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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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2-花间一壶酒!-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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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 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于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悮(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壁和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上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如李陵),三十年的卧薪尝胆(如勾践),现在    
    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兴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诓卧薪?    
    复楚未能先提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索系着此类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象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补记]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暑假,我在西雅图参加过由海外华人举办的纪念活动,包括学术演讲和图片展览。我儿子是活动的热心参予者。他在电脑网络中慷慨陈词,激烈抨击他认为“忍无可忍”的很多“汉奸言论”。我不赞同他把这些在他看来缺乏“爱国热忱”的同胞视为“汉奸”,但我承认,我从他和他亲自操办的活动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在精神上深受感染。突出感想有三点,附志于此:    
    (一)资本积累是个残酷的必然过程,先富是靠先抢。英、法、美等国是先抢者,德、日等国是后抢者,我们是被抢者。日本的“委曲”是属于后抢者的“委曲”,他们是靠抢中国才攒下家底。中国被抢后,“自力更生”等于自己抢自己,这是悲剧。中国近百年来贫穷、动乱不已,表面上是“内部积累”问题,实际上全和被抢有关,特别是同被日本抢有关。外因胜于内因。    
    (二)兵法讲知己知彼,日本在打中国之前,对中国研究得很深很透,但我们对他们却从上到下都不了解,特别是对他们心里想什么更是毫无所知(比如《李香兰》剧的“忏悔”,我们就看不懂人过去我们老是讲 “改造国民性”(这是从日本学来的),但现在作为战争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我看倒是应该叫日本人改造一下他们的“国民性”(可他们最恨的就是麦克阿瑟提出的这一主张),特别是他们那种很容易同“现代化”合拍而又野蛮得出奇,有如“机器杀手”的性格,让他们受点“再教育”。    
     (三)同西方学者打交道,我常常可以听到他们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很恼火。但在我的心目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强烈,或者至少是远不如只用国货的日本人和朝鲜人那么强烈。利玛窦就讲过:“日本民族,虽然比起中国来很小,但他们凶狠好斗,中国人很怕他们”。二次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大概是最受宽容但在内心深处最不服输也最不认错的民族。尽管我们同情过广岛(小时候,我看过他们的画展),可他们对南京又怎么样呢?在日本真正仟悔之前,普济主义(anlversalism)恐怕是早了点。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1)

    我喜欢从生活中寻找学问,把学者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正儿八经当学问来做,并且捏造过一点谁都不知道的学科名称,堂而皇之,拿它们当文章的题目。当年,读《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我写过一篇读书札记,叫《汉奸发生学》,就属于这一类。    
    那篇文章,已成往事,但有些事值得回忆。我的文章,本来是登在《读书》1995年10期。文章长了点,因为篇幅有限,编辑把开头讲“中国式悲剧”的两段删去,完整的全文是见于我的杂文集《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网上登录几乎都是《读书》的节略本,令人遗憾。我写文章,一向不注意形势,也不看什么人的脸子行事。知识精英在争什么,出版社和书商在炒什么,读者群和读书市场,风朝哪边刮,潮向哪边走,我从来不关心。越是凑着什么事,命题作文,我越写不出东西,即便写出,心里也很紧张。然而,凑巧的很,它的发表时间,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前。那阵儿有一股翻案风。有人正在写汪精卫,写贝当,我听说,没看到。但我记得,好像有人在《读书》上写冯道。我的文章只是即兴之作,并非配合风潮,但读者有读者的环境,我管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拙文一出,便卷入这场热闹。不是我自己,而是读者。说好有一堆,有人打电话,说本年度这篇最好,好得不得了。说坏也有一堆,《解放军报》和《中流》都有人批我(别人寄我,才知道),说此人哗众取宠,极其反动。不仅如此,事情还闹到北京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有觉悟很高的学者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博导?我当时的老板,中文系的系主任费振刚先生也赶紧跑来问我,大家都说,你写了篇《替汉奸翻案》,是吗?我说,没有啊,我的文章是叫《汉奸发生学》,内容是讲“时势造汉奸”,汉奸是怎么叫大家给逼出来的。为了让他体谅“予衷之不察”,我跟他解释说,原理我是讲过一点,但绝对没劝大家干什么;我的文章都是虎头蛇尾,从来没有给谁指路(不想也没有资格);谁读了我的文章,因而想当汉奸,或不想当汉奸,我都不负责;反正我自己没有想过,谓予不信,请查三代,我家是一门忠烈……    
    说实话,吴三桂这样的汉奸,我真的很有兴趣。因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魏斐德《洪业》,陈苏镇、薄小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页)。我曾跟朋友说,当时明、满、闯作三角斗,矛盾集于吴三桂,特别适合作影视题材。古人表现历史,喜欢把矛盾放在一二传奇人物身上,刻画内心冲突,从历史角度看是失分,从文学角度看是加分。中国的演史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如此。吴三桂的故事正好符合这一点。它是“汉奸发生学”的绝好标本,人格和历史冲突,极富悲剧性。如果拍好了,比《桃花扇》更动人。许多年前,意大利和中国都拍过《末代皇帝》,哪个好?影评者见仁见智,各有分说。贝特鲁奇的片子是拍给西方看的,中国观众说,这不合理,那悖史实,也许都对。但说千道万,人家有人家的优点,是淡化背景,突出个人,线条明快,观赏性强,不像我们的片子,人物纷杂,场面宏大,好像一块大花布,抖过来,抖过去,眼花缭乱,不得要领。    
    过去,谈吴三桂,我太轻描淡写,主要是讲他的“变形记”,即他的一生,前后有什么矛盾,很多细节,都来不及说。现在,我想把我感兴趣的几件事,即他的许多“一闪念”拎出来单说,看看作为活人的吴三桂,其内心活动有多么复杂。当然,我得说明,这绝不是专业研究。    
    吴三桂这一辈子,倾侧反覆,当时叫“吴逆”,现在叫“汉奸”,好像不值得谈。但当时做人太难。明清之际,大家喜欢讲史可法,只是史家的浪漫。实际上明臣多降,贰臣如洪承畴辈,比比皆是。在他之前,多少名臣贤将都降了(《洪业》后面附有统计表)。他自己的亲戚,如舅父祖大寿和祖大寿的儿子,也都降了。多尔衮动员这些降臣苦苦劝说,他不降。生死攸关,屡次顶住,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这是悲剧。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这一生,一波三折,每一闪念,都惊心动魄。不用做太多加工,就是很好的剧本。    
    (一)闯围救父,博得忠孝之名。    
    谁也不是天生的坏蛋,吴三桂也是如此。三桂是军人世家,不但武功好,而且有忠孝之名。明室危难,授命于他,天下安危系于一身。满清对这样的人材,是必欲得之。皇太极尝云“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可见他不是一般的贪生怕死之徒。    
    三桂是怎么出名的,可看下面两段史料。    
    予宰江川,本县学谕金大印字斗如,隶平西旗下,自辽东贡生选授,熟谙明季辽沈事,予乐与谈。    
    伊时吴宠眷隆渥,予因问金云:“王爷(原注:旗下人称旗主为王爷)世谓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为世间伟人,信乎?”金曰:“吾王俱因利乘便,徼幸成功,直命好耳,岂材力所致哉?人言忠孝,未可信,皆时会所值耳。惟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本于此。”予曰:“可得闻乎?”金曰:“崇祯某年,总兵祖大寿守大同,镇兵三千,每秋高恐盗边者,分兵巡哨。拨参将吾太王爷吴骧领兵哨探,方离城百里,值四王子(原注:即天聪帝,当时称四王子。)领兵四万,欲攻大同。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围,缓奔缓围。至近城四十里,祖帅凭城楼而望,不解救。吾王爷为祖甥,侍侧,沙漠一望四十里间,见父被围,跪请祖帅救之。祖帅以敌兵四万,城兵不满三千,守且不给,何能救?三请,俱不应,乃跪泣曰:‘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死之。’祖似应不应,曰:‘嘎!’以为必不能救也。王即跪而应曰:‘得令!’下楼开城,率家丁仅二十人赴援。王居中,左吴应桂、右杨某(原注:俱辽西降人),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四王子见人少轻出,疑之,开阵计纳而并围之。突入阵,射殪两人,继遇拥纛红缨王子,一箭落马仆地。王下马割首级,仆者未殊,奋短刀斫王鼻梁。王裂红旗裹面,大呼杀人,内五百人亦大呼杀出。北军终以王人少,疑其诱,遂缺围,听其逸。祖帅在城楼望见决围,因命呐喊擂鼓助威,北军亦不进。祖帅乃出城,于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王面血淋漓,下马跪泣。祖抚王背,曰:‘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易事耳。’斯时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过此以往,大印不欲言之矣。(《吴三桂纪略》)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2)

    三桂为明季罪人,又为本朝反贼,其生平亦何足道!以道路之口,传闻之笔,事多淆讹,难以传信,故略述其概。惟桂本贯辽东,藩封※南,余生长浙东,又何能得其始末耶?缘余甲寅、乙卯间遭大难,丙辰用奇计遁迹江西,至吉安招抚韩大任,任自幼随桂,为余言甲申至丙辰事甚悉。得大任戊午归正之后,余又奉差往汉中,被羁贵州。时桂孙世藩嗣,据伪位,以贵阳为行在,其伪尚书郭昌、来度,与余交最契,每详言桂之末路。今虽不及具载,而源尾亦略可见云。侣云道人转庵孙旭识。    
    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辽东铁岭人。先世以军功封,世袭平西伯,家于京师。桂生壬子,及年二十,状貌奇伟,膂力过人,娴骑射,好田猎,为舅祖大寿所器。大寿镇宁远卫,用桂为中军,不期年间,兵强马壮,每战必捷,关外颇闻桂名。桂父骧为参军,尝率五百骑出哨探,与本朝大兵相值,被围。桂望见,号哭大寿前,乞发援兵。大寿曰:“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桂知不可强,乃自率家丁二十骑突出入重围,射中红旗,王子坠地。将割取首级,为王子仰斫鼻梁,流血不止,桂即掣红旗自裹其面。寻见骧大呼曰:“随我来!”五百骑遂拼命杀出,回宁远。骧谓大寿曰:“非吾子,几不复相见矣。”大寿曰:“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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