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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给我做了一个礼物，一个拿小碎片拼的拼图，都是拆得特别碎特别碎的小片。拼图上是他们所有人跟我的头像，大家的脑袋都散落在各个地方。我发现，他们的头像都特大个儿，而我的脑袋给扔在一个犄角旮旯里，还特小，找半天反正都找不着我，那么拼起来不就是更费劲？肯定会把我的耳朵拼在某一个男生的脑袋上。后来大家都会拼错，挺好玩儿。这是个玩具，但是有我们大家的头像。这个东西我拿在手里，心里感动啊，真的快流下眼泪来了。
本色于丹（14）
如果他们把我一大头像搁中间，他们跟小葵花似的围在周围，那我肯定就把这个东西扔了。如果他们给我做一个大相框，而不是一个玩具，我也会不喜欢。他们知道我就爱玩，他们给我的东西都是他们当下正玩的东西。我觉得作为老师这是一件挺牛的事，我学生玩的什么我都跟得上，而他们也愿意带着我玩。
还有，他们认为我的脑袋就应该比他们的小，就扔在一个犄角旮旯，这件事让我挺感动。张越，我跟你说，现在让我感动的，大家对我的信任是一种，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样的感动。在他们的眼中，我从未改变，我是一个随时会出错的人，可以跟他们不着调地玩，可以跟他们皮打皮闹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这种状态就叫做真实。
我看这些古圣先贤的书，可能跟我的生活环境很有关系。我挺喜欢我一直走过来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在北师大。按说大学有挺严格的规矩，比如说现在搞本科教学评估，要用什么样的PPT课件，要有什么样的备课教案，要有什么样的考题、考卷，要有什么样的标准答案，要有什么样的上课流程，等等，都有规定。但是，我在北师大一开始就是个特别另类的老师。
有一次，教务长王一川老师特别认真地找到我说，于丹，我找你核实一件事。有一位老督导员跟我说，我们有一个老师在早上上课，刚上了十几分钟，外边下雪了，她把课停了，让学生都穿上棉袄跟她下楼，大家去玩雪？？他还没说完，我就回答，王老师，那人就是我，这事肯定是真的。这肯定违反本科教学规定了，我就问，这事儿还处理吗？我心想，这事过去好多年了，应该过了追诉期了吧？王老师跟我说，你知道那个老督导员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没想到北师大还有这么好的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教务长一直在提倡从游式教学的教学理念。孔子的学生怎么跟他学习呢？是像小鱼跟着大鱼和和乐乐在水里游玩那种方式。这样的学习，大家不仅在学知识，而且在感受这个世界。王老师跟我说，于丹，你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从游式教学例子。我说，千万别普及，你也别表扬我了，你不处分我，就挺好的了。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其实，我所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我在大学里面不是一个很标准、很规范的老师。当时之所以带学生下楼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班上有好多福建、广东、云南的学生，这一辈子没见过雪，第一次看见雪花，你说你能讲什么内容来剥夺他们这一刻看雪的欢喜呢？下雪了，他们隔着玻璃窗，摸不着，感觉不到，多遗憾啊，所以我得把他们带下去。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这种想法是很不靠谱的，但是我没受处分，还居然受到鼓励。我就觉得特别温暖。
现在有很多人都对大学里头的管理制度很愤慨，认为不近情理，还有很多人际关系的纠葛，很复杂，我的幸运就在于我没有受到什么束缚。从小到大，我经历这种成长的穿越，不仅是因为在我心里有中国文化的积淀，更重要的是因为不断有人以他们的言行在加强我的信仰。
张越：说说来时的路吧。在你成长的历程当中，受什么样的人和事的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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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那太多了。我从小是一个挺封闭的孩子，喜欢文学。长大以后，读大学，读研究生，就有老师给我的影响，让我知道点人读了书以后要做什么。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时文科生挺自卑，老觉得是理科学不好才学文了。我是一个数学没学好的女孩，念文科还不算太丢人，要是男生就特抬不起头来了，一看就是学习不好。
我那时候老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什么知识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这怎么办啊？就是在这种心情里面读完大学，读完硕士。我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话，后来我硕士毕业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恰好把这句话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大概看了五六年，这就是著名的“横渠四句”，宋代张载的四句话，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给我影响挺大，我觉得它说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如果一个人的心是为天地而立，他的坐标就很大。“为生民立命”，就是对百姓有使命感，能做大就做大，能做小就做小；如果只是为自己活着，肯定挺自私。什么叫“为往圣继绝学”？翻开那些佶屈聱牙的古代经典，一般读者已经念不懂了，你总得干点什么，让人们明白吧？也许一个人能做的事是简单甚至浅陋的，但是我觉得因陋就简地做点事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你不能为大家奉上一桌蛋糕的时候，哪怕奉上半桌窝头，那也是做点事。什么叫做“为万世开太平”？其实，万世太平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有些时代，文化会付出代价，比如经济发达的时候，价值转型的时候，文化不一定是最繁荣的。在这些时候，知识分子总得做点什么吧？有一些知识分子，他可能为了这个时代而有所牺牲，但是要知道，人抬腿是往前走，落腿也是往前走，你正好赶上是落腿那一步，但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前进。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跟万世太平一定是有关的。
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话挺激励我的，让我觉得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做。再说，有些人，就是我说的身体力行的那种人，他们流露出来的人格风范可能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刚才我说到我的导师聂石樵先生和师母，他们对我的影响就是这样。
在影响我的老师里面，第一位是我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王老师。那个时候没有重点中学，我上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学，北京的一一○中学，在百万庄那儿。我学习一直不算太好，偏科，除了语文底子好点，数理化从来没学明白过，体育也不好，所以那时我在班上完全是一个资质平平、什么都不出色的学生。但是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王老师是北大的高材生，当时本来要留校，他分到这所中学实习，赶上文革回不去，就留在这了，没再回北大。他是四川人，一个真正的才子，个子小小的，手中不离小烟嘴，一天到晚抽着烟，写得一笔极漂亮的字。
他在中学年复一年教书，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大了，都没有考上大学。王老师年事渐高，遇见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从他手里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中文系大学生来，考上哪个学校都行。我记得他给我们上完课，总是给我吃小灶，给我拿好多的卡片让我背，让我在课上给大家讲。他一直就这样关注我，还带我去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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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锣鼓巷小平房里，破败的小屋子一进去整个是一张床，旁边那个小书架上，一个一个像中药盒子一样的小抽屉，拉开都是他自己手写的卡片。老师拉出一个一个抽屉给我看，让我背。我记得，师母就坐在小板凳上，就着床缝被子。师母真是一个大家闺秀，她长得太美了，让你觉得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蹲在破屋寒窑的小板凳上缝被子真是不公平，但是她眼神特安详。我老师是个大才子，让才子站在局促的地方拉着一盒一盒小卡片似乎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心中有憧憬，因为他有学生。
他们俩就那样闲闲地跟我说话，觉得把一切都托付给我了。老师跟我说，你看你两个哥哥都没有读上中文系，你以后是不是能读啊？我就这样跟着他念到初三。后来考高中，我考上了北京四中。我妈妈跟我说，她去给我办手续的时候，我这老师拉着她居然哭了。他说，从孩子本身想，她能上四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对我来讲，我又一个梦想破灭了，她不能在我手里去上大学了，不过我还是愿意这孩子上四中。
我上了四中以后，有时候也回去看老师。念到大学三年级，有一天听说王老师已经是肺癌晚期了，我就去医院看他。在薄薄的被单底下，他几乎完全塌陷在床里，骨瘦如柴。那个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我拉着他的手，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当时正要报考研究生，几乎已经决定了要考文艺美学的研究生。在那个时候，文艺美学流行，大学生们都觉得研究文艺美学多好啊。
当时看着他，我心里太难受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老师，我决定考古典文学研究生。就在这个时候，老师的手一下把我抓紧了，然后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挤出一个字：“好！”后来师母告诉我，那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字。这就是托付啊。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我不是报考一周之前去看了我的老师，也许后来我学的还是文艺美学，不会去改考古典文学。我也是注定要进聂先生他们家门的。我一开始是奔着邓先生去的，我要考唐诗宋词，二十来岁的女孩子没有不喜欢古典诗词的，风花雪月多好啊。可是，我父亲一定要我考先秦两汉文学。他跟我讲，你喜欢唐诗宋词，你要是学了这段，元明清你都可以顺下去，但是魏晋以上，你倒推你可推不了，你没有那个功夫。他说，你现在还小，下下功夫，读一读先秦诸子，要真把经史子集能啃下许多的话，那么你想再往下读唐诗宋词，你自己去读，一定能读到底，很顺畅。就这样，我就跟着聂先生学了先秦两汉文学。
有时想一想，人生的道路好多时候都是阴差阳错，可能就在某一步路上，某一个人的一个点拨，机缘凑泊，你就改变了道路。我觉得，只要你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份诚意，你会融合许多人的生命，对自己的方向能够迅速进行调整，让每一个经历都成为值得记忆的瞬间，最终成就你的人生道路。我这么一路走来，跟经典结缘，大概有太多太多人的生命在里面，这一切成就了今天的我。
张越：以前上学，后来毕业当老师，有想过出大名吗？
于丹：没有。这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你想，一个独生女，也没上过幼儿园，一个近乎自闭的孩子，她会想到出名吗？我从小也没过过什么苦日子，好像也不太需要我发愤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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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长大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其实挺恐惧的，不太想去闯荡。我从小就是一个惰性很强的人。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心灵生活的质量比物质生活的质量要重要。我一直希望能够拥有一种非常宁静的空间。这就要说到我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昆曲。现在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讲昆曲啊？其实，我就是一个拍着曲子，念着诗词，风花雪月这么长大的一个孩子。我喜欢这种缓慢的、精致的、内敛的生活。尽管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知识分子要有那种使命的担当，但是我一直不希望自己用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去生活，我希望的方式是一种静水流深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让我选择，我会认为我的归宿是在文字的表达上，而不是语言的表达上。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张越：尽管这不是你所期待的方式，但是忽然之间你真的就出名了，而且非常出名。出名之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最突出的生活感受是什么？
于丹：喧嚣啊，就是很喧嚣啊。有时候让我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这有意义，有我做事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希望这种价值不要让我违背了自己的本真，就是让我能够真实地去发挥我有限的价值，而不要不真实地去发挥所谓更大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发展跟社会需求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过犹不及啊。我没有指望什么国学热，我对“红”、“热”这些词从来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在我写的《于丹〈论语〉心得》后记里面，题目就叫《〈论语〉的温度》。我说，我喜欢的温度永远叫做温暖，就是一种恒常的温暖，不是火热，因为骤热离骤冷也就不远了。我不希望我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做出了多大多大的贡献，怎么怎么着出色，我认为那都是虚妄之词，我做不到，我也没有想做到。
我做了什么呢？在天津，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跑上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比较贴切的褒奖。这小孩说，阿姨，我看完你这书才知道孔子他说的不是废话。够了，这就够了。这么大的孩子，她可能听父母辈说过批林批孔，认为孔老二全是糟粕，但是翻了翻我的书，觉得《论语》不是废话，也许哪一天她就自己去翻《论语》了，这就够了。我一个人无法做到让中国文化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也没有必要去做到，因为那是所有人用心投入以后才会发生的现象。
张越：我看了你一天的日程表，2007年5月25日，当时你在成都参加一个活动。这一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早晨九点三十分参加记者见面会，十一点给四川教育界人士做报告，下午一点半到购书中心参加央视一套节目启动仪式，然后是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签售，五点坐车前往重庆。很可怕的一天，经常是这样，是吧？
于丹：经常会这样。这样一个节奏，看起来是非常紧张，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节奏。比如说，那天早晨我早早起来，先跟成都电视台的几个朋友通通电话，闲聊一下，因为正式活动的开始还是比较晚；再说就在我去重庆的路上，我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咱们那次直播的时候看到的金沙遗址。你还记得那个小金面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