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
《孤恋花》中的娟娟，身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乱伦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绝对逃不了悲惨结局。白先勇确实有意把娟娟写成五宝再世。五宝是此篇叙述者（总司令）在上海万春楼当酒家女时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恋爱的对象。五宝和“总司令”唱戏，“总爱配一出‘再生缘’”。后来她被一个叫华三的流氓客，肉体虐待，自杀身死，死前口口声声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五年后，在台北五月花，“总司令”结识娟娟，长得酷似五宝，同样三角脸，短下巴，“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带回家里同居。后来娟娟结识柯老雄（与华三同样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脑浆洒得满地。白先勇用非常灵活的“镜头急转”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与五宝的意象合而为一，传达出娟娟即五宝的鬼之旨意。娟娟杀死柯老雄后，完全疯掉，但她已报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虽只剩下一空壳，也好像没什么遗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说人物之“冤孽”，常与性欲有关，而且也常牵涉暴力。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同样，一切人为之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国家之兴亡，社会之宁乱。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但毕竟太消极些，只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干“今”。然而这种基于实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内。因为实用社会学所针对的，是终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文学艺术，惟有文学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融汇“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威廉·福克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与白先勇相差不远。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数）curse（孽，天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白先勇谈同性爱
“打从有认知以来便知道自己的性倾向，于我来说，同性爱是美丽的，引以为傲的。”今年六十二岁的白先勇以坚定的眼神说出这番话。
对于教育界、社会及为人父母者对同志的歧视，白先勇认为源于大家对同性爱的误解。他忠告香港的同志时说，自我肯定最重要，要是容许歧视而产生的压抑来主导一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没有歧视，互相尊重，世界才更美丽
正当白先勇面对逾千名中学生发表推动中国文学演讲时，那边厢，另一批中学生在校内派发同志刊物被阻。翌日，白先勇阅读相关报道后，连声说好，欣赏年轻人勇敢地站出来，肯定自我。
白先勇说：“青少年对身分认同的压力很大，很需要父母及师长的谅解；美国青少年同志的自杀率偏高，歧视与误解是祸根。真正爱惜孩子的家长和老师，何妨了解他们的真正痛苦与迷惑。”对于不了解同志议题的师长们，不妨多读一些涉及同志题材的文学作品。
面对歧视
数十年来的文学创作生涯，白先勇亦会感受到别人对性倾向的歧视。“我从不会把这些行为放在心上，一直以来，都以肯定自我的态度面对。”白先勇的性倾向，又可会影响到他的创作？“从没有刻意过。”对于人际之间的情感流转和观察，早已超越了个人性倾向。数十年来白先勇受欢迎的程度屹立不倒，最近香港电台亦紧随白先勇多月，拍摄最新一辑《杰出华人系列》。
他的创作思路，经常走在社会前头，首部长篇小说《孽子》就以台北新公园的同志活动为题。如今港台同志生活已换新天，但小说中描写活在幽暗角落的一群，至今仍足以反映大陆的同性爱活动。
歧视源于西方
中国对于同性爱的处理，白先勇有他的见解：“古代没有如希腊般歌颂同性爱，但也没有法律或道德上的严重对抗。皇室贵胄反对皇帝宠幸同性，多数基于政治理由，如汉哀帝深爱董贤至要让位给他，朝臣是为夺权而反对，整体上对同性爱风气和接受程度也较西方宽容。”白先勇指出，近百年来华人对于同性爱的歧视可说最严重，当中深受西方影响。“同性恋”一词就是西方产物，以此来标签非主流性倾向的人，西方传教士囿于宗教立场视之为罪恶；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的同时，也接受了早期《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指同性爱为病态的立论（结果在第三修订版时才把同性爱剔除），还个清白；中国五四运动期间，一轮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也把相公与戏子的同性爱恋行为，一并视为传统的恶俗。
同志生活，其实与一般婚姻生活无异，只是同志之间缺乏社会认同、法律保障、儿女的连系和家庭伦理的支持，同性之间维系感情，比异性爱更难，挑战更大。
期待和平共处
新世纪的来临，白先勇认为世界正处于融合与反思的状态，华人社会冒起不少同志运动家，目睹西方由“反同性爱”到“平反同性爱”，当中走过的歪路，台湾与香港社会就引以为鉴，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华人同志运动，会尽量顾及家人的感受。好些同志不站出来，不是怕社会或工作环境的排斥，而是顾及到家人不懂得向亲友交代的感受。此外，中港台三地涉及同志题材的电影及文学大放异彩，多次取得国际大奖，这种“软着陆”式的推动，与西方摇旗呐喊式的对抗截然不同。
白先勇对华人同志运动发展是乐观的，随着各方面逐渐开放，中国大陆情况相应会得到改善，而同性爱权益运动家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展望新世纪的开始，白先勇充满期待地说：“各国在不同种族、文化、宗教都趋向大融合，人类力求和平共处，爱恋对象不同，又何须施以歧视呢？作为同性爱者的家人和朋友，就更不应该存在性倾向歧视了。
从圣芭芭拉到旧金山——加州访白先勇
一
一九八七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作的学士论文是关于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那年四月，正好是白先勇阔别大陆三十九年后第一次回上海访问。在复旦做客座教授。他对我的论文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并带我去看了他小时候在上海生活过的地方。在路上，他一一告诉我，淮海路以前叫霞飞路，衡山路以前叫贝当路，福州路以前叫四马路……反正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以前”。一天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以前”。一天在和平饭店喝咖啡，老年爵士乐队正在演奏比莉郝丽黛（Billie Holiday）那首《缎衣仕女》，音乐是哀怨的，可又是绚丽的，醉生梦死中包含着不屈不挠。那晚，白先勇很开心，像是找到了丢失的东西。他说：“上海，就应该是这个调调。”
今年一月，我来到了美国圣芭芭拉，又一次见到了白先勇。
圣芭芭拉位于洛山矶北面，是南加州最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地中海风格的建筑，是圣芭芭拉的一大特色。白先勇一九六五年从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到圣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在此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一九九七，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特别建立了白先勇档案，这一年白先勇正好六十岁。这个档案的建立，是献给白先勇六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美国大学图书馆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东方作家开辟了一个特别收藏区，这当然是个难得的荣誉。我相信这里是白先勇研究资料最全的地方，收有白先勇作品的各种版本及译本，白先勇研究专著及单篇论文，各种报纸、杂志的专访文章和新闻报道，根据白先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和电影的影像资料。白先勇也将他所有的手稿全部捐献给了图书馆。
二
白家座落在圣芭芭拉的隐谷（HiddenValley），从外表看是一栋普通的平房，由于圣芭芭拉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很多政坛要人、商界大亨、影视明星纷纷在此购屋度假，和这些豪宅相比白寓反倒显示出一种素雅之美，一种东方式的内敛。白先勇喜好中国传统文化，房里挂满了名家书画，有钱南园、黄秋士、吴照、左宗棠、徐悲鸿等人的真迹。他尤其喜欢客厅里左宗棠的那幅对联：“应费醍湖千斛水，洒作苍茫大宇凉。”这一墨宝跟着白先勇几十年了，随着岁月增加，对它的理解也也与日俱增。白先勇是“红迷”，至今床头仍放着《红楼梦》。他说：“我常常在这幅对联前，想到《红楼梦》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境界。人生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中国佛教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字——‘空’。”
记得，我到圣芭芭拉的那天，白先勇收到台湾《联合报》的传真，他的小说集《台北人》当选“台湾文学经典”三十本书之首。看到这份传真，很自然地我就问白先勇：“一部文学经典究竟有什么价值和功用？”白先勇倒是答得直言不讳：“要说文学经典没用，那真是一点用也没有，也不能救国救民。杜甫的《秋兴八首》救不了大唐的衰退，福克纳那些小说也挽救不了美国南方的没落，他的《声音与愤怒》与美国当代科技的兴盛毫无关系。要说文学经典有用，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投射、一个根源。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屈原、杜甫、曹雪芹，我们这个民族将多么苍白；如果没有福克纳的小说，美国的精神文化就缺了一个大角；英国若少了莎士比亚，简直不可思议。当然现在普通美国人，不会去看福克纳的小说，只有大学里才拿来作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一般俄国人也读不下去，尽管这本书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中国的文学经典与西方的还不太一样，《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雅俗共赏、深入民间的。中国文学经典的好处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外行人看《红楼梦》是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恋爱，大家族的吃喝玩乐。内行人则看人生的酸甜苦辣，看书中的佛道思想。中国文学高就高在这里。”
白先勇认为：“文学经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有了文学的教育，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感情要成熟得多，看过、看通、看透《红楼梦》的人，的确要比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高出一截。文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人要有同情之心、悲悯之情。懂得原来书中人的困境、痛苦，我也要经过。突然间，会兴起众生平等的感受，其实这也就是宗教情感，有了宗教情感，文学才会达到最高境界。还有一点，文学教人懂得欣赏美。如何看夕阳，如何看月亮，如何看花开花落，潮来潮往？什么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什么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教人如何用诗人的‘眼睛’去看大千世界。”
三
因为是第一次去美国，对“浪漫港都”旧金山自然特别向往。白先勇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爽快就说：“好，带你去旧金山看看，那是美国西岸的文化重镇，附近有柏克莱（Berkeley）、斯坦福（Stanford）两所美国顶尖名牌大学，我的那篇《游园惊梦》还是在柏克莱写的呢！你应该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文化氛围。”
旧金山是座美丽的城市，还有“美国诗角”之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和肯尼斯·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等发起了“旧金山文艺复兴诗歌运作”，这为后来“跨掉一代”（Beat Generation）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一九五五年，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旧金山一间画廊朗诵他的长诗《嚎叫》震惊全美，“跨掉一代”从此风靡世界，旧金山也成了“跨掉一代的大本营”。
白先勇虽为小说家，可他对美国“跨掉诗派”也极有兴趣，在旧金山，我们一起去了大名鼎鼎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书店位于哥伦布大道二百六十一号，一九五二年，由诗人费林杰提开设，它的隔壁就是维苏威咖啡屋（Vesuvio Cafe），两者在五、六十年代都是跨掉族诗人的聚会点。跨掉诗派的作品往往需要大声朗读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故旧金山有不少画廊、书店、酒吧、饭店成了这些诗人的“布道场”，城市之光书店和维苏威咖啡屋是最有名的两家。白先勇每次来旧金山，都要到这家书店消磨半日，他说：“外面的世界一天一个变化，而这间书店总是老样子，通往地下室的那段狭窄木梯，走在上面会发出轻轻的鼓点声，让人肃然起敬。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相对于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几千年来并无多大变化。”
走出城市之光书店，向右拐就是维苏威咖啡屋，里面客人多为中老年知识分子，想必有不少是当年的跨掉族和嬉皮族（Hip），如今倒是一派学者风范。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少跨掉派诗人也纷纷转舵，走进大学殿堂，成为学院派一分子。那天在维苏威，我们点了爱尔兰咖啡，白先勇突然冒出一句：“真希望去一次都柏林。”或许爱尔兰咖啡使他想起爱尔兰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及他的《都柏林人》。不少人都说，《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首民族文化的挽歌。这次在圣芭芭拉图书馆还看到一篇硕士论文，比较《台北人》和《都柏林人》。爱尔兰民歌也是白先勇所喜爱的，尤其是那首《Nanny Boy》，他家里收有多种版本这首歌的CD。爱尔兰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音乐更是充满乡愁和悲情，白先勇从中一定找到了共鸣点。白先勇自己承认，归根到底他是个浪漫派作家；众所周知，乔伊斯是西方现代派的鼻祖。我想问：就文学的本质而言，现代派、浪漫派或其他什么流派究竟有没有区别？
四
我把美国之行的压轴戏放在了参观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柏克莱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