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政法文教组的钱端升、翦伯赞等。36
1955年参加研究生留学考试的徐静＇U10＇至今还对备考的情形记忆犹新：
“我所就职的中山医科大学推荐了二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和在职教师，经过政审只剩下了四人。学校给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考试。我已经工作了几年，大学学的一些基础课已经记不得了，只好一门门从头捡起。我当时已经有了孩子。母亲非常理解和配合我，把孩子管起来，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那时家里居住面积不大，上有老下有小，在家里学习会影响家人休息，单位下班又锁了门。我看宿舍外面有一盏路灯还比较亮，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夜里有时就坐在路灯下学习；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又坐到路灯下。那可真叫夜以继日、披星戴月啊！
考试是在武汉大学进行的。正值酷暑，武汉被称为火炉。人坐着什么都不做，汗都顺着衣服往下淌。我们考试的教室又闷又热，大家又紧张，有的人考着考着就晕倒了，有的人交卷的时候一下子倒在了讲台上。我们的考场当场倒下了七八个人。”
留学生考试和公开选拔制度，为普通家庭的子女开启了出国学习的大门。“出国留学”从此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
通过优中选优、严格审查，国家遴选了一大批政治可靠、学习优秀、身体健康的未来栋梁之材。这份投入，在后来收获了慷慨的回报。
“填鸭式”教学
在留苏预备部的一年时间里，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俄语和政治学习。
学员入学后，按照俄语由低到高的不同水平，分成小班教学，每班的学员约有三十人左右。
大部分学员在来到留苏预备部时，俄语基础都不好；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俄语，要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要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俄语语法，积累生活、学习所需的基本的单词量，除了死记硬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所有学员都给自己布置了每天背诵几十个单词的任务，为此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记忆。其中，谐音记忆法最有效。比如，把俄语的“回家”说成“打毛衣”，把俄语的“星期天”说成“袜子搁在鞋里”，毛巾被说成“拨拉芹菜”。各种谐音有的形象，有的诙谐，笑闹之间，许多生拗的外语单词就记住了。
俄语中有一个发音近似于“勒”的颤舌音，需要用口腔中的气流持续冲击卷起的舌尖。这对于说话时舌头比较硬的中国人而言，是个不小的困难。有不少学生苦练几个月，舌头都肿痛了，就是发不出来。可是不会发这个音还不行。俄语中还有一个 “勒”的平舌音。有些词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区别，发音不准确有时会造成词义的曲解。有的同学推荐了一个方法：练发音的时候在口中含一口水。大家一试，还真灵。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7）
为了制造一种强化俄语交流的环境氛围，有的班级还规定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往、生活往来，从早到晚都不能用中文。如果谁说了一句中文，就算犯规，便要扣分。
每天早晨五点钟，学生们就起床了。操场上、角落里、树阴下，学生们或立、或行、或倚、或坐，到处都是埋头苦读的身影。
早晨八点开始上课，除了中午一个小时午休时间，课程一直延续到下午四点。下课后，老师离开了，可是教室里仍然座无虚席，学生们在上自习。每个人都在各自高声朗读，教室里声浪滚滚，可是居然各学各的，互不影响。
晚上十点钟，学校准时熄灯。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许多学员就借口上厕所溜出房间，借着厕所门口昏黄的灯光继续学习。
王敏慧告诉我，当时学生们学习是非常刻苦的，可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振奋。整个校园里都弥漫着你追我赶、积极向上的气息。
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持着他们呢？
钱凌白＇U11＇老人的一席话，或许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我们这批人都亲身经历了战争岁月。连年战争剥夺了我们正常学习的权利。现在，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这样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进入学校安心学习。我们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只有拼命学习，才能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才能学好技能报答党和国家的培养，也才能不辜负自己的历史使命。”
伙食之好是出了名的
酆炳林＇U12＇念高中就在北京，可是他整整提前一个月到留苏预备部报到。说起其中原委，老人至今仍忍俊不禁：
“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同样被留苏预备部录取的同学一起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留苏预备部的大门前，大家决定进去看看。我们正赶上中午开饭。一进门，就闻到扑鼻的肉香。进去一看，原来大家正在吃肉包子，那个香呀！比我们中学的食堂要好不知多少倍！我当机立断：第二天就报到！结果我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一个月就报到了。说来也好笑，就为了留苏预备部的肉包子！”
我所采访的所有曾在留苏预备部学习过的学长们，无不对当时的伙食水平赞不绝口：“那伙食待遇，绝对没的说！”
学员们每月的津贴是三十三元。学校扣掉一元作为管理费，十五元发给每个人作为零用钱。大家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七元，这在当时已经够得上中级干部“小灶”的待遇。
留苏预备班的伙食，即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体面的。而在国凋民蔽的建国初期，几乎可以用“奢侈”来形容：
许宝文＇U13＇这样描述当年的伙食：
“早上，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豆浆、稀饭，佐以酱牛肉片、油炸花生和六必居的酱菜；午饭和晚饭都是四菜一汤，至少有一个菜是纯肉的重荤。主食是米饭、馒头、花卷，随便吃，随便拿。”
回忆起当时的伙食，有些学长至今仍然回味无穷：
“热腾腾的大白面馒头，就在过道两侧摆着。每次吃完饭，大家总要顺手拿一两个，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又喧又甜，后来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馒头；鸡蛋汤一上就是一大锅，有人居然能从锅底捞出不少整个的鸡蛋。我们在留苏预备班学习时，国内供应已经紧张，开始收粮票、限量控制了。可是留苏预备班里还是每顿四菜一汤。国家为了培养留学生真是不惜工本。”
建国初期，国家经济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全国绝大多数人民还处在温饱的边缘。对于占学员大多数的平民子弟来讲，昨天还是粗茶淡饭，今天却是鸡鸭鱼肉，生活就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天堂，
比妈妈还细心
在出国前，每个学生领回两只崭新的衣箱。统一置装的工作开始了。
同学们被集中在一起，由裁缝师傅给大家量尺寸。先是服装店的师傅来量了男生的西服、女生的裙子的尺寸，然后又在此基础上量了冬大衣、秋大衣的尺寸；接着，帽子店的师傅也来了，给每个人量了单帽和冬天的皮帽子的尺寸；后来，皮鞋厂也来人给每个人量了单鞋和翻毛皮鞋的尺寸。过了大约一个月，服装陆陆续续地送来了。衣服和鞋子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由于衣服、鞋帽都是由高级裁缝量身定制的，每个人穿在身上都合体熨贴。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8）
男生的服装包括：
冬季的皮领丝棉大衣一件；春秋季的薄呢子夹大衣一件；皮鞋五双；西服两套，一套是天冷时穿的呢料，一套是夏天的凡尔丁；中山装两套；衬衣十二件；睡衣一套；毛衣、毛裤一套；皮帽子一顶；实习的工作服一套；领带若干。
女生的服装如下：
冬季的排扣丝棉大衣一件；春秋季的薄呢子夹大衣一件；皮鞋六双，其中一双为毛皮鞋，其余为单皮鞋；粗毛哔叽西服两套；冬天的御寒帽子一顶；粗线毛衣一件；毛料的长袖连衣裙一件；花绸的短袖连衣裙一件。除此之外，每个女生还有布衬衣四件；内裤四条；长统丝袜四双；短袜套四双；纱巾一条；毛线围巾一条。女生还有一个小挎包，一小瓶香水和面油。
不论男女，每人发了皮拖鞋、梳子、牙刷、牙膏、香皂，还有一把毛刷，用来刷呢料上的灰尘。此外每人有一床中等厚度的羊毛毯和一件雨衣，还有一个上课时装书本的书包
陈国藩＇U14＇感慨道：
“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的一应俱全。有了这些服装和用品，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就是自己的妈妈来给打点行装，恐怕也不会考虑得如此周到。服装面料的质地，都是当时的上品；而丝绸，更是绝对的珍贵希罕之物。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免费为大家置办的。提起这沉甸甸的皮箱，我们能够感受到祖国对我们寄托的沉甸甸的希望。”
“缓出国”
留苏预备部的培训时间是一年。每年的八月，苏联高等院校开学之前，都有一大批学生离开这里，在喧天的锣鼓声中登上西去的国际列车。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入留苏预备班的学员，都能够如愿走出国门。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一部分人员没能如期出国。这种现象被称为“缓出国”。
“缓出国”的现象，与留学生的专业分配机制有很大关系。
某些专业的学员数量在派出当年超过苏方接收计划人数，或相关专业苏方在当年没有接收计划，相应的学生就不得不留在国内。在征求本人意愿后，有些学员经过调整专业，安排在第二年出国计划中，另外的学员则自愿放弃出国。
在“缓出国”的学生中，一些人是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有些学生经过一年的培训后在语言能力方面没能达到派出要求。对于这部分学员，留苏预备部提供了补习一年的机会；如经补习达到要求，可安排在第二年出国。如果经补习仍不合格，或本人自愿放弃，则取消出国安排。还有个别学员，由于身体或心理原因，自愿或经劝告中途放弃了学业。
政策调整或政治原因，有时也成为影响留学工作进程的因素。1957年，我国调整留学生派遣政策，当年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准备出国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全部没有派出。1966年，由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绝大部分在读学员没有派出。
对于未能如愿出国的人员，国家也做了周到的安排。
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准备到苏联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国家允许他们自由选择任何国内高校，选择任何感兴趣的专业。对于攻读研究生的人员，则主要分配到国内有相关专业的高等学校，或其他有用人需要的单位；原为机关干部或高校讲师、助教的，回原单位妥善安排工作。
尽管没能实现出国梦想，但是这些青年仍然是同龄人中千挑百选出的佼佼者；尽管没能直接接受苏联的高等教育，他们还是在国内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中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学习和研究工作。
在他们当中，同样诞生了大批国家干部、院士、学术领袖、科研骨干。他们和留苏群体一样，是那个时代优秀青年的杰出代表。
历史的反思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研究，我将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派遣工作粗略分为四个阶段。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9）
第一阶段为探索期（1948年至1952年）。
在此期间，1948年派出李鹏等二十一名干部和烈士子弟，1951年派出三百七十五人，1952年派出二百二十人。
在这一阶段，留学生派遣工作处于探索时期。在派遣数量上遵循“宁少毋滥”原则，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和国外的管理工作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1953年至1956年，留学工作进入迅速发展期。
1952年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之协定》，为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提供了政策保障；而留苏预备部的建立与运作，则为确保出国人员能力和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1953年起，留学生派遣政策就调整为“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当年派出约五百八十人。第二年，这个数字激增到一千五百二十六人。1956年派出人数超过二千，达到历年派遣人数的最高峰。
从1956年起，留学生派遣政策发生变化，留学工作进入调整期。
我国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于1953年完成了院系调整。经过几年的积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大部分专业的大学生已经可以自己培养。同时，据有关部门反映，前期派出的大学生毕业归国后，其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与国内培养的大学生相比，并没有立即表现出过人之处。这一点，在1957年2月12日高等教务部部长杨秀峰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变动1957年派遣留苏研究生、大学生计划的请示报告》可见端倪：
“几年来，派遣高中毕业生赴苏联大学学习的，因俄文条件限制学习吃力，因而效果并不甚好。据毕业归国的留学生及各方面的反映，由于上述原因，留苏大学毕业生的学科水平和国内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一般并无明显差别。为此，……目前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的高中毕业生一千一百五十名原则上不再派出，留在国内高等学校学习。对国内不能培养的重要缺门专业，尽可能采取从现在苏联学习的大学生改变所学习的专业的办法来解决。”37
1956年，留学生派遣工作确立了“争取多派研究生，少派高中毕业生”的方针。大学生派遣人数骤减，除了少数国计民生尖端、缺门或薄弱专业外，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与此同时，研究生派遣政策也有了重大调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对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巨大而急迫。因此初期派遣研究生的主要目的为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在培养对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国内在读研究生和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被选拔成为留苏研究生。
很快，教育部发现，这些直接迈出大学校门的研究生，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学习效果不能令人满意。高教部长杨秀峰指出：
“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