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我却深深地扎根在这院子里，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压抑和沉重，我觉得我像是这
院子里的一个出土文物，永远属于这里，大红门外的生活与我无缘。不论我在外面
做些什么，最终还是回到这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院子里。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国，去热闹的现代化的城市。我想寻找一
个使我心灵摆脱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长，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鸟归林般
急匆匆赶回来。一进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释重负，享受着那份只属于我的孤独。
生活就这样延伸下去，我总是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很想突围出这四合院，
我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四合院，因为它的每一块砖都铭刻了我的欢乐与悲哀。守
着它使我心碎，离开它使我失落，而从远方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我心醉。我想这种
四合院的情结大概我此生都难以解开了。
从上海到北京
每与朋友们谈起自己与父母的种种亲情和情感的交汇，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惆怅。
由于我们民族的特殊历史和父亲为理想的求索走的特殊道路，从童年到少年，他在
我的心灵中都不过是一个朦胧的印象。直到他已年过六旬，我也已经从小学升入初
中，他才走入我的生活。
那是由于他在我刚刚学步时就只身离开上海辗转去了大后方重庆。1937年7 月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离开北平迁居上海。但翌年三月，南京的“维新”伪政权
又宣告成立。父亲的一位老友梁鸿志沦为汉奸。梁极力诱发父亲加入汪伪政府，父
亲严词拒绝。此后，日伪当局对父亲进行威胁，父亲遂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
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他不得不于1939年2 月由香港赴重庆，一直到1945
年日本投降之后回到上海。父亲离家一去八年。
在这抗战八年中，我一直同母亲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上海。在我模糊的
童年记忆中似乎有几次，母亲紧张而神秘地同来我家的客人低声交谈。来人告诉她
父亲的近况。如果我在屋里，母亲总要关照我出去不要乱说。记得1943年临近春节
时，家里又来了这样一位神秘客。
第五章
为爸爸照像
他走后，母亲很兴奋，马上带我去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买衣料做了一件白底
彩花织绵缎的旗袍。做好后又让我穿上这新衣带我去照相馆照了各种姿势的像片。
直到这时，母亲才偷偷告诉我这照片是父亲托人到家里来要的。来人很快要回重庆。
母亲说父亲带来口信要我好好读书，因此她要我照像时手里一定要拿本书。我至今
还保存有其中的一张。那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又带回上海的。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实在
呆得可笑。那一身锦缎大花棉袍与我当时十岁左右的年龄极不相称。头上还顶了一
个同一料子扎的傻气十足的大蝴蝶结，手里却捧着一本不知什么内容的翻开的书，
而眼睛却又望着镜头。这大概是母亲与摄影师共同导演的作品。照片背后写着：
“父亲大人：女含之叩上民国三十二年。”这虽是一件小事，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
那时我童年的心灵是多么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家里有个“爸爸”，所以，当母亲
带我去照像并告诉我是父亲要的时候，我是十分兴奋的，因为从中体会到也有个父
亲在关怀我。
不久，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我们家搬到了现在的延安中路达巷7 号。同时这
里也成了父亲的律师事务所。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案子很多，经常要会客，
接谈案子，出庭辩护……很少有空闲。对于十一二岁的我来说，本来就因为父亲八
年在重庆，对他完全陌生，如今回到上海，却每天只有在晚饭前后见到他，还常常
是宾客满座。当时，我觉得父亲是那样不可接近，那样令我望而生畏，我尽可能躲
开他；而他似乎也不大注意我的存在，极少同我讲话。
寂寞的少女
大人们都忙于他们的社交生活，少年时代的我在家里十分寂寞。1946年，我考
入震旦女中。家里为我请了一位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她每天下
午来我家一小时帮我复习功课。老师走后，我常常独自一人躲在三楼平台上看小说。
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
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无名氏的《塔里的
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那个时期我幻想过将来
当个文学家，也写小说。我还酷爱话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只要公演，我
一定去看。我还喜欢当时上海的一个广播剧团。他们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改编成话剧《水仙花》，连续播演，我每次必听，因此我也很想将来能当个话剧
演员。
有一次，是个父亲偶然得闲的片刻，他突然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脱口而出说
想演话剧。没想到父亲大为不悦，教训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读好
书我送你出去留学。章家门里不出戏子！你要去做戏子就不要进章家门！”我当时
委屈极了，不知道演戏有什么不好。本来，我和父亲之间交往就很少，这次短短的
谈话之后，我对他更加敬而远之。那次父亲的训话我又伤心又不服气，以至那次谈
话的氛围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后，我还是喜欢戏剧，一直到我进了外国语
学院，我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英语系舞台上的一名业余演员，我们先后演出了全本
萧伯纳的《AugustusDoesHisBit》、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亚的《
奥赛罗》，我扮演黛丝得蒙娜。每当朋友们看过戏说我颇有点演戏的才华时，我都
会叹口气说：“可惜我的戏剧才华还未降生到摇篮里就被我父亲扼杀在胚胎里了！”
第六章
失败的“投资”
不过，父亲那时也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是他要写字，叫我从另一端替他拉纸。
父亲是位大书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多极了。父亲稍一得空，就写几张“还债”。说
是“还债”，但一写上字，我可以感到那是父亲最好的休息。他很喜欢写字，一写
起来全神贯注，忘却了他要处理的千头万绪的事务。每当这时，他就会想到我，把
我叫去先替他研墨，然后在另一头替他拉纸。
我很讨厌这项工作，因为父亲一写上瘾就是一两个小时，替他拉纸简直是种惩
罚，既不能快又不能慢。快了，父亲还未欣赏完自己所写的那一个或那一行字；慢
了，他又等得不耐烦。不过每当他写字有求于我时，他总是很和蔼。高兴起来，还
有奖金。
我把父亲奖励的辛苦钱同春节时给长辈拜年所得的红包压岁钱存放在一起，舍
不得用。母亲说钞票贬值，不能存在钱包里。于是，她替我去囤积了几箱子洗衣服
的肥皂，说是涨价后卖掉就赚钱了。后来内战局势紧张，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
货物奇缺，母亲把那几箱子肥皂全用掉了，始终连本钱也未还给我。这是我一生惟
一一次失败的经商经验！
惜别上海1948年开始，局势日趋紧张。对于当时仅只十二三岁的我来说，只是
朦胧地感到世界正在动荡变化，我并不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一直到父亲1949年4
月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和谈代表之一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时，我才意识到
这场战争波及到了我们家。父亲动身之前，母亲非常紧张，生怕父亲此去凶多吉少，
有去无回。记得父亲安慰她说不要怕，会有人照料我们一家的。他开导母亲说和谈
是国家大事，他希望出把力，把战争停下来。
1949年5 月27日上海解放时，父亲远在香港，这年11月，我们接到父亲的通知，
要我们立即北上，迁居北京。他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时间后，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
前，云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带队分批乘苏
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并参加了1949年10月1 日的开国
大典。
凑巧的是，我和冠华结婚后，有次谈起父亲，冠华说他当时是香港新华社社长，
地下党香港负责人之一，和父亲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他带队的。父亲
对冠华的才华评价很高，冠华也很尊重父亲。解放后他们见面不多；但自70年代初
父亲身体开始衰弱、经常住院后，冠华只要到病房探视朋友，听说父亲住院，他是
必定要去看望的。
父亲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决定定居北京。我们全家就按父亲意见立即打点行装
北上。1949年11月下旬，我们乘火车离开上海。同行的除母亲和我，还有大哥章可。
对于我来说，离开我生长的上海是极伤心的事。记得送我们上火车站的汽车拐
入当时的同孚路前，我对我最喜爱的那个“作家书屋”留下了临别的最后一瞥，又
无限留恋地看着那家我常常光顾的门面不大的糖果点心店从窗外消逝。此时我忍不
住哭了起来。我舍不得上海繁华的街道，夜间五光十色的灯光以及那轻轻拍岸的黄
浦江水。但一个14岁女孩子的命运只能由家中父亲安排，不可能独自留在上海。我
贪婪地看着我心爱的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上海。
到达北京时，已经完全是冬日景象。1949年的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萧瑟。街上
看不见店铺，所有的门不是紧闭就是挂着厚实的棉帘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挂棉帘子
的全是商店。那时，北京既没有上海那样的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更没有入夜时光
彩夺目的霓虹灯。古老的城墙，灰蒙蒙的风沙，妇女的穿着在我看来完全是上个世
纪人们穿的那种高领子长到脚面的宽大皮袍子，脸上整个地蒙一块大纱巾，看不出
是老是少，是美是丑。我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又禁不住哭起来，想上海想得要命！
第七章
与老父冰释前嫌
那时，父亲在北京没有自己的寓所。他一辈子为人清廉，尽管过他手的钱财数
量极为可观，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时对我说的：“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
我一生从不富有，但也从不缺钱。”
初到北京时，国家初建，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父亲没有要
求分配住房，自己应老友朱启黔（桂莘）老先生之邀，搬进了朱桂老的后院与他合
住。我们来到北京也就以这后院为家，一住就是十年。说是后院，但还不是整个后
院，而是一半，即北房和东房。北房有一间大约20多平米的起居室，用隔扇隔开的
里面一小间约10平方米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卧室了。我就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
拐角上的一间过道，因为光线不够，屋顶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设备，每个
屋子都生炉子，我那间水泥地的过道最冷。这开头一年北京的生活对我来说从心理
上到身体上都极不适应。加之，我中途辍学来北京，进不了学校，心情真是坏极了。
我们全家迁居北京之后，我与父亲就天天朝夕相处了。父亲的生活与解放前大
不一样。他除去每周开几次会之外，就是会会朋友，也去听听京剧。过去那许多繁
忙的应酬少多了。他此时似乎很想重建我们父女之间失之荒疏的感情，但我却依然
对他冷漠、疏远。父亲见我总是避开与他谈话，于是向我建议每天教我一篇古文或
一首诗词。可惜，那时的我就是不愿意和父亲单独相处，心里埋怨他把我弄到北京
来，因此学了没有几天，就不愿继续下去了。父亲很伤心，又要我同大哥一起到一
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去学习俄语。他自己已70高龄，还天天晚饭后跟着“广播俄语”
从头开始一个字一句话地学习。父亲要我们从老太太那里学回来和他一起复习。可
是，我去了几次后也不肯去了。父亲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肯去？我说这个白俄老
太太一上来就教《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听不懂。父亲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
那么不好学，什么都不愿学，整天看小说？”我理直气壮地强辩说我不喜欢北京。
只要在北京，我什么也不想学。父亲气得摇头说，“没想到你这样不求上进！”我
可觉得十二万分委屈，整天躲在我那冰冷的小屋里看小说，望着窗外寒风凛冽的严
冬景象，对父亲的怨气更大了。
近年来，听人说，从心理学说，女孩子在15－20岁左右这个阶段有一种逆反心
理。家长要她干什么，她偏不干。只是我那时的“逆反心理”给我一生所带来的遗
憾太深了。在我步入中年之后，每当我想到这失去的大好机会总是追悔莫及。父亲
是个大学问家，我却把他要传授给我的中国文化瑰宝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患
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贫血症。记得1972年我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总理用了
“越俎代疱”这句成语，我傻眼了，翻不出来。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的女
儿怎么都不懂‘越俎代疱’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我无限羞惭又悔之晚矣，
父亲那时已90岁高龄，虽然我们父女之间终于达到一种冰释和理解，但他体弱耳聋，
已不可能教授我这个当年不肯学的不肖女儿了。
报考北外
1953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
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
时刻准备。战争需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
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
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
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