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移风易俗之神迹。史家汤恩倍氏有言曰，六千年人类历史，证明一切人为救世法，俱归失败，人间一切美善，终有缺陷，不能止于至善；人类唯一盼望，乃在救主基督。吾公暨夫人及公子继忠牧师，均深通圣道，尚祈扩充尊著，益人灵命，不仅为“士君子立身行事”（尊著页94）之宝筏，复成为弘扬圣道，引人皈主之津梁。经云：“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诗卅三12），愿神重用尊著，使举国上下，“信服真道”（罗十六26）蔚为新民兴之运动，庶中华民族，可永垂无疆之庥。此乃吾公不朽之业也，馨香祷之。书未尽意，肃颂
神佑夫人前乞为请安
主内晚章力生谨上
一九七Ｏ年二月十九日
卷下/ 第贰编 证道书简 贰拾肆、论圣道与国运㈢
──国人应有之悔悟──致总统府张秘书长书
主内岳公道长平安：今春承赐尊著‘谈修养’一册，尝即覆奉寸笺，敬申谢忱，想蒙垂察。自违道范，忽忽两载。回忆前岁寰球布道，十月归国，辱承宠召，并于士林官邸，园中步行，同往凯歌堂参加主日崇拜会，会后谈道，承示圣道奥秘，非人智能测（罗马十一33）；其智慧愈高，灵程愈深者，其领悟亦愈多；惜一般传道人，不求甚解，“不得要领”，以致真道湮没，未为国人信受。俱徵吾公爱护圣道，关怀国运，曷胜仰佩。力生早岁有志于道，惜囿于俗见，沉迷三教；抗战以后，且承戴故院长季陶之鼓励，于故乡太湖之滨，创办江南大学，并联络时贤学者，钱穆先生等，妄以复兴东方文化宗教为己任；旋复应聘赴印，弘扬佛法，旨在团结彼邦宗教首领，互相策应，以为救世之道，舍此莫由。何图行抵中途（参阅使徒行传九章1～22），神竟封闭赴印之门（参阅启示录三7）！嗣即上承天启，顿悟真道，从此尽弃所学，粪土万事（腓立比三8）；应神呼召，宣扬福音。比年埋首著述，乃本‘明体达用’之义，以‘神学为体’，‘人学为用’，区区苦心，旨在唤醒同胞，放弃其数千年来，习非成是之错觉与迷信，勿蹈力生往年之覆辙。无奈基督圣道，事关天启，非由圣灵启迪，莫由开悟；故虽披肝沥胆，不易使人了悟。
更不幸者，吾国士大夫，往往不加研究，即盲目仇视，肆意诬蔑。例如前清之沈葆桢，竟谓“邪说横行，神人共愤！”本年新加坡‘光世报’，以刊载拙著，其台湾代理处主任，竟被内政部传讯，谓为违反国策！其实基督圣道与中国文化，并无冲突，士大夫之反对，实属误会。关于此点，国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刊专著，详加考证，而力生往年笃信儒释道三教之热忱，较诸一般国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则早岁拙著，可作佐证者也。（且力原名‘渊若’又字‘心陆’，乃为仰慕宋儒陆九渊；后号‘力生’，鼓吹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乃为儒家之‘力行派’！）
尤有进者，力生弘扬圣道，乃正为复兴中国固有之道统。自中央倡导文化复兴运动以来，各方热烈响应；惟大都随声附和，不求复兴之本，以致流为一种变相的尊孔运动。殊不知孔子述而不作，仅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大成；更不知人类文化，乃为本乎神之‘普通恩典’，（另详拙著：㈠基督教之文化观，㈡论文化之复兴，㈢兴国之要道，㈣中国之命运，㈤救世的真道）。先民法‘天道’而立‘人道’；我国一贯的道统文化，乃以敬天祀神为基础。诚如次公子继忠牧师之言曰：“要复兴中华文化，必须先认清这个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上帝身上，而非经基督，我们又不能真正认识上帝。祗有在我们全国同胞都恢复这个认识，确定坚立这个信心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得着复兴。今天中共在大陆闹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无神的唯物主义为基础。所以我们倡导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若不恢复我们固有的对上帝的信心，那末我们所讲的一切，都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甚至与唯物主义的理论，也没有甚么两样。”（详见所著“基督与中华文化复兴”），此实至理名言，非真正明道之士，不能有此了悟，实令仰佩。
窃念中国革命运动，自辛亥起义，北伐抗日，现已届其最高峰，乃为与唯物无神主义作最后的决斗。朝野上下，首应彻悟，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理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六12）尤应真切悔改，放弃“实际的无神主义”，皈依基督，信奉圣道。用是不揣浅陋，撰‘立国之道’及‘孙文主义之神学基础’二书，都二十余万言，一俟出版，谨当奉呈指正。兹先附原稿数章，虽非全豹，可窥大旨，诸祈赐教，肃颂
神佑师母前乞为请安
主内晚章力生谨上
一九七Ｏ年九月廿六日美国
卷下/ 第贰编 证道书简 贰拾伍、论圣道与国运㈣
──体认国父之心志──致孙院长哲生书
哲公院长赐鉴：前岁寰球布道，十月返台，得于阳明山官邸及魏外长国庆晚宴，数次晤教，曷胜快慰。奉别以后，即分赴星洲，爪哇，曼谷，耶路撒冷，雅典，巴黎，伦敦各处，讲学布道，征尘倥偬，席不暇暖。返美以后，时怀贤劳；近撰‘立国之道’，‘孙文主义之神学基础’二书，尤增企慕；神前祈祷，辄以为念。回忆民国十四年，戴故院长季陶著‘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对中国革命运动，颇多贡献．力生之政治宗教思想，亦颇受其影响；早岁所撰作品，例如：三民主义之法律观，近时世界？法之新趋势以及近代政治之总观察与总批评，以及章力生政法论文集，现代法制概论，？政之道，新生活运动与政治改革，中国民族之改造与自救，自力主义，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诸书，大都以阐扬国父遗教为宗旨，而在思想之本质上，则深受戴书之影响。惟皈主以后，尽弃所学，重读国父遗教，上承神示，对国父思想，有更深认识，从哲学境界，进入神学境界。查戴氏当时尝痛论党人之幼稚病，不能仰体国父之心志，谓“在道德上直为国父之罪人”！其书语重心长，洵足发人深省。惜戴氏非基督信徒，未受圣灵启示，故亦未能真正认识国父，了悟国父思想之神学基础。国父虽非神学家，但乃为虔诚基督圣徒。伦敦蒙以以后，在其致区长老之亲笔函中，一面表示“痛心忏悔”，一面深信此次脱险，乃由“天父大恩”，且复谓“天心有意”，以是希望区长老“进之以道”，“俾从神道而入治道”。此正合主祷文所云：“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六10）。及后清廷倾覆，国父首先向神感恩，谓革命成功，乃在仰赖上帝恩助；并以腓立比书四章6、7两节，赠其友好。其最令人感动者，则为其临终之遗言──“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我公家书，亦谓：“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是均可证国父倡导革命，乃系受神呼召，其所创之主义，亦必上承天启。现在中国革命，已届其最高阶段，乃与无神共党相搏斗。而一般国民，却仍不信上帝，漠视国父遗命，菲薄基督圣道，其“实际的无神思想”，实与共党之‘教条无神论’，初无轩轾。亟应彻底痛悔，效法国父，以国父之信为信，庶能实践国父革命的主义，完成救国救民之伟业。拙著全书都二十余万言，一俟出版，敬当寄呈指正，兹先奉上原稿数章，虽非全豹，可窥大旨，诸祈赐教，无任感祷。草草不一，肃颂
神佑
章力生（渊若）谨上
一九七Ｏ年九月廿九日
＇天涯于2006…08…1206：46：09修改此小说＇
卷下/ 第贰编 证道书简 贰拾陆、论圣道与国运㈤
──致董大使显光书
主内显光大使平安：自违雅教，忽逾十载；每怀贤劳，辄深神驰。去夏弟应聘在纽约布道，与伦敦王又得牧师同工；并闻王牧盛称阁下热心圣道，无任钦慕。秋间奉岳军先生赐书，亦谓阁下在台“将专心人事传道事业”；近又读此间纽约时报（NewYorkTimes），藉审阁下现在拟撰‘台湾基督教发展史’，遥企贤劳，弥增佩仰。弟中年以后，有志于道；暗中摸索，几遭沉沦。抗共职中枢，当时弟犹沉迷‘佛’‘道’，故虽与公时相过从，谊属同寅，却不能获属灵交能。诚如经云：“义和不义有甚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甚么相通？”（林后六14）世人与基督圣道，格格不入，其故实亦在此。（中略）前读尊论，略谓：儒释各教，必趋衰微，基督圣道，必见兴旺（约三30）。实为悟道独至之确论。弟在此讲学，与公所见，正不谋而合。虽国人此时对公所论，未能同情，立法院且竟提出质询；但“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太廿四35）吾人惟有恒切祈祷，阐扬真理，俾国人终必有悔悟之时。弟正撰‘圣道精义’诸书，愿神用此见证，俾国人对救世真道，基督教义，有明确认识。率陈数行，聊表下忱；尚乞彼此代祷，共证圣道，无任感幸。肃颂
主恩满溢
主内弟章力生谨上
一九六Ｏ年元月十六日
卷下/ 第贰编 证道书简 贰拾柒、论圣道与历史
──覆钱宾四院长书
宾四先生赐鉴：前闻尊驾来美讲学，欣忭无似。私衷祝望，当可重图畅叙，一罄十年久别之积愫。昨奉尊札，略谓“明晨去哈佛，有五日停留，极欲谋一面。”并承以杨联？教授电话见示，嘱即相约；奉诵之余，曷胜雀跃。惟查尊函系四月廿八日作于耶鲁，廿九日发自剑桥；乃竟于前日始行到达。稽延半月，实无前例。（剑桥来书，循例一日可到）不仅缘失交臂，且又空劳相候，怅惘歉仄，何能言宣。未审在美行止如何？拟于何时返港？便中仍乞惠示，以便再图良晤。弟中年以后，饥渴慕道，惜暗中摸索，未见真光。“悲天悯人”，无补时艰；“内圣外王”，徒增虚骄。九龙奉别，本拟赴印，宣扬佛法，何图行抵中途，被神拦阻，改变原定计划，南渡爪哇；蒙神大恩，“照明心眼”（弗一17～23），藉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罗十六25～27；西一26；二2；8；并参看太十三11～17）；展诵圣书，不禁流泪。旋即应神呼召，舍弃万事，献身弘道。抵美以后，潜修神学，埋头著述，夜以继日，竟致视力锐减，据医检查，谓系阅书过勤所致；幸蒙神恩，不仅复原，专家诊断，即至九十余岁，目力仍强，谓为神迹！弟深感基督圣道在吾国所以不能生根，其主因乃在圣道奥秘，未经阐明，以致荣耀福音，不能光照吾士（林前四3～4）；时人甚且惑于浮俗之见，以为仅系一种博爱思想，此离圣道真谛，实不知几千万里。兹既蒙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彼前一9），作福音奥秘的执事；益感任重道远，战兢恐惧。（林前二3）比年虽已先后草成拙著多种，尚未敢率尔付印；其中有“基督教的历史观”一书，脱稿两年，仍待增订。因念阁下史学权威，敢陈其略，藉质高贤。弟以为传统史家，舍本逐未；仅求历史的‘次因’（心物）：昧于历史的‘基因’（上帝）。马克思的历史观，以万法唯物，为外铄的，仅见外在的物质环境。黑格儿的历史观，以万法唯心，为内省的，重内在的理念精神。世人仅事唯心唯物之争，或倡心物合一之说，殊不知唯心唯物，观点虽异，其误则一。易言之，唯物论者，仅从外面看，下面看；唯心论者，仅从自己看，里面看；却都未从上面看。易言之，均是以人为本位，而不以神为中心；仅以人为历史的主角，不知神乃历只的主宰。稽诸史乘，古今中外，圣君贤相，豪杰英雄，均思竭其仁智，寻求福国利民，长治久安，人类共存，世界大同之道；而事实上，则均将宇宙主宰，万王之王，人类救主，和平之君（赛九6），摈除在世界之外（约一10～11）。以是世界人类。虽科学文化，日新月异，法制政体，日趋革新；而史实证明，世界人类，“一切受造之物，都服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辖制，一同叹息劳苦；”（罗八20～22）“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而无由自拔。降及今日，天灾人祸，变本加厉，原子战争，威协日烈，圣经预言，大有即将应验之可能（彼后三8～13）。此当为人类最后反省悔悟，归依救主之时期！基督圣道，绝非玄想，乃为无可否认的永存不变的史实。圣经非哲学理论，非凡俗宗教，而乃为史实记载。（关于圣道真谛，弟正拟撰专书，兹未能详。）其中心乃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人类救主之降生与再临。故历史非以人为中心，而应以神为主宰；历史的意义，乃上帝从今世到永世整个过程中一切作为的启示。经云：“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西三2）吾人解释历史，不可仅顾所见的，仅思地上的事。瑞士史家杜平氏（T。H。M。D…Aubigne），云：“吾人无论从任何一面观察历史，均可见上帝的作为；虽肉眼不能认识，但上帝旨意，却藉主耶稣基督在历史中完全表现。”（参看氏著：HistoryoftheGreatReformationofthe16thCentury；Vol。I。N。Y。1846）奥古斯丁将世界人类，分为两类，一属天界，为‘上帝城’（CityofGood）；一属凡界，为世俗城（EarthlyCity）。前者爱神，求神荣，遵神旨；后者，爱自我，求人荣，随魔道。而上帝城必见兴旺，世俗城必趋衰亡。世界帝国（如罗马帝国），乃后者之象徵；昙花一现，终必崩溃。救主降世，乃为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为人类之福音；整个人类历史，乃以主耶稣荣耀再临为指标，而以‘上帝城’最后胜利为归趋（参阅帖后一7；二2～8；启廿一1～8）。英儒吉德（BenjaminKidd），亦谓“世界权力的中心，必自彼拉多（Pilate），转移到主耶稣。前者代表罗马帝国之暴力，后者乃为上帝之权能。”其说亦足与奥氏之见相印证。（见氏著Scienceof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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