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越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以学校和胥吏加于百姓，后来就是以百姓加于百姓了。
说到这里我想插两句话：第一，侯方域又忽略了生员和胥吏的侵渔能力，按照我们熟悉的比方说，他们从牛羊变成了牧工，他们也要吃牛羊肉的，李榕笔下的白役就是证明。第二，我在描绘白员队伍成员时忽略了生员等身份。那些额外的生员，编外的士兵（专有名词为“挂兵”），吃官饭而无官身的师爷家人长随，甚至无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长，都有理由根据他们吃官饭的程度获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员身份。
侯方域说：剩下那些没有办法的百姓怎么办呢？如果不死于沟壑（指逃荒要饭病饿而死），就只好相率为盗贼。天下怎么能不乱啊。
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挤入白员队伍，或者沦为盗贼。这条定律比我开头猜想的“白员兴则社稷衰”确切得多。社稷兴衰是难以计算的，良民的数量却可以计算。白员是低成本伤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坏力”集团的成员，一旦他们超过某个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白员在人口中的比例继续扩大，还将吞噬良民的简单再生产能力。越过这个转折点之后，良民的数量便开始下降。
许多人奇怪，说中国明清有那么多“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长出资本主义，看看这条定律就不奇怪了。
在侯方域列举的七条负担中，税、兵、刑罚、劳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渔、豪强吞并，五条来自官府，一条豪强吞并有半官方色彩，只有水旱瘟疫属于自然力量。同样的资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于生产抗旱排涝设备，也可以用于购买胥吏之类的身份。假如七项负担同等沉重，对付水旱只能免其一，当白员却可以免二减三外加得一。此时，有心对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从呢？难道不应该加入侯方域描绘的恶性循环吗？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这种“官本”一旦“主义”起来，甚为蛮横，说什么便是什么，说多少便是多少，越过边界一味地自我扩张，如同李榕笔下的白员所显示的那样，官家的繁荣与商家的繁荣便直接呈现为反向关系。官本繁盛之处，良民简单再生产的本钱都被吞噬了，哪里还能长出别的主义？
2002年4月21日
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早就有人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些年，金庸编织的成人童话风靡汉语世界，2001年又大举进军影视，席卷了大众文化的各个领域。那么，金庸给我们编织了什么梦？席卷中国的白日梦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如此上瘾地读金庸，显露出我们内心和我们社会的什么东西？
金庸对武侠的想象色彩缤纷，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
当然，有能力伤害别人，并不一定就要使用这种能力。真正的武侠，可以称为侠的人，一定要有武德，要遵守天道，不仅不使用超常的暴力害人，还要保护弱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侠就是凭一己之力匡扶正义的人，也是替天行道的人。
我们愿意当这样的人吗？如果需要算计一下再做回答，那好，请留意以下几项条件。
第一，当这样的人门槛很低。无须特别的家庭背景和超人的资质，我辈寻常人就可以入选。入选后，也无须吃特别多的辛苦，莫名其妙的几次奇遇就能使你获得常人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积累起来的功夫。保持这种功夫，还无须戒酒肉，更无须远女色。
第二，一旦成为这样的人，便会有美女——通常还不止一个——芳心暗许，闹得你的生活充满月影花香，情趣盎然。
第三，你的大名在江湖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敬。凭着这个名头，走哪吃哪儿，华服美屋，还动辄有几百两银子的进项（明朝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不过二三十两），无须当牛做马为稻粱谋，永远不必为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操心。
第四，法律管不着你。哪怕杀人如麻，大侠们也没有通缉逃亡之苦。没有查夜，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住店也不用登记姓名。
其实，不用这么充分的条件，只要有一两条就足够我满意的了。孔圣人说，如果富裕可以求得，即使执鞭之类的事我也做。如果不可求，那我就干自己喜欢的事了（《论语·述而》）。金庸笔下的大侠既富且贵，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正义的事，受人感激的事，但愿这等十全十美的好事能让我撞上。
我们当然知道，维护正义是很麻烦的。在当代社会中，这是检查官、律师和法官们，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麻烦，勉勉强强还未必能维持一个大概的。指望一个武术高手在短时间内明辨是非，以暴力维持公平和正义，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不过神话恰恰是既省事又省心的故事。我们特别怕麻烦，怕费心，怕受约束，还怕合作，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怕走复杂的组织程序，怕背诵复杂的法律条文，我们幻想舍弃这一切麻烦，不支付任何代价，像呼唤神灵一般地把正义从空中呼唤出来。
原来，我们的白日梦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懒汉的富贵幻想。
究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贯彻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拥有匡扶正义的地位，凭借暴力获得立法和执法权威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皇帝的生活，乃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不过金庸又替我们想象了一个比皇上还幸福的角色，也就是大侠。
皇帝还有许多不自由，还有上早朝的义务，处理公文的义务，不能睡懒觉，不能自由出入民间，被迫忍受许多约束。明朝的正德皇帝就因此深感痛苦，与文官们闹了一生。武侠没有这些烦人的事。这是一个摆脱了讨厌的义务，又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角色。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总之，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
我得承认，金庸对帝制颇为反感。在他笔下，凡是有一统天下的野心的人，几乎都是大号的反面角色。但是，设身处地替皇上想一想，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一统天下正是追求社稷安全的合乎逻辑的行为。大侠凭着独步天下的武功不受任何威胁，皇上只有剪除异己才能不受任何威胁。在寻求绝对安全的意义上，追求绝顶武功的人，与追求天下一统的人，实属一丘之貉。
其实，做改良的皇帝梦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就很喜欢做。皇帝梦中的许多东西，也是人类普遍的幻想和渴望。譬如公正，强大，受人尊敬，衣食不愁，美女如云，安全，有成就，匡扶正义，偷懒，不受管束和约束，不干没有意思的苦工，等等。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来，这些幻想不仅简单幼稚，而且自相矛盾。但我们愿意梦想的恰恰是这种简单幼稚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愿意不愿意，而在于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譬如皇上享受的一夫多妻制度，扣到女性头上显然不公道，当代男人也不敢再拿这种制度当真，于是金庸笔下就飘出了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的爱情气息。与几百年前的《水浒》和三侠五义比起来，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西方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出现了。经过这些调整，金庸编织的梦境就更对当代人的胃口，更容易通过具有当代口味的良知或超我的审查。
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中国人从自己的悠久历史中发现了核心秘密，发现了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拳头硬的说了算，有刀有枪就有权——有立法权，有执法权，因而有财富，有尊荣，有美女，有成就，有一切。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暴力的幻想，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类似的先例。孙悟空，梁山好汉，都是超强暴力的拥有者。他们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即使那些大魔头，由于武功高强，也成为人们羡慕尊敬的对象。只有平民是不值得一提的。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假如换一个社会和时代，幻想的对象大概就不再是武侠，而是亿万富翁，似乎那才是西方男人的幻想中心。体现这些幻想的作品有《百万英镑》、《基督山恩仇记》，还有那些畅销的关于巨富的传记。西方男人的幻想可以集中在巨大的财富上，但中国的财富很缺乏自卫能力，不那么值得幻想。在一个缺乏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那么肆无忌惮所向披靡。这就是说，对加害能力和自卫能力的热切幻想，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切幻想，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缺陷。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的社会有病，所以我们特别馋这些东西，在幻想中大口吞食这些东西。
在金庸笔下，男主人公最后总是赢了，清除了对自身和江湖的重大威胁，挟神仙美眷飘然而去。不过在我看来，更普通因此也更深刻的问题此时刚刚出现：大侠赢了以后怎么办？大侠在逃避了追杀，赢得了美人心，清除了各种威胁之后，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了，就好象我们大多数人如今每天面对的问题一样，那时候，他怎么过？如何养家口供房子？当保镖？当武术教练？他不觉得口中寡淡吗？如果这种问题不能提出来，如果解决这种问题的想象不能流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还不到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民族还不成熟？我们还没有走出童年？或者我们太老太懒太累太无能，只好在装嫩中尝一点乐趣？
2002年1月10日
没说透
杂编《万历十五年》
没说透
■甘琦□吴思
甘读了你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自然联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因为你们都熟悉明史，都关注财税制度，甚至都对同一些人物感兴趣，比如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还有，你们的写法都有点怪，说学术不学术，说故事不故事，因此我觉得你可能解答得了我多年来的一个疑问：《万历十五年》究竟有什么缺陷？
吴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正是这个潜规则。
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
甘我知道你说的沸点就是真正支配游戏的规则。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些游戏。黄仁宇笔下特别有趣的是海瑞和张居正的命运，黄仁宇每讲起这些，就像一个故事高手，往往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局。比如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果失败了；张居正呢，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
吴当然是通则。无论是海瑞，还是张居正，他们都触犯了官场上的潜规则，因此才遭到报应。海瑞严格按照正式规定办事，禁止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自己带头拒收“陋规”和“常例”，也停止向上级供奉陋规和常例，这等于剥夺了各级官吏的既得利益。张居正则动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逼着帝国的官吏完成税收任务，挤压他们的闲暇，也挤压皇帝的闲暇，督着他们提高效率，又不能提供额外收入。他们二位从不同的方向压缩了官吏集团的既得利益边界，破坏了根深蒂固的官场规矩。他们的失败或倒台，不过是违规者必然要遭遇的惩罚。
其实，黄仁宇已经在故事里透露出了这些意思，他的问题是没有点透，使得读者仍然有不足感，需要问一句“这到底是为什么？是特例还是通则？”我不愿意留下这种模糊和不足，就把这类现象单独拎出来讨论，并且给这类可以总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名字。譬如“晏氏转型”，说的是晏子奉命治理东阿，百姓安居乐业时晏子受到齐景公的指责，晏子遂转变政策，闹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扬。问题就出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信息筛选者的偏好。
甘你在书中讲了一个县太爷如何断案的故事。案情稍有模糊，他们就拥有很宽广的合法选择空间，可杀可放，可轻可重，“官断十条路”，怎么断怎么有理。你还转述了一个张居正讲的故事，那个大官贿赂小吏的故事，张居正对此还有精辟总结，说，大官怕小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取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总之，你发现合法地制造麻烦或为害他人的权力是值钱的，也确实不断地卖着大价钱，于是你给这种权力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