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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奇地看着他，这时，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从垃圾堆上一蹦一跳地跑过来，过来后就躲在那人屁股后面，腼腆地偷看我们。那人摸摸孩子的头，“丫头，找到什么啦？”那小女孩从爸爸屁股后面出来，举起小手，在她乌黑的小手里，有一个破了几个洞的橡皮米老鼠。那人一看就说，“丫头，这东西没有用，快去捡有用的，去。”那小女孩又一蹦一跳地跑开。“这是我丫头，等她六岁生日时，我就带她出去看一下。”
舅舅，后来我才知道，每个垃圾场都有好多个家庭生活在其中，像这个孩子长到五岁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垃圾场的不止这一家。我很担心这孩子的教育，那爸爸却说，没有办法，哪里有时间出去？他说，好在垃圾场什么都有，孩子可以学会认识一切东西。
真是不可思议呀，舅舅，孩子这样长大，那她眼里的世界不就是一个垃圾场？
舅舅，等另外几个同乡一习惯这里，大家有了些钱买套好点的衣服后，我会尽快离开这里到市区去找工作的。
你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要告诉她我暂时在垃圾场工作。
外甥：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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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拆迁之歌
拿着戚处长的介绍信在广州市多家医院特别是靠近尸体发现现场的三所医院详细了解情况，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杨文峰对器官移植的知识虽然不停增加，然而案件仍然没有头绪，更不用说突破。所有有能力做器官移植的大医院都没有在他所列出的时间里做类似的器官移植手术。杨文峰有些垂头丧气。
这期间他们三人一度朝另外一个方向摸索。当时杨文峰提到毫无头绪时，梁科长无意中提到人体器官走私。在杨文峰的追问下，梁科长说：深圳通向香港的口岸罗湖口岸的边检人员以前抽检时发现有人使用保温饭盒盛着人体器官出境，后来虽然那人声称有医院的证明，但公安机关却无法查实医院是从哪个死者身上获得的，因为医院隔三差五总有人死去后被烧掉。由于香港医院有病人正等着这个肝脏过去救命，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深圳的罗湖口岸是中国边检检查最松的口岸，过去一年大概抽查的旅客不到万分之一，就是这样也查出了好几起携带器官出境的案子。可想而知，那个口岸每天大概都会有一两个走私器官的经过。香港的换肝技术全世界第一，而香港人十个人就有一个肝脏有问题的。另外香港的各医院加起来，每天都平均有至少上百人在等着人家的器官救命。香港人寿命之长在全世界平均第二，交通出事率也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三十，这一切使得香港对人体器官如饥似渴。根据梁科长的这一说法，杨文峰又开始朝这个方向侦查。但结果仍不乐观，首先如果是要走私器官的话，应该不会在广州市区对人下手，因为这三个抛尸体地点都是以广州为中心的郊区，三个案发地点正好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三角形，这说明器官需要地点就在广州市区。而且如果是从器官新鲜程度来说，要走私到香港的器官最好是在深圳摘取才对。
两个多月下来，杨文峰还是一无所获。让他烦躁的还有外甥李昌威，两个多月来收不到昌威的信，一直不知道这孩子走出垃圾堆没有？这孩子家里有20万元，可是还是要出去闯，而且为了买件像样的衣服进城，宁愿和其他同伴住在垃圾场，边捡垃圾边熟悉情况。杨文峰心里一直不舒服，又无法联系到他，想必垃圾场是没有邮政编码和邮件箱的。好不容易等到昨天收到了昌威的来信，看过后却更加不安起来。
今天一早，杨文峰就被王媛媛叫到办公室。每个星期总有两个晚上和杨文峰一起卿卿我我的王媛媛在工作场所有模有样，特别是谈起正事，更是一本正经。她把一卷材料放到桌子上。
“昨天我们开了一下午的会，吴力超总编辑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不满意，我看残肢的案子是否可以先放一下？虽然十八具尸体的连环凶杀案全国少有，但是如果老是这样耗着，无法破案的话，也不是一个事。”
杨文峰听王媛媛说着，也赞同地点点头。王媛媛继续说：“吴总编认为我们必须加强台海形势的报道，增加报纸的国际版面的焦点追踪。我非常赞同。南方两份发行量一直压住我们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直以国内焦点为主，对台湾问题和国际焦点比较忽视。我们在和他们的竞争中必须扬长避短，吴力超总编辑觉得我们应该借鉴北方的几份报纸的成功经验，例如《环球时报》等，多报道台海局势和国际形势，吸引读者，抓住读者。”
杨文峰又点点头。王媛媛把手一摊，“你看，会议上大家都想到了你，当初调你进入编辑部就是要借助你国际知识的专业。现在你看怎么样？该怎么入手？”
杨文峰嘴巴微微张开，不知道说什么好。王媛媛看到杨文峰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杨文峰这时才开口。
“台湾陈水扁再过几个月就要修宪，北京军委主席易人，虽然现任军委主席没有改变前任的强硬调门，但大家都知道，资历还欠缺的现任军委主席绝对不敢动用军队对付台湾，另外，北京过去一年也渐渐降低了压制台湾的调子，本来陈水扁答应修宪不涉及国旗、国号等敏感议题的，现在却又在蠢蠢欲动。如果台湾在陈水扁策划下，制定与‘一个中国’背道而驰的新宪法，而且在2008年乘中国奥运会无暇顾及台湾之时实施新宪法，那么未来两年两岸之间必定剑拔弩张！这也就是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可以在报纸开办一个专栏，系列跟踪报道台海局势，标题就叫‘台海必有一战’，你看如何？”
王媛媛微微张了张嘴巴，忍不住向杨文峰投来赞赏的媚眼。王媛媛对杨文峰一直有种说不出的感情，有时觉得他傻乎乎，有时觉得他普普通通，可是有时又突然觉得他很有深度，又或者有些神神秘秘。这时，采编一组的小吕敲了下门，喊道：“杨文峰的电话。”
杨文峰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按了闪着红灯的那条线，“您好，《南方周报》，我是杨文峰。”
电话那边没有讲话，先咳嗽了一下才说：“小杨呀，是小杨吧，啊，是呀，我是……对，听出来啦，对，我是你周伯伯。嗯，不好，我现在在公安局，增城市新塘镇的公安局，啊碍…”杨文峰对着电话讲了好一会才放下，王媛媛看着他为难的样子，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
杨文峰说，周伯伯在广州郊区的新塘镇被公安局扣起来了，周伯伯打电话让我带五千块钱去领他出来。
王媛媛迷惑地看着杨文峰，“你说的周伯伯就是……”“不是他还是谁，我能有几个周伯伯。”杨文峰数落道，“这个老顽童，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坐不住，每年利用过来广东避寒的机会走街串巷，搞什么社会调查。常常为我惹麻烦呢！”
王媛媛吃惊地张着嘴巴，她真担心自己激烈的心跳声会从张开的嘴巴传出来。她快速地思考着，手心被汗湿透。
就在看到杨文峰准备出门了，才回过神来，立即站起来，拿起外套，“我和你一起去！”两人刚刚走出门，王媛媛又想起来，说，“叫上梁科长吧！”杨文峰说这是好主意，王媛媛边走边用手机拨通了梁科长的手提电话。
三个人在公安局楼下会合，然后两部车一前一后向新塘镇开去。梁科长听说是地方公安派出所竟然扣留了杨文峰口中的周伯伯，很是不解，也有些紧张，于是也不管那么多，打开了车顶上的警报器，一路呼啸。杨文峰坐在王媛媛本田车里紧跟其后。虽然路上的车对于这一前一后呼啸而过的车队不屑一顾，但杨文峰还是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站在路边的大部分盲流都回过头来肃穆地盯着自己的车看。
半个小时不到，两部车已经停在新塘镇西城派出所门口。看到省里公安厅的警车驾到，派出所所长有些紧张，连忙把三人迎了进去。梁科长被所长请进办公室，杨文峰和王媛媛则被带到一间会议室模样的房间。
王媛媛看到一个七十多岁老头腰板挺直地端坐在那里，杨文峰快步走过去，握住老人的手：“周伯伯，您没有事吧？”
被称为“周伯伯”的老人慈祥地笑着，摇摇头，“没事，没事！”
杨文峰有些抱怨地放开他的手，说：“您呀，怎么总是这样，要是真出事那可怎么好？”
“不会的，不会的。在我们的国家怎么会出事？能出什么事？”老人说着，用随身带的手帕擦掉嘴角的口水。杨文峰这才想起介绍王媛媛。周伯伯站起来，握着王媛媛的手，边打量边赞道：“这就是你说的姑娘，好好，果然不错。标致得很呢！”
王媛媛也不知道杨文峰都给周玉书讲过什么，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忍不住回头假装狠狠地盯了杨文峰一眼，杨文峰笑了笑。
王媛媛乘机打量起老人，老人比自己还矮半个头，然而腰板挺直，精神抖擞，满面的皱纹和慈眉善眼都流露出亲切的样子，然而老人握自己的手有些微微发抖。
“这次您又在搞什么调查，周伯伯，我说您就不能够休息休息？”杨文峰佯装生气地说。老人笑呵呵地并不介意，“这次呀，我是调查广东地区的传销活动。”老人边说边在口袋里翻找纸片。杨文峰挥了挥手，“周伯伯，您就留着您的调查结果吧，我都告诉您啦，这样的调查都有很多登在报纸杂志上，您却偏要自己去搞。”
“自己做的才最真，才有意思。”周玉书老人认真起来，杨文峰一看老人严肃起来，也就打住话题。三人又闲聊了十几分钟，梁科长和派出所所长走进来，所长连连道歉说是误会，并客气地送三人下楼。
这也是梁科长第一次见到国家安全部情报局退休局长周玉书，他眼睛里露出了复杂的眼神。对老人，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在整个中国政法系统里，谁没有听说过周玉书，谁又不知道一两个老人传奇的事迹？
车回广州后，梁科长先开车离开。杨文峰和王媛媛开车送周玉书到下榻的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环市东路招待所。一路上老人兴奋异常，对坐在旁边的杨文峰叽叽嘎嘎说个没完，还不时翻出口袋里的小纸条以及手提袋里的笔记本，告诉杨文峰自己对广东地区传销行业的耳闻目睹。王媛媛从倒车镜里看着这个老小孩认真的样子，觉得又好笑又失望。但瞥见杨文峰一本正经的样子，她也就不说什么。车快到招待所时，老人说：“我发现，这传销业还真像情报机关发展组织呢，特别是国家禁止传销业后，广东的传销业转入地下，一个个都好像秘密组织，组织机构盘根错节，管理严密。”杨文峰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周玉书也笑了，老人一笑，口水鼻涕都流出来了，于是又掏出手帕擦脸。开车的王媛媛也礼貌性的笑了两声。
一切安排好后，杨文峰说“明天过来看您”，然后和王媛媛离开了。
送杨文峰回宿舍的路上，王媛媛看到杨文峰一言不发，于是边开车边伸手过来安慰他。
“文峰，不开心？”
“今天有点烦。”
“其实，”王媛媛安慰道，“人老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想到你的周伯伯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公安局派出所扣押起来……”“你说什么呀，”杨文峰侧过头来，“我不是为周伯伯的事烦。周伯伯没有什么事呀，他老人家就这么个老顽童，退休后不想停下来，就搞什么社会调查。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不愿意住在北京，而且一刻都不想停下来，过去几年他靠自己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从南方妓女卖淫，到赌博，再到现在的传销，什么都搞！”
“可是，他自己提个小袋，抓几张小纸片，能搞什么调查？不是浪费时间？七十多岁了，搞不好就随时在路上出事了。”
“你说得是！”杨文峰皱眉道，“下次我无论如何要让他带上手提电话！”
“文峰，我刚刚听到你们在车上说到他的调查时，你倒挺认真的，你是假装认真安慰老人吧？”“那怎么会呢？”杨文峰心有所思地答道。“可是，文峰，”王媛媛说，“你不得不承认，他的那些调查，广州任何一份小报上都有呀。”“不错，”杨文峰说，“他每天靠这种原始的方式搞调查，据我所知，他所收集的资料从来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可是，哎，怎么说呢，你没有明白，哪怕是再普通的资料，在不同人的眼里，能看出不同的问题，归纳出不同的结果，起到不同的效果。”王媛媛不解地转头看着杨文峰。杨文峰想了想说，“我举个例子吧。周伯伯完全退下来后做的第一个社会调查就是关于赌博。你知道周伯伯在位时控制着全世界只要有华人参观的所有赌场的情报布线，更不用说澳门了。按说他老人家对于中国人的赌性和世界赌场华人赌博情况的了解无人可以出其右吧。其实不然，周伯伯在退休后靠自己两条腿走了很多地方，而且靠自己的眼睛观察了很多赌博现象，例如有一次他为了研究中国人打麻将的习性，他半夜三更从一栋居民楼换到另一栋居民楼，然后在楼下站在那里听楼上有多少起麻将声。
一年之后，他写出了自己对于赌博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中央高层认真考虑。当时中央也在苦恼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几百亿的赌资随着中国游客流到美国、东南亚、澳洲和澳门等地。而且正在考虑是否开放海南特区作为开赌区。周伯伯的报告上去后，中央立即有了主意，首先决定，督促澳门开放赌权，使得美国等外国人可以到澳门设立赌场，打破了澳门由一个何姓赌王垄断开赌牌照的局面……”“这么厉害？”王媛媛吃惊地问。“不错，就是这么厉害。其实周伯伯用自己耳朵听到，用眼睛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