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召集精通蒙语的军官数十名，以重金聘来的蒙古贫民为向导，分五路入蒙古调查：第一路由察哈尔入蒙，第二路由热河入蒙，第三路由洮南入蒙，第四路由黑龙江入蒙，第五路由俄境入蒙。日本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就是从洮南入内蒙，对在大兴安岭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进行实地调查的。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兵要地志调查的细致和广泛。这是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始料不及的。这些调查给日军后来的侵略战争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例如日军在1937年向山西进攻时，就根据调查的兵要地志，避开了险要的雁门关，而从东面繁峙的马兰口出击，由背后攻击代县，遂攫取了雁门关险要。
第三是侦察地形及进行现地战术研究
东北易帜后，东北军有25万人，并拥有飞机、战车等先进武器，东北的兵工厂亦可生产各种轻重武器装备部队，而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对此，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认为要“以寡胜众”，必须早有准备。为了制订可行性大的作战计划，关东军曾多次组织参谋至各战略要地进行现地侦察及战术研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29年7月间的“北满参谋旅行”：从旅顺出发，经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至满洲里，然后经昂昂溪、泰来、洮南返回旅顺。在哈尔滨研究了“进攻哈尔滨的地形判断”、“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的前进阵地”；在齐齐哈尔去海拉尔途中研究了“兴安岭东侧地区的遭遇战”；在海拉尔研究了“海拉尔防御战”；在泰来研究了“在洮南集中主力的掩护阵地”等。第二次是同年10月间的“辽西参谋旅行”：从旅顺出发，经沈阳、锦州、山海关至天津、北京，然后返回旅顺。这次是以对抗演习的形式进行的预想作业。假设的情况是：“关东军之一部，在击溃中国军队后进行了扫荡，主力正向奉天附近集中，其先遣部队已进至新民屯；而中国军队则得到了关内中央军的增援，先遣部队被其包围。”在此假定下，研究了“新民的渡河攻击”、“向锦州追击”和“进攻锦州”的作业，实地侦察了锦州的中国军队营防，尔后转入“对山海关西面地区的攻击”，和指挥后续兵团由秦皇岛登陆侧击中国军队的作业。第三次是1931年7月间的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从旅顺出发，经郑家屯、洮南、齐齐哈尔、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至满洲里，尔后取道哈尔滨、长春、公主岭返回旅顺。除了再一次熟悉各地地形外，还在昂昂溪研究了“关于机械部队的运用”，在泰来附近的开阔地进行了正面防御的图上作业。
此外，1930年春，关东军还组织进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领”的现地研究；当年夏，进行了“夜袭弓长岭”的研究；当年秋，进行了“东部国境方面现地战术”的研究等。
第四是武装移民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从官吏、商人到军界、财界都在热烈讨论“如何经营满洲问题”。军国主义分子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午以及外相小村寿太郎都主张向满洲移民50万或100万人。儿玉说：“战争不可能常胜不败，永久的胜利是与人口的增减相关联的”，让更多的日本人定居中国东北，“那么这个地区自然而然会成为日本的强大势力范围”。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是侵略活动，其动因是军事上、政治上扩张的需要，其步骤是以军事入侵为先导，以移民入侵来巩固它的军事占领，并为新的扩张作准备。日本移民大都是退役的预备军人，是亦兵亦农的“在乡军人”。日本将这些人移往东北，使之成为关东军进行侵略扩张的辅助部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约有1万人，大部安置在南满铁路沿线。“九一八”事变前10天，即9月8日，东北日侨在乡军人会接到陆军部的密令，要其分别到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9月17日晚，沈阳的在乡军人到日本车站附近的招魂碑前集会，他们臂缠黑纱，听取狂妄演说，尔后高呼“为保障满蒙之既得利权而洒军人之鲜血”、“打倒侵害日本权益之张学良”等口号，气焰极为嚣张。
第五是大肆制造侵略战争的舆论
1929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日本为了摆脱危机，即大造侵略中国的舆论。1930年，日本经济危机加深。同年9月，日本军部的一群法西斯军官成立了秘密组织“樱会”，专门策划“国内改革”和“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其纲领中明确提出：“本会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樱会的活动得到日本军部将领的支持。他们为了准备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积极作舆论上的准备。
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侵略东北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矛盾，只是在做法和步骤上有差异。对日本政府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从经济上控制“满蒙”，而军部则把军事和政治观点放在第一位。为此，日军部和右翼势力曾于1931年3月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建立以军人为主体的政权，以便侵占中国东北。但由于政变计划不周密、政变军人内讧，致使政变计划破产。政变破产后，由于军、政双方在侵占“满蒙”上的一致，所以对政变军人没有追究责任。这些更使右翼的侵略气焰甚嚣尘上，越发加紧策划侵略阴谋。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向关东军鼓动说：占有“满蒙”是“实现日本远大理想的使命”。５月，板垣和石原又向关东军鼓动说：占有“满蒙”是日本摆脱经济危机的惟一方法。石原还论断：惟有开发“满蒙”，活跃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才有希望。
1931年8月3日，已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但尚未到职的本庄繁中将，在日军军司令官和师团长会议上，以个人名义上书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日本向外侵略的步骤和近期入侵中国的总设想，声称日本“必须乘此世界金融凋敝、苏联五年计划尚未完成、中国尚未统一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经营三十年之满蒙……使上述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我帝国之国基始能巩固。”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把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化为侵略行动。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
一、 事变前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日本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既定方针，参谋本部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就已开始拟制侵占中国东北的纲领性文件——《昭和六年（１９３１年）度形势判断》。主要内容是准备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第一阶段在东北建立一个新的亲日政权以代替张学良；第二阶段使这一政权从中国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武力占领，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１９３１年４月正式形成文件。但在侵占东北的步骤上，日本关东军与参谋本部有不同的看法。早在１９３０年９月，关东军参谋部在石原莞尔主持下就已制订了《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之研究》，主张在一两年内就占领东北。为此，从１９３１年１月中旬起，每逢星期六，关东军参谋部都要召开一次有全体参谋参加、满铁调查课和东亚经济调查局有关人员也应邀参加的“占领地统治研究会”，共同策划侵占东北的阴谋活动。当年春天，关东军还对沈阳城进行了现地侦察，因见城墙既坚又厚，认为如果中国军队固守城垣，则难以攻取。于是对城墙的损坏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选择突破口，并据此制定了攻城计划。“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就是根据这个计划由城西南角墙坏处首先登城的。
１９３１年４月，日军第２师团从仙台调到东北辽阳换防。该师团成员多为日本北方人，适于在中国东北寒冷地区作战。５月间召开了联队长、大队长参加的动员会，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就所谓“满蒙”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必须予以军事占领。因此，要有突然攻占东北的准备。”
关东军不满意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的计划，坚持发动战争后立即占领东北、使之成为日本领土的意见，遂派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等人回日本游说。日本参谋本部为了统一认识、协调行动，派建川美次主持召集参谋本部及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５个课长制订了一个折中的实施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规定“约以一年为期”，对东北实施武力占领。７月间，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至东京，将该《大纲》作为指令下达给关东军。
事实上关东军连一年之期亦不愿等待，此时已经基本上做好了侵占东北的准备。为了分散张学良的注意力和牵制东北军主力于关内，使其无暇顾及东北，一方面挑唆石友三发动反对张学良的军事叛乱和鼓动蒙古独立，以配合日军对沈阳的进攻，一方面加紧制订作战计划。１９３１年４至６月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阴谋活动和作战计划。当时分工：由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制订爆炸柳条湖铁路的行动计划；由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制订进攻北大营和攻占沈阳、长春、吉林的作战计划；由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制订在吉林、哈尔滨制造暴乱行动的计划。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行动迅速，要求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止外国的干涉。４月２６日拟好了攻占沈阳的作战计划，３１日研究了发动侵略借口的“谋略”。至６月１９日，全部计划均已完成。主要内容为：发动侵略的当晚，独立守备第２大队的第３中队以演习为名，从石虎台驻地南进，一部至柳条湖铁路边，主力至北大营外围展开。一俟柳条湖铁路炸毁，第３中队即向北大营进攻。在沈阳城内的板垣征四郎则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按照石原莞尔拟定的计划，命独立守备第２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２９联队进攻沈阳城。石原的计划还规定以辽宁的第２师团主力和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一部支援沈阳作战；在长春的第３旅团和骑兵第２联队对宽城子、南岭的中国军队作好战斗准备；驻营口、本溪、安东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向就近的中国军队进攻；占领沈阳后，第２师团利用在吉林制造的暴动，以护侨为名进占吉林，同时向朝鲜军请求派出陆军和航空兵越过鸭绿江进行支援。计划还规定：如苏联出兵干涉，关东军以一部兵力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主力位于吉林北舒兰一带及白城子至索伦地区。
这一计划制定后，石原、板垣与参谋本部、陆军省、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内有关人员秘密地进行了联系，以便届时统一行动。为了进攻沈阳，关东军还通过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批准从东京调出２门２４厘米的重型榴弹炮，于７月间调至东北。为保守秘密，将炮身藏于大木柜中，从神户用客船装运；在大连上岸时，参加搬运的驻旅顺重炮大队的士兵都穿中国便服。运至沈阳后，安装于独立守备第２大队营房内，预定“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由重炮兵大队长松本正文对各射击目标进行了实地测量和标定，并由驻海城的野炮兵第２联队长河村圭三进行了校正。“这些重型火炮，在以后进攻北大营的战斗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威力”。
与此同时，７月１日日本参议官会议决定将驻中国东北的日军由轮换制改为常驻制，并密令第２师团以联队为单位集中驻屯，独立守备队各大队、中队亦相对集中兵力，以便随时投入战斗。驻朝鲜的日军第１９、第２０师团亦作出了向中朝边境集结的计划，准备从图们江和鸭绿江两个方面越境以支援关东军，并派出先遣部队进行架桥和测量等战备行动。
日本为了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把所谓的“满蒙危急”的鼓噪推至顶峰，用以煽动日本人狂热的反华情绪。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和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使用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
此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８月１日，任命曾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东北军内情的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任命曾主持制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建川美次为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任命“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陆相南次郎在８月３日、４日召开了有军司令官及师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在３日会上特别要求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的三名司令官本庄繁、林铣十郎和真琦甚三郎认真细读“强调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文件。南次郎在４日会上指示：“满蒙在国防、政治、经济上对日本的生存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如事态恶化时，凡属军职人员，应准备“随时尽军人之天职”。
在这次会议后的秘密会议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向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汇报了关东军准备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案，并按其原定的计划向朝鲜司令官提出请朝鲜军协助的请求。林铣十郎当即明确应允。本庄繁于会后还分别拜会了陆军与海军大臣及次官，参谋总长及副总长，军令部长及次长，还有外务大臣、政务次官等军政要人，对“满蒙”问题交换了意见。８月２０日，本庄繁抵旅顺就职，他审查了石原莞尔制定的作战计划。９月３日，他对关东军高级军官训示：“今后可能发生更多不幸事件”，“这样最后解决的时机就更接近了”，“第一线部队要经常注意情况的变化，要有当事件突发时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特别是独立执行任务的小部队……要断然遂行自己的任务”。９月７日，本庄繁开始视察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检查战备情况，进行战前动员，并按石原所定计划，组织实施“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