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会好吗？”他继续问我：“你喜欢这里的工作吗？”尽管我心里在打鼓，头还是
不自主地点，嘴唇机械地在动：“喜欢，非常喜欢。”斯达很高兴。他说：“那太
好了。你的签证就要到期了，这是一封写给国际学者办公室的信，你拿去，他们会
给你办理新的申请表，下个月开始付你工资，年薪两万美元。”斯达的话让我很惊
讶，我简直像在做梦一样。我伸手接过斯达递过来的信封，极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
情绪，不让手颤抖到斯达能察觉出来。我压抑住心底的欢呼，装出镇定自如的神态。
出了斯达的办公室，我径直往医学院的国际学者办公室走去，手里紧紧捏着斯达给
我的信。这是我半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是我在美国的一个艰难历程的结束，是我
生命中新一页的开始。有了它，我便可以随时申请妻子和女儿来美国团聚，对我目
前来说，没有比它意义更大、更重要的东西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值得让我和我的
全家人高兴的了。宁静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露露呢？她也会高兴吗？她还小，才
四岁呢，她不会懂这些，但如果告诉她不久便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她准会兴奋得从
床上蹦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回床上。
自从斯达给我延长了签证后，我渐渐发觉他对我的态度和期望值有了改变。偶
尔他会到实验室来，坐到我的实验台前，关切地问我一些有关实验的问题，或提出
一些建议，或是静静地听我讲实验进度、结果。我的英语表达虽仍有不少困难，但
他还是坚持听，偶尔也打断我的话，纠正我的发音。我开始感到斯达并没有我想像
的那么令人可憎。闲下来时我偶尔会去揣摩斯达的心理以及他两面性的始因。他每
天坐在计算机前玩着他的实验设计、资料统计，看论文，写论文。研究是他生命的
全部。显然，实验结果和论文对他至关重要。我们大家的实验结果的好坏是他心情
的晴雨表。如果我们拿不出像样的实验结果来，他的下一步的研究经费便可能成问
题，申请不到钱除了实验室关门，他也得卷铺盖另找工作。因此，我对他的喜怒无
常既憎恶又感慨，甚至可怜和同情他。美国残酷无情的现实让我对国内大锅饭的安
稳有许多的眷恋。然而，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我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
实，忘掉过去的安逸，拼命工作。
斯达逐步亲自过问我的实验后，我的自信心很快地成长起来，我有一种被器重
和被提升的兴奋感。我明白斯达这么做的目的：实验室靠雷玛一人撑着对他有很大
的风险，一旦雷玛离开，他的江山会倒掉大半，他会大伤元气。珍妮和飞利浦是雷
玛驯服的实验工具，他们的实验技能都远在雷玛之下。斯达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能在
雷玛不在实验室时，架得起他的一片天的人。现在他发现了我的潜力和价值，于是
他把注意力转到我的身上。这虽然带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惊喜，但也造成我莫大的紧
张。我将面临两方面的压力：斯达日益增高的期望和雷玛为保全自己对我的反击，
而后者对我的压力更大、更具威慑。我尽力在斯达与雷玛之间找到平衡点，让雷玛
尽可能感到我不会是她的对手，我不会去垂涎她在实验室已如日中天的地位与权威。
我一如既往地对她保持谦卑与服从。这种谦卑与服从像一截栅栏，保全着我的生存
空间。事实上我对她的地位确实没有任何奢望。我只想尽力守住我自己眼前的一张
实验台，守住我手中的一张IAP —66表，我眼前全部的希望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因
为有了这两样，妻子和女儿才能来美国团聚，而我年薪两万的收入也足以维持三口
之家的基本生存。我不能奢求多了，只要那么一点点，我得牢牢地抓住它，像在漆
黑的沧海上，抓住一根浮木一般。
一天中午，斯达来到我跟前，带着几许笑容问我：“你过去做过免疫组化实验
吗？”我说：“我的博士论文课题涉及到一些免疫学问题。”他追问我：“我问你
做过免疫组化实验没有？”我思考着：斯达绝对比我聪明，模棱两可是不可能蒙过
他的，我那份锁在他抽屉里面的简历清清楚楚列着我做过的实验，它早已告诉斯达
我在蛋白质免疫组化实验方面的知识有多么的贫乏。于是我只好摇头表示自己没有
做过。斯达继续说：“G 酶在不同器官与组织中的分布和定位需要用免疫组化技术
证实。你有信心学会并做好它吗？”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他在我肩上拍了
一下说：“好的，我喜欢这种态度。人的知识都很有限，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会，重
要的是诚实和肯学习新的东西。”他坐了下来，肥厚的肚皮从裤腰带上鼓出来。他
又说：“我们目前已经在G 酶的功能与疾病的关系方面做了比较多的研究，这一部
分工作由雷玛和你继续做。明年我仍然需要做G 酶的基因表达与调控的分子生物学
研究，你太太从日本来美国，我希望你与她一块开展这个领域的工作。”我暗自高
兴，斯达让我介入蛋白质和分子生物学两个领域的实验，证明他对我已经有了相当
程度的信赖和依靠。点头之际，我瞅见雷玛坐在她的实验台前，台面上已摆着一些
试管、加样器和试剂盒，但她好像并没有在做实验，而是在静静地思考着。她背对
着我，我看不到她的面孔。但我警觉此刻她正在倾听着斯达与我的谈话。
珍妮过来找雷玛，她说她可能提前两个星期休假，她的产期临近了。雷玛叫了
起来：“天哪，这一下糟了，抗体一到我还等你纯化呢。”休假是珍妮的权利，但
她这一休，一大堆的事谁来做？我心里盘算着，我挤些时间出来不是不可能。珍妮
是在为雷玛做蛋白质研究，若我接手她的活，不仅给珍妮请假提供方便，也给雷玛
帮了忙，会拉近与雷玛的距离。于是我对雷玛说：“如果你认为行的话，我愿意分
担一些工作。”虽然我们在谈给珍妮顶班的事，但我的脑子里却不停地想着向雷玛
解释宁静来实验室工作的事。雷玛似乎明白我在讨好她，一点也不避闪地说：“做
蛋白质实验我是比你做得好，但是我以前没有做过分子生物学，以后做那些实验时
你带我做。”我像揽着一条渡船，顺势接上话题：“那当然，我们一块做。我不知
道斯达博士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做分子生物学实验。他说等我太太来实验室后做，那
至少得等一年时间，到那时候，斯达也许早改变想法做其它研究。不做分子生物学
的话，他也不会雇我太太。”我设法兜出我太太可能来不了实验室工作的话题，夫
妻双双在斯达手下，对雷玛的威胁太大，我必须尽量消除雷玛的警惕，防止她为了
保全自己而做出任何不利于我的事。出乎我的意料，雷玛对斯达想雇用宁静的事并
没有表现出我预期的关切，而是把话题转到了珍妮生孩子的事上。明显的，她是在
有意回避这个话题，那么她心里到底怎么想呢？这个女人啊，实在是高深莫测和令
人费解。
第六章
我们终于收到了公司寄来的抗体。斯达问我：“你明天实验多吗？”我说：“
明天事情不多，但后天会很忙。”斯达说：“你明天化验纯化公司寄来的抗体，后
天由雷玛作抗体纯度和效价分析。”雷玛马上给斯达帮腔：“公司附有详细的实验
程序，方法很简单，志翔应该能做得很好。”她把“应该”两个字说得很重，明明
不是对我的能力作肯定的推介，而是在斯达面前给我预设起一个高高的台阶。
G 酶抗体是斯达的心肝宝贝，我很明白斯达让雷玛接下我第二天的工作，鉴定
抗体纯化的结果，分明是要雷玛监督我的实验质量，让她进一步考查我的实验能力，
不然他会让我过两天自己做鉴定实验。斯达对工作的严谨无可厚非，但雷玛绝对有
个人动机。这位俄罗斯女人的心思我早看破了，她给我搭起的高台，是在有意提高
斯达对实验结果的期望值，一旦我的实验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斯达只会认为如此
简单的事我还应付不来，他还会把蛋白质和分子生物学两个领域的担子放到我肩上
吗？我只有接受这样的安排，无可选择地把纯化好的抗体交给雷玛，不然又能怎样
呢？第二天一早我便赶到实验室将缓冲液、透析液配好。其实按公司寄来的现成实
验方法操作起来并不难。我特别小心地把实验程序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个操作步骤
都严格检查，做到万无一失。这次纯化的抗血清不过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的五分之
一，但仍要花掉近千美元。如果实验出现差错，无疑我是无法得到斯达的原谅，潜
意识中我不免有些紧张。我已经做得尽可能周全了，如果再出漏子也就是天意，我
也就只好认命了。
我匆匆吃完午饭赶回实验室时，秘书约翰传话过来，要我做完实验后去临床研
究中心取第二天做实验的血样本。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把纯化洗脱下来的抗血清分
装到透析袋中，然后把透析袋放到盛有预冷的透析液的大三角烧瓶里，再放入一根
长长的搅拌棒在烧瓶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三角瓶来到冷室门口。我想，我只要把三
角烧瓶放到冷室里的磁力搅拌器上，让搅棒慢慢转起来，我的事情就算结束了，明
天雷玛会去取透析过的抗血清做她的鉴定。我左手把三角烧瓶紧紧抱在怀中，伸出
右手想打开那扇沉重的大门，门被紧锁着。我抱着三角烧瓶又折回到实验室。我向
雷玛要冷室的钥匙，她告诉我说钥匙被楼下的人借去了，过一会儿她要他们送上来。
我说：“我马上要去临床研究中心取样品，回来后还要分离样品。”雷玛说：“你
把烧瓶放在这里，呆会儿钥匙送来，我有空的话，我把它放到冷室去。”我说：“
好吧。”便把大三角烧瓶放在雷玛的实验台上，然后匆匆往临床研究中心赶去。当
我从临床研究中心拿回实验标本时，已到了下班时间。珍妮和飞利浦已经回家了，
门没有上锁，灯还亮着，好像雷玛还没有离开。
分离完血标本，天已经暗下来。我舒了一口气，准备回家。突然想起那个装着
刚纯化出来的抗体的大三角烧瓶，不知雷玛是否已抽空把它放到冷室里去了。我赶
忙跑到雷玛的实验台上找，没有找到。我想或许雷玛已把它搁到冷室了，我四处寻
找冷室的钥匙，翻遍了雷玛放钥匙的抽屉，仍然没有找到。我只好朝冷室跑去。我
期望冷室的门没有关或者我能在冷室门上小小的玻璃窗口看到正放在磁力搅拌器上
的三角烧瓶，长长的白色搅拌棒正在不停地转动呢。但那冷室的门仍然紧闭，我从
玻璃窗口朝里面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雷玛平常管理很严，人离开冷室，总
要把电灯关掉。雷玛是老手，她不会把那么重要的纯化抗体丢在外面而离开，明天
她还等着用这抗体做实验呢。肯定是楼下的人送钥匙来了，她见我还没回来，自己
把三角烧瓶放到冷室去了。我认定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推断。我平静了一下悬着的
心，锁好实验室的门，便去赶巴士了。
晚上，我刚刚躺下，电话铃响了。谁这么晚来电话？我纳闷着。抓起话筒，是
讲英语的。我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等到对方道出名字，我惊了一下：雷玛！
我和雷玛从来没有互相通过电话，她没有给过我她家的电话号码，这些老外都
很忌讳休息时间被人打扰。相反，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所有认识的人，我是
恐怕别人不来打扰！没人来给我沉闷的公寓带来一些新的内容，万籁俱寂的夜晚和
空虚无聊的周末对于单身汉来说是最难熬的。但雷玛来电话一定没有好事，我感到
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果然，雷玛说：“志翔，我刚睡下，忽然想起一桩事，你把
纯化抗体放到冷室了吗？”我脑袋“嗡”地一下：老天爷，我还以为她早把三角烧
瓶放到冷室去了呢！怎么得了，我吓得身子发软，声音颤抖起来：“雷玛，我在你
的实验桌上找不到三角烧瓶，也找不到钥匙，我以为你已经放到冷室去了。”雷玛
有点儿慌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变得虚弱和惊慌。她说：“那么大的东西
太占我的实验台了，我把它放在通风柜里，你怎么不多找一会儿呢？”雷玛惊慌的
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责备。我说：“我找遍了实验室，怎么也没想到你会把它放在通
风柜里。”雷玛说：“斯达博士现在还在办公室，但我们不能让他去弄，他会非常
气愤的。你去实验室，冷室的钥匙放在你的抽屉里。”该死，我怎么会没想到找自
己的抽屉呢？雷玛怎么不留张条在我桌上呢？我顾不得同雷玛啰嗦，放下电话赶紧
去实验室。
我匆匆赶到巴士站，夜晚的巴士班次很少，车站里无人候车。半小时过去了，
仍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等我坐上巴士再到实验室，那三角烧瓶里的抗体恐怕已经
腐败掉了。我冲出候车亭直往寓所跑，心里焦灼得不知所措。
我一时间想不起找谁帮忙，平时天天困在十九楼与外界没有什么联系，此刻求
助无门。算了，自己骑车去，大不了花一小时在路上。晚上车少无行人骑快点儿或
许半个多小时可以赶到。我认定了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穿上一件外套，冲出住所，
跨上自行车便一阵猛踩。穿过嘉伟大街朝北，我几乎没有坐在座垫上，弓着身子一
个劲踩着车子鬼使神差地沿着大西洋大道朝北骑去。这是我每天骑车去成人英语学
校的路，太熟悉了，熟悉得让我全然不用脑袋去思索就顺道而行。过了10号高速公
路桥下我才猛然想起自己走错了方向。我想停下来折回到嘉伟大道往西行，但一算
路程，再绕回去，还不如从前面的山谷大道去医学中心。于是我继续朝前骑。
山谷大道是阿罕不拉市的商业区，但现在，白日的喧哗与繁荣已经销声匿迹，
只有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