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队、工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
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为民情愿
我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为民请愿”的这条我本不愿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闯劲下的决定。而上了梁山要下来却又难了。形势的发展不允
许我退缩。我只能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们的信，并且作了指示。军宣队没有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但后来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于是，有一天下午，
我突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去见当时北京新市委的书记。他见我进去，很热
情地与我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时候
我一肚子怨气，真想对他说：“不见得吧！你来之前一定做过详尽调查，军宣队也
一定向你作了汇报，你不会连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就找我谈话吧！”不过，我还是
克制了自己，客气地与他寒暄。这位书记倒是个爽快人，知道我给主席写了信，他
说根据毛主席批示，他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向他大概重复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见
：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的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
“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而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
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第十五章
参加“九大”翻译工作
这次会见后，我期待着学校形势有些重大变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惟一的变化
是我自己得到了优待，不仅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还在1969年党的“九大”开幕前
被派去参加“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那时候，这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只有政治上
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进入这个班子。
我奉命到新华社报到，所有的专家和一般翻译都集中在一个从前的外国专家院
子里。“文革”期间，大部分外国专家被赶走了或吓跑了，剩下的几个外国老共产
党员被关起来了，就像外国语学院的英国老专家柯鲁克夫妇。新华社的专家院也空
了。翻译班子集中之后，向我们宣布的纪律十分严厉。为了保密，我们不仅不准回
家，连打电话都不允许。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彻底地与世隔绝。工作非常
紧张，尤其到开幕前夕必须定稿时，有几天，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几乎二十四小时
没有睡觉。
我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
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我又接触了我很喜爱的英语。生活似乎又有了
转机！
再次“为民情愿”
然而，这种喜悦随着“九大”结束，我回到学校时又很快地消失了。当我看到
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我看到与我一起落难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
受所谓的审查，当我看到他们黯淡的眼光时，我意识到我多少是被“招安”、被
“收买”了，军宣队所“解放”的只是我一个人，为的是要我不再给他们制造麻烦。
我和张幼云商量，我们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
这一次，毛主席似乎是下决心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了。我们的信送上去不久，
他就批示说：外国语学院的问题看来北京市委解决不了，拟派8341部队进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8341部队是中南海警卫队，也可以说是毛主
席的贴身卫队。当时这支部队奉毛主席之命已经进驻了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和北
大。现在外国语学院成为8341进驻的第三所高校，这是多大的殊荣！外国语学院成
为直接受毛主席关怀的学校，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我写了信给毛主席。时势就这样
造就了我这个本不想当英雄的“英雄”！我也就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
舞台无法脱身了。
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那天是个极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多少日日夜夜的阴霾
一扫而光，广大干部、教师、学生拥到校门口欢迎部队进校。许多人热泪盈眶，真
有当年贫穷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欢迎解放军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那种感情！
一夜之间，我成了替代外国语学院两个造反派组织的独立的“群众代表”。8341
部队当然知道是我向毛主席反映了外国语学院情况，因此，任何重大事情他们都要
找我商量；一夜之间，许多一直遭受迫害的同志获得了解放，昨日还是“阶下囚”，
今日已成“座上客”，“文化大革命”不断演绎着这些悲喜剧！
我终于被逼上了梁山，还不得不扮演宋江式的人物。自从我第一次与张幼云一
起写信给毛主席之后，我就成了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积极分子中的一个核心人
物。我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而且充满了激情。那
时候，我确信我是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书斋生活已成遥远的过去，一切都是
为了“革命”。三十多年来，我自己从来没有系统回忆过我所走过的路，也并不意
识到我自己有多少变化。我的几位大学老朋友对我说他们认为我的一大优点是不论
我社会地位有什么变化，我对老朋友的情谊从来不变。
但是，当我回顾所走过的路时，我不能不对自己说其实我变了很多。虽然我做
人的原则仍然是善以待人，宁愿自己吃亏，绝不损害他人。但是我的脾气却变了许
多。四十九年前在我十八岁踏进大学的大门时，我是个快乐、漂亮、脾气随和的女
孩子，但是现在，我却很容易激动、浮躁，很容易受到伤害。
第十六章
是什么改变了我
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活泼、温和、漂亮的女孩早已不复存在。是什么改变了我？
为什么我周围那些中学时代、大学时代的朋友性格上都依旧如过去那样，惟独我却
变了那么多呢？这大概就是我在三十年严酷的现实中为生存付出的代价。
这变化大概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为了生存，为了不使自己任人宰割，
我学会了斗争。尽管那些整我的人是错的，但那也是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啊！
不论是在大学时代还是当了教师之后，我在英语系和大家和睦相处，和我的学生也
相处得很好。校园中的生活是宁静、悠闲、和善的。我至今想起来都无限留恋。可
是当“文化大革命”来临时，似乎在顷刻之间，天地都变了样。我昔日的同事中有
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
在九死一生之后，我明白了我只能用斗争来保护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之后，
三十年中我摆脱不开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的伤痕。
我后来翻阅我久远以前的旧照片，拿出一张1957年大学毕业时为毕业证书照的
那一张，放在镜框中，摆在了客厅的小桌上。有人问我，我说那只不过是一种怀旧
和虚荣，看看自己曾经有过的风姿。其实，我是在凭吊那不复存在的章含之。我从
那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青春的欢乐和希望。但是我也知道，其实那四十多年前的
女孩还活在我内心的深处，当年那个十八岁女孩子的灵魂并未离开我，只是这世界
已经使我再也天真不起来了。“Survivalofthefittest”！那么，我就只能让那十
八岁的我深深地埋在心的深处，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一盏孤灯之下，我的灵魂才
能让这三个不同的章含之融为一体，回归自然！
告别校园当工人
1970年5 月，外国语学院在8341军宣队率领下离开北京，赴沙洋干校。当时，
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
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
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
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
与生活。这年5 月1 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
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
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
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
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
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参加劳动。这个班是
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热情地欢迎我
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
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
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我连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
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
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1970年6 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
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
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
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
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
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
中南海。
第十七章
委以重任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
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
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
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
多少这场“大革命”中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
信！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
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
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
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之后，
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
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
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
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我找你来
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
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他又问：”
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
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
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
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
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
“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
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
“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
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
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再说，在口语方面，
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知识分子。
“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
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
后来，毛主席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先向杨德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
次谈话并请他们两位帮助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立即去
湖北沙洋干校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工作。他说给我半年时间把教改方案搞
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我还应当组织教师着手编写新教材。
离开校园搞外交
在毛主席同我谈完教改之后，他突然转换话题对我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
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由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
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这位女
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
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
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
听了主席的建议后，我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惟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
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既然主席说
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