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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赌同源”不仅对了解古代很重要，就是对了解现代也有帮助。因为即使是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人类也并未告别占卜，仍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古老思维。例如现在要问刮风不刮风、下雨不下雨，我们有以卫星云图为据的天气预报，比殷墟卜辞不知强了多少。但要预报地震呢，把握就不那么大，至少是不敢二十四小时一报。其他测不准，又等不了，少不了连蒙带猜的事还很多，比如股市行情、战争长短、足球胜负，所谓预测，虽然有点根据，但和占卜也差不多。
足球胜负难以预测，原因主要在于它的预测对象是人：人的心眼太活，人与人的对抗变数太多，即使分级分组，也得靠抓阄。其实人类的社会行为多多少少与之相似。比如军事学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坦率，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势》），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战争论》）。政治家虽然脸皮比较重要，但也常常是拿赌气不服输也不认错当“坚毅性格”。况且，现代社会作为商业社会本身就有赌博性。美国人经常说，他们的经济学家是糟糕的天气预报员。同样，民主社会的选票有时也像彩票。这些都使社会科学，特别是带应用和预测性质的社会科学仍大有巫风。
现代历史学家都很重视史实积累中的因果关系，这与占卜也有相通之处。古代史、卜同源。我们读《左》、《国》一类古史，当不难发现，古代的史官都擅长占卜，好作预言，史实与谶言互为经纬。他们记史，虽以“现在”作观察点，向上追溯，主要是“向后看”，这和占卜都是“向前看”好像不一样。但史家讲“前事不忘”，下文是“后事之师”；占家貌似“三年早知道”，其实是“事后诸葛亮”。两者都有“瞻前顾后”的性质。古代的史册和占卜记录都要存档。史家讲今之某事，总好追述前因，说“昔者如何”，好像文学家巧设的伏笔。他那个“昔者”，就是从旧档里面翻出。同样，史家讲预言，也有不少是从占卜记录倒推。例如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卜辞通常是由前辞、命辞、占辞、验辞而构成。所谓“验辞”就是以后事覆验前占。这样的“验”本身就是因果链。《左传》讲懿氏卜妻敬仲，预言陈氏之大。《史记》载太史儋见秦献公，预言周秦分合。这些几百年跨度的“大预言”，讲得那么有鼻子有眼，其实就是倒追其事。讲话时间是在结果点上。
现代历史学家讲历史因果，每从结果反溯原因，他们有各种假设性的理论，如所谓“反事实分析”。这不仅是古代史官的遗产，也是古代占家的遗产。
研究古代占卜，占法重要，心理更重要。记得小时候，我对有件事总是感到神秘，这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越是期望成功，成功越是盼不来；越是担心失败，失败越是躲不开。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任何人类行为，都有“人”和“机运”捉迷藏，“人”和“机运”相适应的问题。占卜这件事，卜求机运只是一半，还有另一半是心理问题。比如一件事，成功失败，机率各占一半，你有两种准备，胜负各一半，当然比较好，心理感受往往是不赔不赚（与期望值相当）；但更好是“花开花落两由之”，胜负不萦于怀，这样，你会对失败感到当然，成功感到意外，好像占了大便宜（高出期望值50％）；最不好，就是一门心思光想赢，赢了觉得不够本，输了觉得太冤枉（低于期望值50％）。虽然从道理上讲，心理期望不会改变机运本身，但心理的改变可以影响到行为，行为的改变又会影响到结果。比如在体育比赛中，这对临场发挥就很重要。它对机运本身也不是毫无影响。
占卜的初衷本是预测未发生之事，但结果却往往是一种心理测试。例如比较商代卜辞和西周、战国的卜辞，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在形式上是不太一样的。商代卜辞有验辞，而西周和战国没有，反而多出表示愿望和可能的“思”（义如愿）、“尚”（义如当）等辞。后者对占卜的灵验与否好像已不太关心，更关心的倒是愿望的表达。特别是战国卜辞，明明人已病入膏肓，卜人还要追问不休，说病又好了一点，但愿更好。战国时代的占卜，往往求愿胜于卜疑，特别是一般老百姓更是如此。只有荀子这样的聪明人才看得比较明白，他说：“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我想，即使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他的态度也比较对头。我们有疑未决，不妨猜猜看，果然与否，别太当真。如果以为“心想”就能“事成”，事情可能反而成不了。
中国人到美国，这景不游，那景不逛，赌城（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却是必到之处（图四一）。有人想做心理测试（比如看看自己是不是“干大事”的材料），那里是个好地方。占卜之奥妙尽在其中。
1996年5月初稿，7月17日－9月28日扩大改写于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药毒一家（1）
中医和西医很不一样，但两者都很看重药。西语的医、药是同一词，都是medicien。在西语中，来自希腊－拉丁文的“药”这个词（pharmakon）是个含义复杂的词，同时兼有“医药”（medicine）和“毒药”（poison）两重含义。例如德里达就曾借这个词讲书面语对口语的毒化作用。同样，英语中的drug也是双关语（药或毒品），一方面药店在卖，一方面警察在抓。
“药”和“毒”密不可分，这点在中国也一样。比如，中国的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就是本之“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的传说（《淮南子·修务》），它把药分为上、中、下药，也是按毒性大小来划分。后世本草书皆遵其例。还有古书讲“毒药”，如《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周礼·天官·医师》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也多半是药物的泛称。
当然，古人所说的“毒”在含义上和今天还有所不同。我们今天讲的“毒药”，一般是指对人体有害，足以致残致死的药物；所谓“毒品”，也是指有“成瘾性”或“依赖性”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古书中的“毒”字与“笃”字有关（《说文》卷一下屮部），往往含有厚重、浓烈、苦辛之义。例如马王堆帛书《十问》有所谓“毒韭”，其“毒”字就是指作为辛物的韭菜气味很浓，而不是说它有毒。孙诒让解释上引《周礼》，也以为“毒药”一词应分读，即使连读，也不过是“气性酷烈之谓，与《本草经》所云有毒无毒者异”。
不过，古书所谓“毒”虽较今义宽泛，但却未必排斥其如同今义的狭窄用法。因为古书除以浓烈苦辛解释“毒”字，还有毒害之训。例如“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这样的“毒”恐怕就不是葱韭之类可比，参考《说文》可知，应指“害人之草”。虽然中国的本草向以无毒为上，有毒为下，但良医活人，多藉猛药，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上》），很多正是以毒药入方，通过配伍、剂量和炮制方法控制其毒性，猛、毒的界限并不好分。孙诒让力分毒、药，专主宽义，实于研究有很大不便。
《鶡冠子·环流》说“积毒为药，工以为医”，人类的药物知识多来源于中毒。原始民族日遇毒物，如毒草、毒菌、毒蛇之类，往往都有很丰富的毒药学知识，尤其是在动植物丰富的地区。例如古代的楚越之地，就以毒蛊术而出名。他们以箭毒射杀猎物，用麻醉药物（如鸦片）止痛，用精神药物（如古柯）解乏，并利用其致幻作用施展巫术和作催欲剂等等，这是药学的一种普遍背景。中国的药，西方的药，原来往往都与毒药有关，并兼神药、春药等多重含义，这一点也不奇怪。
“药”和“毒”有关，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例如各国药典都对医用毒药和毒品有管制规定，承认毒药、毒品也是“药”。现在联合国的各种禁毒公约，也是一上来先承认毒品在医学上“不可或缺”，然后才大讲其“危害之烈”，限定其“防杜”，只是“滥用”而已。现代毒品，据这些禁毒公约讲，不但危害个人健康，还和卖淫、洗钱，官员贿赂和恐怖活动有关，简直是“万恶之源”。它的药品清单，种类很多，有不少是医学上的再创造，但著名的“三大毒品”，大麻、鸦片、可卡因，头源却很古老，可以说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贡献”。它们当中，提取可卡因的古柯是西半球秘鲁和玻利维亚一带的产物，和中南美的古老文明有关；鸦片、大麻则流行于东半球，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印度和我们，全都有份。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句话，讲毒品，最合适。
研究中国的毒药和毒品，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写出过专史。近年来，为了同国际接轨，我国对中药里的毒药和毒品也做了管制规定，有人还编了相应的工具书，如郭晓庄主编《有毒中草药大词典》（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和杨仓良主编《毒药本草》（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3年），但它们都是以医用为主，很少涉及历史。我对医学是外行，这里不揣浅陋，讲点读书后的感想。
中国的毒品，有些同国外交叉，或者干脆就是外来之物，如：
（一）大麻。在世界上栽种甚广，我国也是自古有之，不但食用，还用于纺织、造纸和医药，为主要农作物之一。最近，我在香港读过一篇《大麻考》（收入江润祥、关培生《杏林史话》，香港中文大学大出版社，1991年），它说“中国对大麻，不仅栽种最早，认识最深，且能充分加以利用”，很让我们骄傲。但它说，“至于今日世间有以大麻作瘾品者，则未见之中国典籍”，却把我们摘得过于干净。事实上，《神农本草经》早就讲过，麻蕡，即大麻的种子，“多食令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大麻考》引之，正好把这段删掉。我国宋以来的“蒙汗药”，方中也有这种东西。这些功用，都和它作为瘾品的特性有关。
（二）鸦片。原产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小亚和南欧一带，是典型的西方毒品。这种毒品因鸦片战争在我们这儿大出其名，但传入不始于清，也不始于明。据《旧唐书·西戎列传》记载，唐乾封二年（667年）“拂菻王波多力”曾“遣使献底也伽”（图四二），这种公元七世纪由拜占庭传入的药物是一种和蜜制成混杂多种成分的“万能解毒药”，即内含鸦片，《唐本草》等书也作“底野迦”，乃西语theriaca的译音。本来鸦片自明传入，是由欧洲水手再次传入。这次传入，改食为吸，是加进了美洲的传统（抽烟是美洲的传统），把我们害得不轻。所以一说毒品，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它。
（三）洋金花。学名Datura stramonium，也叫曼陀罗花（译自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或押不芦（译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是欧洲、印度和阿拉伯国家认为的“万能神药”，除作外科手术的麻醉剂和止痛剂，还作春药和治癫痫、蛇伤、狂犬病的药。古罗马人常以此物作阴谋手段，如弗龙蒂乌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的兵书《谋略》（Strategematicon），就有以曼陀罗酒麻翻敌人巧妙胜之的战例。印度也有强盗、妓女用它于黑道。中国的外科手术源远流长，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俞跗术，《鶡冠子·世贤》的扁鹊术，还有华佗的麻沸散，在医学史上都很有名。中国早期的外科手术用什么作麻醉药？麻沸散是不是像宋周密《癸辛杂识》推测就是这种药？还值得研究。“麻沸”，见《汉书·王莽传》，据注是“如乱麻而沸涌”之义，后世“麻醉”之“麻”与之有关。但这种药，据《岭外代答》、《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书，是宋代从阿拉伯传入，没有问题。它不仅是小说《水浒传》中所谓“蒙汗药”的主药，文革期间，我国为备战需要而开发“中麻”（“中药麻醉”的简称），“中麻”的主药也是洋金花。
不过，中国的毒药和毒品，最有特色，恐怕还得属乌喙和丹药、五石。
我们先说乌喙。乌喙有附子、乌头、天雄等异名，本以生长年头而定，现在多统称为乌头，学名叫Aconitum carmichaeli。这本来是一种箭毒类药物，小说《三国演义》讲“关云长刮骨疗毒”，关羽所中毒箭就是使用“乌头之药”（当然，《三国志》可没这么说）。乌喙含乌头碱，有剧毒，但在早期医方中使用很广，号称“百药之长”（《太平御览》卷九九○引《神农本草经》佚文）。据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古人不仅用乌喙治各种疾病，还拿它当兴奋剂和春药，也是一种“万能神药”。不但人吃，马也可以吃，据说吃了以后，可以“疾行善走”，作用类似现在体育丑闻揭露的那种药。张仲景的《寒食散方》，其中第二方叫《紫石寒食散方》，其中就配有附子。关于乌喙，我在《中国方术考》中有讨论，可参看。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药毒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