枪。
可是，小分队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机库里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星期六清晨，那架TWA847航班又一次降落在阿尔及利亚。这一次它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将超过24小时。在刚刚完成的从贝鲁特到阿尔及尔的充满冒险的航程中，劫机者们对机上的乘客进行了逐个打劫。
飞机降落之后，劫机者们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们要求希腊政府释放他们的同伙、一天前在雅典机场被逮捕的阿里·阿特瓦。劫机者们威胁说，如果不把他释放，他们就会杀掉机上的希腊乘客。如果把他释放，机上的希腊乘客将被释放。希腊人作出了让步。那天下午，一架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带着阿里·阿特瓦离开雅典飞往阿尔及利亚。
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利用释放阿特瓦的机会，也让恐怖分子作出了几项让步，同意释放除了美国男子和机组人员之外的所有乘客。迈克尔·纽林说，阿尔及利亚人的谈判非常出色。“他们绝对了不起，”他说道。“他们让恐怖分子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在斯廷纳看来，恐怖分子并没有明显的“付出”，因为恐怖分子一直处于控制地位——而且现在依然如此。
纽林后来回忆说，星期天上午他离开机场的时候，他深信阿尔及利亚人和国际红十字会将在不出现进一步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危机。他是带着这个信念进入梦乡的。
几个小时之后，一位使馆官员把他叫醒：劫机者再次要求补充燃料。
这时候，纽林打电话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府秘书长（阿尔及利亚行政首长的首席行政长官），说明了美国人的立场：“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制止飞机起飞，即使这意味着要打掉飞机的轮胎。”
很快，那名使馆官员就向纽林汇报说，那架TWA847航班即将起飞。纽林再次拨通了秘书长的电话。
“我们不得不放他们走，”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对他说。“劫机者威胁要炸掉飞机。”后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提出另一个借口：“毫无疑问，劫机者们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说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出发的消息。”这是他们的解释。
这样的说法是毫无诚意的。无论劫机者是否听到这样的报道（事实上，大部分报道都是不准确的），他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担心会发生营救行动。他们不需要新闻报道来告诉他们：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地面上待的时间太长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没有得到阿尔及利亚方面对营救行动的同意，即使得到他们的同意，形势也已经变得非常不利、非常复杂。现在的情况与847航班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已大不一样，恐怖分子显然已经控制了飞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贝鲁特还卸下了总共31名人质，其中至少有19名被分布在贝鲁特迷宫似的南郊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当中。现在已经无法一次性地营救所有人质。
上午8时刚过，在阿尔及利亚停留了25个小时的TWA847航班再度起飞。一个小时之后，戴维·朗和5名紧急支援小组的成员乘一架阿尔及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马赛，可是已经太晚，已经无法影响TWA847航班劫机事件的结果了。因为它已经永远离开了阿尔及尔。
与此同时，那架847航班再度飞向贝鲁特。当恐怖分子在策划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机长特斯特拉克在仔细地听着。他们企图再次回到贝鲁特去补充燃油，然后（他认为是）前往德黑兰。这显然不是特斯特拉克想去的地方。他觉得，这一次他们在贝鲁特降落之后，他一定要想办法不让他们再次起飞。特斯特拉克和飞行技师齐默尔曼制定出他们的计划。飞机在贝鲁特着陆之后，齐默尔曼关闭了油路阀门，同时关闭了通向一个发动机的电源。仪表板上的指示灯发疯似的开始闪亮。
“TWA847航班已经不能再飞了，”特斯特拉克对穆格尼亚抱怨说。“除非从美国弄一台新发动机来。”
现在是贝鲁特时间星期天的下午，华盛顿时间则是星期天上午。
这时候，卡尔·斯廷纳得出的结论是，那两架战爪运输机和那架波音727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征得五角大楼的同意之后，他解除了它们的任务。接着他让部队其他成员登上飞机，直飞塞浦路斯。后来，戴维·朗和他的紧急支援小组也到那里与他会合。斯廷纳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一场营救行动——他仍然希望随着事态的发展，机会可能会自己出现。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贝鲁特是一块硬骨头，比阿尔及利亚难啃得多。飞机上还有30名乘客。至少现在还知道他们在哪里，可是早先被带下飞机的那19个人就不知去向了。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武装民兵现在把他们分别扣押在不同的地方（大部分在地下室里）。
他们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了。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一次不光彩的经历
在那些日子里，在贝鲁特很难得到比较可靠的情报：例如，美国的国家卫星系统无法截获民兵的通信联络，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手持式低频无线电对讲机或者靠通讯员传递信息。更糟糕的是，最近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遭到绑架和折磨，美国的情报网络惨遭破坏。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假定他已经供出了情报网络，其中的特工已经被“压制”。
斯廷纳一到塞浦路斯，就打电话给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雷金纳德·巴塞洛缪，请他介绍最新情况，并问他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能提供什么帮助。
虽然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但他们相互非常了解，因为在1983年和1984年初，他们都在战火纷飞的贝鲁特。他们所处的地区曾遭到过多次炮击，他们和现在扣押了至少19名TWA847航班人质的派系领导人曾有过多次会晤。这样的经历使他们相互之间非常尊重。
“我想让你做的，”巴塞洛缪说，“是带着你手下两个人和紧急营救小组的两个人飞到我这儿来。你一到贝鲁特，我们就将确定最后的行动方案。然后你可以回到塞浦路斯开始行动。”
斯廷纳立即带上“皮特”中校、紧急营救小组的两名重要成员（一名来自国务院，另一名来自中央情报局），以及一台卫星通信无线电机器操作人员登上一架直升飞机飞往贝鲁特。就在他们向大使官邸附近的直升飞机停机坪降落时，他们清楚地看见了贝鲁特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的那架TWA847航班。
巴塞洛缪的首要任务是监视847航班的动向，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有很好的监视能力，”斯廷纳告诉他。“我一回塞浦路斯，就把人给你派过来。”
在这段时间里，斯廷纳从塞浦路斯带过来的其他人，包括卫星通信和操作人员，都和大使一起待在贝鲁特，保证了联系不中断。
斯廷纳派给巴塞洛缪大使的监视分队有四个人随身携带了供白天和黑夜使用的长距离监控器材。他们到达贝鲁特一小时之后，他就让他们把设备架设到一座可以俯瞰贝鲁特国际机场的小山坡上的房子里。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小组成了有关TWA847航班情报的惟一来源。当天夜晚，阿马尔民兵让其余人质和机组人员也下了飞机，把他们分散到贝鲁特的南郊。现在已无法知道这些人质的去向。
虽然他们在塞浦路斯又待了两个星期，可是卡尔·斯廷纳和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在TWA847航班事件中的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