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总想立功出风头，以为每辆车里都坐着一伙芝加哥大盗哩，否则就没事可干。“我们开车来到了塔克逊。塔克逊座落在河谷地带，周围是白雪皑皑的卡特利那山脉。这个城市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城市里的居民都象匆匆的过客，野心勃勃、举止粗野，到处在寻欢作乐。喧闹的商业中心里，悬挂着各种各样的招牌。辛汉姆所住的洛威尔大街穿过一片河谷沙漠，路的两旁绿树成荫。我们看见辛汉姆一个人正在院子里沉思默想。他是一个作家，到亚利桑那来是为了在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里写作。他又瘦又高，有些腼腆，说话时含含糊糊，但他是个讽刺家，脑袋一转，就能说出令人捧腹的话。他的妻子和孩子和他住在一起，那是一所很小的住宅，他的印第安继父盖的，穿过院子就是他母亲住的房间。他母亲是个容易激动的美国老太太，喜欢陶器、念珠和书。辛姆从我在纽约给他的信中已经听说过狄恩。我们一窝蜂地向他冲去，每个人都饿得要死，连那个残废了的小乘客也是如此。辛汉姆穿着一件旧运动衫，嘴里叼着一支烟斗。他母亲走了出来，邀请我们到她的厨房里吃饭，我们就在一只大锅里煮了些面条吃。
随后我们开车来到十字路口的一家酒店，在那里辛汉姆兑了一张5块钱的支票，然后把钱递给我。
我们匆匆告别。“这次能见到你们真是很高兴，”辛汉姆眼睛望着别处说，穿过沙地的几棵树后面，有一家小旅馆，门口巨大的霓红灯招牌闪烁着红光。辛汉姆写累了时，常常在那里喝一杯啤酒，他很孤独，想回纽约。我们驾车离开时，只见他高高的身影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这情景颇令人伤感。这使我们想起了在纽约和新奥尔良的那些人：他们模糊的身影站立在巨大的苍穹之下，四周的一切都消失在夜中。我们这是去哪儿？去干什么？为了什么？——不知道。但是这帮傻子仍然在继续向前。
9
我们开车来到塔克逊城外。在漆黑的路上，又看到一个乘客，他是从加利福尼亚的伯克斯菲尔德来的流浪艺人，“他妈的，我是随旅行社的汽车离开伯克斯菲尔德的。我把吉他放在另一辆汽车的车尾行李箱里，它们都不见了——吉他和工作服，你知道，我是个西西里人，到亚利桑那同一个演唱组一起参加演出。现在我的吉他却被偷了，你们把我带回伯克斯菲尔德的话我可以从我兄弟那里拿点钱，你们要多少？”我们想了一下，从伯克斯菲尔德到圣弗兰西斯科的汽油费大概需要3块钱。现在我们的车上坐了5个人。“晚上好，夫人。”
他说着，把他的帽子扣在玛丽露头上。我们开车出发了。
半夜时分，我们的车开始爬坡，帕尔默的灯光在我们脚下闪烁。清晨，天上下起雪来，我们艰难地驶向莫雅维，它是通向得克亚比大峡谷的必经之路。那个流浪艺人醒了过来，讲了一个笑话，可爱的小阿尔弗雷德坐在那里笑。艺人说他认识一个人，忘了他的妻子向他开枪而把她保出监狱，结果又挨了一枪，他讲故事时我们正好经过监狱。得克亚比峡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狄恩开着车，似乎把我们拉上了世界的最高峰。然后，汽车开始下坡。狄恩关上油门，任车向出下滑行，没有加速，便转过了几个急转弯，超过了好几部车。我紧紧抓住扶手。有时路上一个上坡，他也只是依靠惯性冲了过去。碰到“U”形的左转弯，旁边看下去就象是世界的最底层，他就把车尽量往左靠，胳膊紧张地扶着方向盘，开了过去。碰到右转弯，我们的左边就是一个悬崖，他则把车尽量往右靠。这时，玛丽露和我就都紧靠着他。我们又用这种办法起伏不断地驶过了圣尤亚昆山谷，没用一滴汽油就跑了30英里路。
我们大家都振作起来。当我们经过伯克斯菲尔德市的界碑时，狄恩想把他知道的有关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告诉我，他指给我看他住过的房子，铁路旅馆，还有铁路旁边他为了摘儿串葡萄从机车上跳下来的地方；他吃过饭的中国餐馆；他碰上小妞的公园长椅以及某个他什么也没干只是闲坐着等待着的地方。加利福尼亚对于狄恩来说是骚动的、艰苦的，但也是举足轻重的，这是一个孤独的古怪的浪迹天涯的情侣们象鸟一样相聚的地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象那些被惫的、漂亮的、潦倒的电影明星。“伙计，我曾在前面毒品店的每一张椅子上都坐过，在那里度过了无数的时光。”所有的一切他都记得——每一次狂欢，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忧郁的夜晚。突然，我们的车经过的一个地方，让我想起我和特里1947年10月曾经坐在那里的破箱子上的月光下喝酒。我想把这些告诉他，但是他太激动了，“我曾经和邓克尔在这里喝了一上午啤酒，想从沃特逊威尔——不，是特里茨，对，是特里茨——搞一个娇小迷人的女招待，她的名字叫爱丝默瑞达。哦，大既就叫这个吧。”玛丽露正在计划着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干什么，阿尔弗雷德说到杜拉尔，他的姨妈就会给他足够的钱。那个流浪艺人带着我们到城外平原上他兄弟家。
下午，我们来到了一幢种满玫瑰花的住宅前面。那个艺人走了进去，同几个女人说着话，我们等了足足15分钟。“我开始觉得这个家伙不会比我有更多的钱。”狄恩说。“我们在这儿真是耽误时间！这个家里可能没有人，他们知道这个傻瓜的恶作剧之后大概会给他一分钱。”那个艺人局促不安地走了出来，把我们带到了城里。
“他妈的，我真希望能够找到我兄弟。”他一路询问着。他或许以为自己是我们的囚犯，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家大的面包房。艺人同他的兄弟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兄弟穿着工作服，显然刚才是在里面干活，他和他兄弟谈了几分钟，我们等在车里。艺人把他丢失吉他的事以及他的冒险经历都告诉了他的兄弟。后来他拿到了钱，就把它给了我们。我们准备出发到圣弗兰西斯科，向他道谢之后，便启程出发了。下一站是杜拉尔。我们又开始爬起了山坡。我浑身放松地倒在后座上，刚才有些激动，现在正好可以打一个盹。下午时分，布满尘土的哈德逊驶过了萨宾那城外的一片住宅。过去，我曾在那里住过，恋爱过，还干过活。狄恩面无表情地开着车。到达杜拉尔时，我还在睡觉。一阵大叫把我惊醒过来。“索尔，快起来！阿尔弗雷德找到他姨妈的杂货店了，可是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姨妈因为向她丈夫开枪而去坐牢了。这太象那个笑话了，我们一分钱也没得到，想想看，竟会出这种事。那个流浪艺人讲的故事跟这一模一样，乱了套了。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哈哈，他妈的！”阿尔弗雷德啃着自己的手指甲。于是我们继续上路，一直开到马德拉，在那里，我们告别了小阿尔弗雷德。我们祝他走运，一路顺风到达俄勒冈。他说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最愉快的一次旅行。
我们开始在奥克兰的山脚下行驶。没过几分钟，突然来到一片高地，白色的神话般的圣弗兰西斯科出现在我们面前。远方，蔚蓝的太平洋在傍晚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金光，“啊，太美了！”狄恩叫道，“我们到了！汽油刚够！噢，我们到水边了！陆地没有了！我们没法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没有陆地了。现在，玛丽露，亲爱的，你和索尔立刻到旅馆等我。我把凯米尔安排好以后就与你们联系。然后我还要打电话给法兰奇曼，去问一下我到铁路上工作的时间。你们先去买一张本地的报纸，查一查招聘广告和工程计划栏。”然后，他开车带着我们一起驶向奥克兰海湾大桥。在繁华的商业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霓虹闪烁，这情景会令你想起萨姆斯佩得。在车辆如梭的奥法瑞尔大街上，我们跌跌冲冲地下了车，呼吸着这个城市的气息，就象刚刚结束了一次漫长的海上旅行，终于踏上海岸一样。路上到处尘土飞扬，空气中弥漫着从中国城飘来的鸦片烟的味道。我们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出汽车，全部堆在了人行道上。
狄恩突然告别了我们，他急于想见凯米尔，看看出了什么事。玛丽露和我默默地站在街上，目送他驾车远去。“你看他确实是个杂种。”玛丽露开口道，“为了他自己狄恩会随时随地把你扔在大街上。”
“我知道。”我转身朝东望去，叹了口气。我们没有钱，狄恩也没有提钱的事。“我们到哪儿去呢？”我们手里拎着几捆破烂的东西，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狭窄而又神秘的街道上。
来来往往的人们看上去个个都象穷困潦倒的临时演员，一颗黯淡了的明星，失去魅力的杂技演员，小不点的汽车赛运动员，深恨到了大陆尽头而面露愁容的加利福尼亚人，卡萨诺瓦型的男子，旅馆里眼泡浮肿的金发女郎、妓女、拉皮条的、盗贼、按摩师、酒吧招待以及诸如此类的家伙——应有尽有。在这些人中间，一个人怎么能生活得下去呢？
10
然而玛丽露已经混在这些人中间了——那是在离坦得洛恩不远——一个脸色灰白的旅馆侍者让我们赊帐租了一间房间。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然后我们去吃饭。从半夜起我们就没有吃过东西。一个夜总会歌星正在她的房间里热着一听猪肉罐头和菜豆，一支手枪倒挂在衣架上。窗外的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我自言自语着，狄恩在哪儿，为什么他对我们的幸福毫不关心？那一年我对他失去了信心。我在圣弗兰西斯科住了一个星期，这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一个星期。玛丽露和我为了吃饭四处奔波，我们甚至跑到密斯金街一家廉价旅馆去找玛丽露认识的几个海员，他们喝得烂醉如泥，也给了我们一些威士忌。
在旅馆里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天。我知道现在狄恩不会出现了。玛丽露对我又没兴趣，她只是想在狄恩的好朋友身上重新找回他，我们在房间里不断争吵，有时也在床上睡上一夜。
我告诉她我的梦想，告诉她那条世界上最大的蛇蜷缩在地上就象寄生在苹果里的虫子将来总有一天会叠成一座山，就是向来我们知道的蛇山，要是它爬到平地会有一百多英里长，它爬到哪里就把哪里毁灭，我告诉她这条蛇就是撒旦。“后来怎么样了？”她吓得尖声叫着，同时紧紧抱住了我。
“一位名叫道克特。撒克思的圣徒将用一种神秘的草药杀了它。他一直在美国某个地方他的地下小屋里烧制这种草药。人们知道，这条蛇禁闭和平鸽，一旦它死了，成千上万的和平鸽就会振翅高飞，把和平的福音传遍世界。”这时饥饿与痛苦似乎统统消失了。
一天晚上，玛丽露同一个夜总会老板私奔了。那天，我在约好的门口等她，肚子饿得要命，忽然，她和她的一个男朋友从奇形怪状的夜总会大楼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夜总会老板，一个脑满肠肥的老家伙。一开始，玛丽露只是进去看看她的女朋友，我看那个女人肯定是个妓女。玛丽露很怕让我发现，尽管她看见我站在门口。她慢慢地走了出来，和他们一起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身上又一无所有。
我漫无目地地走着，不时从路上捡几个香烟屁股抽抽。在商业大道，我经过了一家煎鱼饭馆。在我走过时，老板娘向我投来惊慌的一瞥，显然她以为我身上正带着一把枪，是来抢饭馆的。我继续向前走了几步，突然，我觉得她就是两百年前我在英格兰的母亲，我是她成了拦路大盗的儿子，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想在饭馆里找一个体面的工作。我呆呆地站在路边，一时激动得浑身发抖。我回头凝望着商业大道，恍惚中仿佛来到了新奥尔良的运河大街：那里通向大海，通向浩瀚无际的大海，就象纽约通向大海的第42街。我想起了埃迪。邓克尔那在时代广场游荡的鬼魂，这时的我已经有些神志不清，真想回去看看小饭馆里奇怪的幽灵一般的母亲。似乎全部记忆都回到了1750年的英格兰，而现在在圣弗兰西斯科的我则是另一个人、在另一种生活里。“不。”那位老板娘恐惧地盯着我说，“别回来折磨你善良、勤劳的母亲。你不象我的儿子，而象父亲，我的第一个丈夫，埃瑞是希腊人，这个好人总是可怜我。”（这个老板娘是个希腊人。手臂上长满了汗毛）“你太糟糕了。常常喝得烂醉，跌跌冲冲地回来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抢走。噢，儿子！你怎么不跪下为了对你的所有罪恶和卑鄙行为的判决而祈祷。不要再来碰我的伤疤，她象你从前没有回来看过我似的——来看我的辛苦和谦卑，看我被掏得一干二净的钱袋——饿了就抢，急了就打。我的亲生的，没有感情的，冷酷的，自私的儿子。儿子！儿子！”一刹那间，我达到了我一直想达到的疯狂，完全从具体的时间步入这无时间的境地。我不禁惊讶于人世的悲惨，死亡象幽灵一样追赶着我。我急忙逃到所有天使降落的地方，那里是神圣永恒的虚无，明亮的精神之光放射出强烈的、神奇的光芒，天空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琼楼玉宇。我听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隆隆轰鸣，跟所有其他声响都不相同，它不是在我耳朵里，而是遍布各处，我意识到我已经无数次地死亡，又无数次重生，我已记不清这种死而复生有多少次了，因为从生到死又返回到生的转变出奇的容易，就象成千上万次的睡去与醒来一样自然。我懂得由于固有的内在思想的稳定，生死之间的交替只不过是微风吹过清澈、平静的水面时激起的阵阵涟漪。一种极度的兴奋使我觉得有些打飘，就象静脉注射了过度的海洛因，就象午后喝了一大杯葡萄酒，让你全身颤抖，步履瞒跚。我想我马上就快要死了，但是我并没有死，而且坚持走了4英里路，捡了十几支还剩很长的烟屁股，把它们带回到玛丽露的房间，把烟草装入我的烟斗，抽了起来，我太年轻了，搞不清发生了什么。我似乎闻到了窗外整个圣弗兰西斯科的食物，有的地方面包在散发着热气，橱窗里摆满了食品，写满佳肴的菜单那么柔软，好象是在热汤里浸过，然后烘干，也可以食用似的；有的地方人们在咀嚼着肥厚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