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说法尽管很极端，但我们不能由此忽视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两大主题，就是发展与公平。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公平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上相当落后的国家，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乎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上，这是必然的，也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提高经济生活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为基本出发点。如我们对私营经济的优惠政策，对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政策，只能坚持而不能放弃。这是我们与“左派〃们的区别。
社会结构与利益博弈资源的集中与强势精英群体（2）
但问题是，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社会政策来创造社会公平。这些年来，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社会中的贫困人口，我们确实是有所忽视，照顾不够。所以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资源的分配上用于社会政策的资源太少，社会政策的力度太弱，无法形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平衡。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比较简单。事实上也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基本是以做大蛋糕的方式进行的。在那个时候，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现象：经济发展了，社会的状况就跟着改善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就跟着受益了。但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令人警醒的变化。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越来越分离了。特别是在2000年，这是我们的经济明显复苏的一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8％。但我们可以看一下，社会状况却没有跟着同时改善。失业的状况没有改善，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改善，许多社会问题也没有发生好转。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对社会政策的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要求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制定开始受这个因素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近些年来，民间的经济力量已经有了可观的积聚。这是一个好事情。但必须同时看到，这些力量对国家机构制定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些形式在基层和在上层又有所不同。在基层，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上层，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在我们的人大和政协部门，来自民间经济和政府垄断部门的力量相对比较大，而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力量比较小。因此，我们在决策甚至立法的过程中，就较多地听到来自这些社会力量的声音，而较少听到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再比如，因为这些社会力量有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对舆论工具和学术活动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让传媒和学者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在90年代中前期的时候，出现了经济过热，不得已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房地产也被套住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召开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这些会的主题就是主张放松银根。面对当时那样的经济过热，一些经济学家在那里大声疾呼，现在的经济并不是过热了，政府应当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等等。如果你了解一些情况，马上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会议都有房地产商的赞助或参与。这个事情可以看作是民间经济力量试图影响中央决策的一个迹象。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给予足够关注的。应当说，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通过影响政府政策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都是正当的。但作为政府来说，作为国家机构来说，则必须在这些压力面前保持相当的自主性。
社会结构与利益博弈水问题背后的社会博弈
近些年来，水已经开始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一个频繁的话题。每年暮春时节，黑龙江的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有关南方汛情的通报就已经开始发布。一到盛夏之际，说不定哪条大江大河洪水泛滥，一方土地成为泽国。而在更多的日子里，人们的话题则是干旱、干旱。2003年，山东遭遇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夏秋连旱，21万眼水井出水不足，近6万眼机井吊空，80万人吃水告急，只能靠送水、买水来解决吃水问题，366万人和104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700多万亩农作物绝产，济宁微山湖、菏泽东平湖、沂蒙石岚水库等全部干涸，一些城市用水的水库都达到了枯水警戒线以下，城市供水出现危机。在最近的几年中，黄河的断水期不断延长。其中，1997年，黄河断流时间长达226天。
这时，一种担心会突然涌到心头：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身边的水少到已经无法维持我们的生存了，我们会怎么样？周围这一切作为发展和进步的成果，对我们还具有什么意义？有人说，20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石油，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则是水。其实，更进一步说，水这种战略资源与石油比较起来，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还要更为基本。石油所满足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人类的奢侈性需求。而水则与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密切相关。从本质的意义上说，人类可以一日没有石油，但不可一日无水。
而在水资源的问题上，可以说，我们已经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从1999年初冬到2000年秋季，严重旱灾造成我国31亿亩农田受旱（为全部农田的15％以上），1700多万人饮水困难（约占全部人口的15％）。我国目前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0立方米的标准，其中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低于起码的生存线标准。668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年缺水量约60亿立方米。上海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760立方米，是世界缺水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深圳的人均水资源只有600立方米，北京仅为300立方米，缺水更为严重。在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水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地谈论水的重要性。保护水资源之类的话题，人们已经说过无数遍了。问题在于，谁都知道水的重要，谁都知道人类没有水是不行的，甚至也没有谁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许多行为是在浪费和破坏已经非常稀缺的水资源。然而事实是，糟蹋、浪费甚至破坏水资源的行为却依然如故。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得出下面这个令人多少有些沮丧的结论：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中，破坏水资源的力量往往远大于保护水资源的力量，社会中仿佛有一种异常强劲的动力，在毁灭着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水。
真正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在我讲授社会学课程的时候，清华一位环境专业的学生问我：我将来从事的可能是环境保护的工作，那社会学对我有什么用处？我说，不同的学科提供的是看事物的不同视角，而对象可能是同一个东西，比如环境保护就是如此。环境科学可能提供一种视角，比如特定污染现象的规律是什么，什么样的污染需要用什么样的技术去治理，治理特定污染的时候要解决的技术难点究竟是什么，等等。经济学可能会提供另一种视角。经济学看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是成本和收益。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是划算的，否则就是不划算的。这个逻辑可以解释社会中许多社会现象。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经济学的逻辑经常是行不通的。比如，一个企业，一年创造50万元的利税，但污染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是100万元。从经济学的原则来说，这是明显不划算的，因而这样的企业应当关闭。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不但没有关闭，反而在红红火火地生产着，一方面在生产着产品，另一方面在生产着污染。为什么会如此？关键的问题是，成本的承载者与收益的获得者不是一个主体。获得这个企业利润的是企业的所有者或企业主，获得企业提供的税收的是政府，而污染代价的承担者则可能是普通的民众，比如周围的农民，特别是河流下游的农民。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企业收益获得者与污染代价承载者的社会力量是不一样的。政府和企业是强有力的，而污染代价承载者的力量则是很软弱的。特别是在决定某个企业是否应该因为污染而关闭这样的问题上，两者力量和影响力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许多这样的企业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这就是社会学看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视角。
水的问题也不例外。分析一下近些年来因为水的问题，包括水的污染和水资源的保护而引起的纠纷，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在这种博弈中，往往是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一方，而受害的民众为另一方。有人说，严重的环境污染往往都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在里面。地方政府有时成为环境污染的保护者，既有追求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也有追求政绩而掩盖问题的原因。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团到太湖流域进行检查，短短一周时间，检查团沿着太湖几乎兜了一圈，其间检查了造纸厂、纺织印染厂、化工厂、香料厂、味精厂、养鸡场、农业生态园、污水处理厂等十几个厂家，还检查了几处湖、河、港湾的水质和网箱养鱼取缔的情况、饭店污水处理的情况。但随行的记者发现，检查团所到的“点”都是当地干部事先划定的。执法检查的模式成了套路，每到一个“点”，照例是企业干部简短汇报，之后是看看现场，现场多半经过打扮，让你“参观”的不外乎是已经停产的车间之类。一位长期在太湖流域从事环保和水利工作的专家说：“他们（指当地干部）给你们看的都是好的或没什么可说的。事实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检查过程中，有记者从其他途径得到消息：常州市溧阳市大批乡民因当地企业污染环境吃不上干净水。记者要求采访，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却担心万一弄不好会产生“负面影响”，以种种借口，阻止记者采访。类似的现象绝不是个别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环境污染代价承载者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则是很弱的。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些环境污染受害者主要是通过上访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因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水资源破坏引起的上访等集体行动事件不断增加。根据某省环境信访情况通报，2001年全年，该省环保系统共受理群众来信5845封，接待群众来访4002批9972人次。其中，反映环境污染纠纷类的有5612封，来信中涉及水污染的1045封，占来信总数的18％。在接待的9972人次的群众来访中，反映环境污染纠纷类的有9582人次，其中涉及水污染的2566人次，占来访总数的26％。如果与上一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群众来访批次，增幅达59％，此类原因引起的集体上访明显增多。我们从许多有关的报道中可以得知，此类上访往往都是旷日持久的。在这些上访活动中，上访者往往都是普通的民众（更多的是农民）。在上访的过程中，他们不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常常要冒着种种风险。即使这样，许多上访的结果仍是不了了之。
因此，可以说，要对包括水在内的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形成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将环境保护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官员的环保意识，企业家的环保意识，等等。其实，这是很不够的。从社会博弈的角度说，有两个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在国外，致力于环保的NGO组织在环境保护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如“自然之友”、“绿色家园”等一批民间环保组织也在我国发展起来，并开始产生影响。但总起来说，在我国，这个因素仍然是很弱的。民间环保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上社会力量高度不均衡不对称的格局，用组织的因素来强化抵制破坏环境和生态的力量。第二，就是法律的力量。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解决社会力量不对等的问题，从而使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行为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由此来维护社会公正。在水资源的保护上，也同样如此。
社会结构与利益博弈刷卡事件与市场谈判
最近在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刷卡”事件似乎有了结果：事件可能会以零售行业的失败而告终。但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事件本身都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今后需要不断关注的问题。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的：不管成败，这都将是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能够促进行业协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个事件中，值得人们留意的最少有这样几点。
首先，这是一个行业协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市场集体谈判事件。冲突和谈判发生在零售企业与银行之间，但我们知道，这两个行业的组织性特征是明显不同的。银行方面的特征是数量少规模大，而零售企业则是数量多规模小，更重要的是，其互相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松散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行业协会这种中间组织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市场谈判几乎就无法进行。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次事件中，双方的行业协会特别是零售企业一方的行业协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件一开始，零售企业一方就是以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的名义行动的。2004年2月27日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