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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那么，当代中国的开放，当属广东。而习仲勋作为“文革”之后的广东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当然功不可没。 一段亲缘埋下伏笔 留着“一字胡”的军官笑眯眯地走到廖汉生的面前，一段亲缘由此埋下伏笔。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廖汉生出生在湘西桑植县长瑞乡的一户土家族农民家庭。廖汉生6岁那年，拿着母亲用竹子编制的书夹子，由父亲背着，走出好几里山路才来到一家私塾。当时虽有新学，但农家孩子的启蒙教育仍以传统的塾学为主。于是在《论语》、《诗经》的诵读声中，廖汉生先后在乡下的四家私塾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贺龙的家乡就在廖家与桑植县城中间的洪家关村。1916年农历二月，贺龙率领21名弟兄，手举菜刀和马刀，劈了桑植芭茅溪盐务局，夺得十几支步枪，组织农民武装，竖起了“讨袁护国”的义旗，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
父亲廖兰湘，青年时期曾在省城长沙读书，与革命党中的林伯渠等人有过接触，在思想上比较倾向革命。后来受到贺龙的邀请，廖兰湘毅然投笔从戎，做了贺龙的副官，人称“廖师爷”。
一天，贺龙的队伍从平坝子路过，廖汉生和村里的一个孩子跑到路边的田埂上看“过兵”。正看得入神，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笑眯眯地走到廖汉生的面前：“你是谁家的伢子？胆子这么大，也敢看兵哟！”当时的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兵，一听说过兵就会赶紧躲开。也许是这个军官给人的感觉非常和蔼，廖汉生非但没有跑走，反而镇定地告诉他说：“我是廖家的。”
听了廖汉生的回答，那人又问：“你父亲是哪一个？”廖汉生又告诉了他。
“好！”那人高兴地笑了，还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连声地说：“好！好！……”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率队走了。这时的廖汉生还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那个威震湘西的“活龙”。
不久，廖兰湘向贺龙提出请假，说要回家给儿子订亲。一听此话，贺龙忙问：“是我见的那个吗？”廖兰湘回答说：“是给汉生的弟弟定亲。”于是，贺龙顺势说：“我也给汉生做个媒吧。”“那当然好啦。”廖兰湘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在贺龙的几位亲姊妹中，贺民英是大姐，贺戊姐是二姐，贺满姑、贺戎姑为妹妹。贺龙介绍的女方不是别人，正是贺戊姐的女儿肖艮艮。这一年，廖汉生还不到10岁。过端午节时，廖汉生跟着父亲的护兵王青骑着骡子到了桑植县（贺龙司令部的驻地）。两天后，在见过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姐夫谷吉庭之后，这门亲事就算正式地定下来了。廖汉生就这样与贺家结下了亲缘。
1921年，廖兰湘患暴病，在贺龙军中去世了，留下廖母艰难地拉扯着三个儿女生活着，此时廖汉生与肖艮艮刚刚订亲不久。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听从亲友的劝说，廖母送儿子汉生只身前往桑植县县立高小读书。1925年，在贺龙的安排下，廖汉生等三个孩子又被送到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小插班就读五年级。由于交不起学费，一年半后，廖汉生最终还是回到了县里，在桑植高小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了。 廖汉生革命生涯（1） 贺龙问：“大姐她们牺牲了，你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廖汉生不假思索地说：“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1927年春，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波及到湘西山区，桑植县正筹备成立农民协会。这时，反动乡长仗着手中的几十条枪，筹备回乡镇压农民运动。廖汉生在家里待不住了，决定投奔贺家姐妹。这一年他才17岁。 乘贺龙的部队退往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大山里的机会，反动武装向贺家姐妹率领的游击队发动了疯狂的报复。为了躲避敌人，贺戊姐带着儿女暂住在了廖家。由于当地有规矩，青年男女如果没有正式结婚是不能见面的，但为了躲避敌人，双方家长商定，给廖汉生和肖艮艮成亲。
这年腊月，天气格外地冷，山里再也不能住了，他们悄悄地回到了戊姐的家。让他们惊愕的是：满姑被团防队长张恒如抓到后交给了国民党，被凌迟处死。这对廖汉生的刺激很大，他由此更加坚定了与贺家人一起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29年初，贺龙率红四军先后攻下鹤峰、桑植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以桑鹤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1930年红军东下洪湖，廖汉生随贺民英游击队留在湘鄂边苏区坚持斗争。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了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敌人的“清剿”开始了。游击队不得不躲进深山。隆冬，大雪封山，队员们生活越来越艰难。据廖汉生回忆：他曾跟着贺民英下山寻找吃的东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些，也不过是些黄豆和两个南瓜。在回山的路上，由于害怕留下脚印，他们只能光着脚蹚着河走，加上怀里又抱着东西，走起来很吃力，有的时候还要在冰上爬，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山里，脚上被划出很深的血口子，疼得钻心。
终于熬到了出山，当找到贺龙的部队时，廖汉生意外地发现了游击队里的小伙伴朱胜文已经是红军中的一位师长了。少年气盛的廖汉生，当着贺龙、贺民英和贺戊姐的面说：“朱胜文原来跟我差不多，现在人家都当师长了，我还是个游击队员，我不干了，我要当红军。”
当时贺民英率领的游击队是一支没有红军正式番号却又实实在在地从事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队伍。
在贺家姐妹的再三劝说下，廖汉生最后还是留在了游击队，因为这也是贺龙的意见。
正值农忙季节，游击队员们白天插秧，晚上集中驻防。一连几天下来，大家都吃不消了。于是，队里决定，插完秧可以各回各家，好好休息一下。
这天晚上，大家的确太累了，所以只派了一个人站岗。
第二天拂晓，一声枪响把熟睡中的人们惊醒了。然而为时已晚，敌人进村了。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巨大，贺民英、贺戊姐都在突围时牺牲了，怀抱着儿子的肖艮艮也被敌人抓走了，很多人同期遇难。一片片殷红的血迹洒满了洞长湾。
廖汉生和一部分队员在掩埋了烈土们的遗体之后，被贺龙派来的警卫员朱绍田带到了红军驻地麻水。
听了廖汉生等人的报告之后，贺龙沉默了很久。好一阵后，贺龙问：“大姐她们牺牲了，你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廖汉生不假思索地说：“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好！有种。”贺龙说：“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建起来，同那帮坏家伙干到底。”
不久，在组建了新的游击队后，廖汉生被调到了红军军部工作，游击队也被编入了红军。
调到军部时正值红军最为困难的时期，此刻由于“肃反”扩大化和敌军“围剿”，红三军几乎到了被毁灭的边缘。好在廖汉生刚到红三军才一个多月，没有受到“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并当上了军部书记员。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验，贺龙和关向应做介绍人，廖汉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以后，他就跟随关向应政委学做党的工作。
1934年春节，红三军由桑植向慈利游动，途经距离戊姐家一公里的地方，廖汉生和军部的另一个同志想请假回家看看。 廖汉生革命生涯（2） 贺民英游击队遭袭，肖艮艮母子被抓后，廖母托人把母子二人赎了回来。这次回家，廖汉生终于和家人团聚了。可就在他回到军部的当晚，有人送来了消息，敌人在他离家不久就包围了他的家，肖艮艮和孩子先躲了出去，结果，弟媳在跑出家门的时候被当作是肖艮艮给打死了。
廖汉生等听罢就火了，大声吼道：“给我一个连，我要回家报仇，他们毁了我的家，我 也不叫他们好过！”关政委没有同意这种鲁莽的想法，而是严肃地告诉他：“队伍马上要出发，你不能回去。”
出发前，廖汉生望着家的方向，强忍一肚子火气，跟着队伍走了心头却装满了对家人的担忧。看着他走在队伍中的身影，关向应政委满意地点了点头。
1935年11月19日，贺龙所在的红二、六军团被迫撤离湘鄂边苏区，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廖汉生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政委。
苏区的百姓们纷纷从邻近的山区赶来，送别红军。廖汉生在送别的人群中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人，虽说这里离家骑马不过个把小时的路程，但他最终还是紧紧地勒住了马的缰绳，向着家乡的方向深情地望了一眼，调转马头，随部队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
1938年，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决定将冀中大地上的抗日武装进行大整编。党中央赋予一二○师的三大任务之一便是帮助冀中部队整顿和提高，使之加速正规化、八路军化。第二年，陈庄战斗后，一二○师也进行了整编，廖汉生就这样又回到七一六团担任政委。
转眼之间，廖汉生这批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们都到了而立之年。1941年，他与团长黄新廷、营长张树芝一同到延安新成立的八路军军政学院读书。不久，进入中央党校。
1942年8月，贺龙与薛明结婚。大家聚到了一起，一来祝贺新婚，二来纪念南昌起义15周年。自从长征后，廖汉生就与家人断了消息，还是贺龙的外甥肖庆云带来不幸的消息：肖艮艮早已被敌人杀害了。
一天，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一位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川妹子，名叫白林。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们结婚了。仪式非常简单，薛明和党校校长彭真、张洁清夫妇算廖汉生这方代表，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王若飞和李佩芝夫妇是白林一方的代表，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就算是结婚了。第二年廖汉生上了前线，尔后的日子依旧是聚少离多。解放战争期间，廖汉生历任晋绥军区第一纵队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等职，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战役。直到全国解放，他们才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
未曾料到的是，全国解放不久，廖汉生竟接到了肖艮艮还活着的消息：肖艮艮是被国民党桑植县长弄到外乡嫁人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到了舅舅贺龙的消息，她于是托人写了一封信。
得到前妻仍旧活着的消息，廖汉生悲喜交集。一想到艮艮此刻正急切地盼望着与他团聚时，他的心就像被千万把小刀剜割着一般，一种从心里往外渗血的感觉，这无疑是一幕战乱年代常见的家庭悲剧，当肖艮艮见到廖汉生一家人时，那种尴尬和痛苦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她只能选择离开，只能默默地回到家乡，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去世。 一夜之间将军成囚徒（1） 林彪对贺龙“削其羽翼”，廖汉生在劫难逃，一夜之间将军成囚徒。毛主席讲，你没有罪。新中国的第一代将帅们，战功卓著，群星璀璨，但年龄并不很大，多为青壮年。中将廖汉生就是被人们视为少壮人物的一个代表。
1954年他被任命为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他和一批将军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1957年任该院院长。尽管他再三申明：“我一个中将怎么能接替著名战略家、军事 教育家刘伯承元帅的位子呢？再说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但是一纸命令还是让他走马上任了。
1960年1月，他奉调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担负起护卫京畿重地的要职。尽管置身于政治中心，常常与中央领导有许多直接的接触，但从不善于走动关系的廖汉生仍凭着耿直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上一口气干了七年。
林彪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基本上没做多少实际工作，多年养病。“文革”伊始，他一下子活跃起来，并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予以排挤、打击，同时要“削其羽翼”，廖汉生自然在劫难逃。
1967年1月7日，廖汉生刚从基层回到北京，就听说文工团的一些“造反派”正在到处找杨勇司令员，他对来人说：“我这个政委也去。”下午，司令、政委与曾经一起为创作演出《长征组歌》付出辛劳的文工团员们面对面地展开辩论。廖汉生做了一番工作后，点了一个颇有名气的男歌唱演员的名字，说：“来，我们打拍子，你起个头，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场“揪斗”就这样在歌声中收场了。最后，廖汉生十分严肃地说：“明天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你们不能再找我们。”
第二天，常委会在远离军区大院的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当中，有电话说“文工团的人到了政委家，要找他”。没想到，廖汉生一到家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带到军区大院关押起来，被告知：当天早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他的“四大罪状”。若干年后他得知，大字报是林彪叫人到其住处炮制的，他被关押也是林彪授意的。巧合的是，这一天是1967年1月8日，七年前他也是在这一天上任的。
几天后，杨勇司令员也被关起来。十几天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廖汉生等十几位将军被拉去批斗，胸前吊着的牌子上，名字被重重地打了个叉，而且双手被扭，头发被揪。
此后，大会小会的批斗，白天黑夜的审问，成了他每日的“功课”。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他身上，什么“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等等。起初，他还真是想不通，愤懑、痛苦、困惑……
昨天还是军区的最高首长，一夜之间就成了自己战士严加看管的对象。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流血拼命，几十年，忽然成了“反革命”。
转眼间五年过去，看管班的战士换了13个班，时光流到197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