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指挥官王若卿
工兵指挥官朱焕庭
注释：
〔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１０１页。
〔２〕同〔１〕，第１５９页。
〔３〕见《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８３—１０８４页。
〔４〕同〔３〕，第１０９２页。
〔５〕同〔１〕，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６〕转引自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７８年版，第七卷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７〕同〔１〕，第１６４页。
〔８〕同〔３〕，第１１０６—１１２０页。
〔９〕同〔３〕，第１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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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日军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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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沿海封锁作战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是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沿海封锁作战即攻占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小港口，切断中国与海外的所有进出通道，阻止一切援华抗战物资进入中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封锁战，意在以武力封闭中国，使中国因得不到海外援助而削弱甚至丧失持久抗战的能力。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是对中国西南、西北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重要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战略性轰炸，造成深度破坏，并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慑力，影响中国的士气和信心。日军统帅部对此寄予很大希望，企图以对其占领区（即敌后战场）的“治安战”（即反复残酷的扫荡）、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战、对沿海的封锁战和对大后方的航空战，全方位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再结合政治谋略和外交谋略，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能力，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
侵华日军的沿海封锁作战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主要集中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会战以后）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一段时期内。
一、 对沿海的封锁作战
日军从侵华战争开始就把对中国沿海港口的占领和封锁作为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３７年７月占领塘沽，同年１１月占领上海，１９３８年１月占领青岛，同年５月占领厦门，同年１０月占领广州。这样，在一年多一点时间里，日军就占领了华北、华东和华南的最大港口，封锁了中国主要海外通道。这是和它在陆地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同时进行的。
还在武汉会战进行期间，日军就估计到占领汉口、广州后，英、法仍将通过河内—南宁—桂林—衡阳路线（即桂越路）、河内—昆明—贵阳—长沙路线（即滇越路）、仰光—昆明—贵阳—长沙路线（即滇缅路），以及从苏联经新疆—兰州—西安路线继续进行援华。要压制中国，从军事、经济两方面切断这些联络线极为重要。１９３９年９月日本在中国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其大本营赋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任务中，就把“尽最大努力切断敌之南方补给线”单独列为一条。所以，日军在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以后，更加重视对中国的经济围困，把沿海封锁作战作为独立的（专项的）作战行动列入计划，在其全盘战略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１９３９年日军沿海作战的主要行动有：２月中旬台湾混成旅团（又称饭田支队）和海军第５舰队攻占海南岛的作战；３月下旬第２１军第１独立步兵队为切断澳门—香山—新会公路而进行的西江沿岸作战；６月下旬第２１军后藤支队和海军第５舰队一部攻占汕头、潮州的作战；８月中旬第２１军第１８师团一部攻占深圳、沙头角的作战；１１月中旬至１９４０年２月上旬，第２１军主力和海军第５舰队为切断桂越国际通路而进行的南宁作战（桂南会战）。通过这些作战，日军不但进一步封锁了中国南方沿海，而且为后来的南进、入侵印度支那和香港建立了跳板。
１９４０年日军的主要封锁行动有：乘纳粹德国向西欧大举进攻，英、法自顾不暇之机，胁迫英国同意于７月至１０月封闭滇缅路３个月，并禁止由香港地区向中国输送军械、汽油等作战物资；９月，又以第５师团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编成印支派遣军，占领海防、河内、谅山等地，切断桂越路和滇越路。
１９４１年是日军沿海封锁作战最为频繁的１年。在１月１８日经裕仁天皇裁决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就提出要对中国“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１〕大本营据此于２月２６日下达“大陆命”第４８８号命令，规定“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对浙江省以北的中国沿海、华南方面军应对福建省以南的中国沿海，自现在起分别以一部兵力，随时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２〕参谋本部与军令部为此又制定了《陆海军中央关于对华沿海封锁作战的协定》，“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则将封锁作战列为１９４１年各项任务之首，可见日军统帅部的重视。这一年的主要行动有：
香韶公路切断作战——香韶公路是以香港为基地，在其以东海岸卸货，然后运往粤北韶关的通路。日军“华南方面军”发现仍有不少物资由此路输入中国，便于２月４日以川口支队（第１８师团以川口清健指挥的４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在大亚湾登陆，奔袭淡水，同时以末藤支队（第３８师团以末藤知文指挥的３个步兵大队为基干）从深圳方面进行策应，完全封锁了大鹏湾和大亚湾，并截夺了大量物资。然后以川口支队留驻淡水，执行切断任务。
雷州方面切断作战——雷州半岛和广州湾海岸线很长，尽管日本陆军、海军不断监视，仍有不少援华物资从沿岸小湾小港秘密送上大陆。日“华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命令，从近卫师团、第４８师团、第３８师团共抽调１８个步兵大队，编为６个支队，于３月上旬，用了约１周时间在海军协同下对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约５００公里正面可能登陆的各要点及其周围严密扫荡，夺走了正在运输中的物资。
汕尾方面切断作战——汕尾是汕头以西在碣石湾和红海湾之间的一个小半岛，经常有海外援华物资输入。３月下旬至４月上旬，日军以独立混成第１９旅团和近卫师团各一部在汕尾登陆，进行扫荡，并留驻部队予以封锁。
福州作战——厦门被日军占领后，福州成为援华物资输入的主要港口。３月２３日，日军参谋总长命令“华南方面军”使用第４８师团及第１８师团、近卫师团各一部实施福州作战，随后又下达了要暂时确保福州的命令。４月１９日拂晓，第４８师团主力和第１８师团佗美支队（佗美浩指挥的４个步兵大队）在海军第二分遣华舰队协同下，在闽江口附近登陆，击退中国第２５集团军所属部队和福建省保安部队，于２１日占领福州，同时以近卫师团１个大队攻占了附近炮台，然后第４８师团驻守福州，至９月３日退出。
浙东作战——浙东沿海的港口较多，其中以宁波、台州、温州较为重要。１９４１年３月，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使用驻在上海吴淞的第５师团进行浙东作战。这一作战的目的不仅是要切断援华物资输入孔道，更是为了夺取宁波以南象山半岛一带出产的飞机制造业原料萤石。为策应第５师团作战，命令第１３军以第２２师团主力和第１５师团的赤鹿支队（以赤鹿理指挥的３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向中国第１０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诸暨进攻。４月１９日，第２２师团发起进攻，牵制中国军队；同日，第５师团在浙东沿海登陆，并于２０日占领宁波、石浦、台州、温州。随后，第５师团以一部占领宁波，其余部队返回吴淞。１０月，第５师团全部调出，准备参与太平洋作战，而将防务交由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接任，直到战争结束。
盐城作战——盐城位于江苏省北部，濒临黄海，是中国重要的产盐地，由中国新四军担任守备。日军为掠夺盐业资源，用以补充日本国内的不足，并阻止海盐流入中国内地，加强对中国内地的经济封锁，于１９４１年７月下旬至８月下旬，以独立混成第１２旅团从东台、兴化向盐城、阜宁进行扫荡作战，以一部兵力占领盐城。
此外，还进行了若干小的封锁作战。
据日军战史统计，仅１９４１年上半年，用于沿海封锁作战的兵力就有６４个大队，约相当于７个师团的兵力，作战后又用２个半师团的兵力留驻于一些要点担任守备，以保持持续的封锁效果。１９４１年秋季以后，为进行南进准备，才停止了封锁作战。
日军的沿海封锁作战确实给中国方面造成了相当困难，以致到１９４２年，中国的所有海上通道都被封闭，只剩下一条通往苏联的陆上通道。为冲破日军封锁，中国不得不开辟一条空中通道——由印度东北部飞越当时还属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昆明。这条空中通道后来以“驼峰运输线”而著称于世，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年代，每月运进几千吨到１万吨美国援华物资，以应急需。日军的封锁未能完全切断中国与盟国的物质联系，更何况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以自然经济为主，这样一个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大国蕴藏持久抗战的巨大潜力，绝不是日军的封锁所能窒息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二、 对内地的航空作战
分属于陆军和海军的日军航空兵在其战略进攻阶段，以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为主要任务；转入战略保守以后，日军大本营要求陆、海军航空部队互相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中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并破坏中国空军的重建。日军大本营在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和作战计划中反复地强调这一方针。这就是说，日军航空作战的重点由前线转向了中国的深远后方，由战役战术性行动转向了战略性行动。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侵华日军陆军航空部队主要有第１、第３、第４、第７飞行团，拥有各式飞机约２６０架；海军航空部队主要有第１、第２联合航空队，第１、第３、第１４航空队和高雄航空队等，拥有各式飞机２５０多架。这是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力在华的最高额，后来部队的编组和序列虽屡有调整，但飞机总数没有大的增加。１９４１年底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逐渐减少。
日军控制的机场甚多，但多半只能用于战斗机临时野战。可供重型轰炸机起降又最接近中国内地的前进机场，在华北是运城、包头，在华中是汉口。运城至兰州，及汉口至重庆的距离约为７００—８００公里，除重轰炸机和部分侦察机外，其他各种战斗机都因续航能力、飞行半径的限制，不能执行如此远距离的作战任务，因而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都是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条件下由重轰炸机和海军的中攻击机单独进行的。适合执行此种任务的飞机，陆军航空兵只有４０多架，海军航空兵约有９０架（１９４１年一度超过２００架）；对稍近目标的攻击，则尚有约１００架轻轰炸机及部分战斗机可以担任。
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１年９月，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有４个较为集中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有计划、有重点的空中进攻战役。
第一阶段为１９３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９年２月，主要目标是重庆和兰州。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政治上和军事中枢机关所在地；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的必经大道，又是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日军企图利用攻占广州、武汉后的声威，再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沉重的一击，迫使其屈服。这一阶段日军以主要装备重轰炸机的一个飞行团由汉口起飞，对重庆进行了４次集中轰炸。因重庆天气不好，时有大雾，投弹难于命中目标；第一飞行团又转场到包头和运城，３次轰炸兰州，对兰州东、西机场和市区进行破坏，炸毁了苏联援助的部分飞机，但也遭到中国空军和防空炮火的反击。据中国方面宣布，中国击落日机十余架；日方则承认被击落５架，其余飞机虽全部中弹，但安全返航。此外，以轻型轰炸机为主要装备的日军第３飞行团还对长沙、常德、恩施、芷江等地进行了轰炸；海军高雄航空队和第３联合航空队（使用海南岛和南宁机场）还对桂林、贵阳、昆明、蒙自和滇越铁路大桥进行了轰炸。
第二阶段为１９３９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在此之前，因发生诺门坎事件，日军大本营一度将航空作战主要方向放在关东军方面，用于对苏战备。诺门坎事件解决后，日军重新调整力量，继续对中国内地实施航空作战。这次的重点目标仍是重庆和兰州。由于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多在兰州进行交接和训练，并从兰州起飞轰炸过运城机场等日军军事设施，所以这一阶段日军对兰州的轰炸较前更加猛烈，决心要切断苏联对华援助的西北路线，摧毁正在重建的中国航空力量。在约１个月的时间里，持续轰炸兰州黄河铁桥和东、西飞机场。特别在１２月下旬，每天出动１００多架次飞机，投放大量炸弹和燃烧弹，使兰州淹没在一片火海中。在轰炸兰州之前和同时，还轰炸了延安、西安、银川等地。
第三阶段为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８日至９月４日。这次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两次，持续时间也长，日军称之为“１０１号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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