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银行的规章制度。”
“那么只有那些有抵押担保品的人才能借钱了？”
“是的。”
“这是很愚蠢的规章。它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借钱。”
“规章不是我订的，是银行订的。”
“好吧，我认为这些规章应该改。”
“无论如何，我们这儿不能把钱借出去。”
“你们不借？”
“是的，我们只接受教职员工和大学的存款。”
“但是银行不要通过放贷挣钱吗？”
“只有总行才放贷。我们这儿是接受大学及其员工的存款的。我们给您的三方农作项目的贷款是一个由我们的总行批准的例外。”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当初到这儿来要求借钱的话，你们也是不会借给我的？”
“对啦。”他大笑着。显然，这个经理很久没有一个这样开心的下午了。
“那么，我们在课堂上教书时讲的银行会贷款给借款人，都是假话了？”
“嗯，要贷款您得去总行，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听起来我需要去和一些更高级的官员谈了。”
“是的。那是个好主意。”
我喝完茶准备离去时，分行经理说：“我知道您不会放弃努力的。但是据我对银行业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您的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两天以后，我与贾纳塔银行的吉大港地区经理R。A。霍拉达尔（R。A。Howladar）约好，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他。我们又重复了我与乔布拉那位分行经理的大部分对话，但是霍拉达尔确实提出了一个保证人的主意，如果村里有人愿意做好事来代表借贷者做担保人，银行或许可以考虑批准一笔没有抵押担保品的贷款。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主意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但是看上去依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
“我不能那样做，”我对霍拉达尔解释说；“怎么能防止保证人占那些被担保人的便宜呢？结果他可能变为一个暴君，可能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那些贷款人。”
一阵沉默。从过去几天我和银行家们的讨论中，有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我并不是在和贾纳塔这个银行过不去，而是在和整个银行制度体系对抗。
“我为什么不能做保证人呢？”我问道。
“您？”
“对，你们能接受我作为所有贷款者的担保人吗？”
那位地区经理微笑了：“您谈的是多少钱呢？”
为了给我自己留出差错与扩展的余地，我回复说：“总共可能一万塔卡（300美元），不超过这个数。”
“嗯。”他用手指拨弄了一下办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后，旧活页夹中蒙着灰尘的一摞卷宗。沿墙是成摞相同的浅蓝色活页夹，一直摞到齐窗高。头顶的电扇微风戏耍着那些卷宗，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表格永远在飘动着，等待着他的决定。
“好吧。”他说；“我要说，我们愿意接受您作为那个数额的担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钱了。”
“说定了。”
我们握握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但是，如果有一个贷款人不还钱的话，我是不会承担被拖欠的还款的。”
那个地区经理不安地看看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难打交道。
“您作为担保人，我们可以强迫您付的。”
“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起诉您。”
“好吧，正合我意。”
他看着我的样子仿佛是看着一个疯子似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感到很愤怒，我就是想要在这不公正的、过时的体系中造成某种恐慌。我想成为插在轮轴里的棍子，最终使这该死的机器停下来。我是一个担保人，可能吧，但我才不会真的担保呢。
“尤努斯教授，您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是绝不会起诉一个亲自为乞丐借钱担保的大学系主任的。无论我们可能从您那儿追回多少钱，都会被那些负面宣传统统抵消掉，再说，如此区区小数的贷款，连付诉讼费都不够，更不要说我们为了追讨要付出的管理费用了。”
“噢，你们是一家银行，当然要做你们自己的利润成本分析。但是如果有拖欠，我是绝不会付的。”
“您是在给我制造困难，尤努斯教授。”
“对不起，但是银行是在为许多人制造困难——特别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我正在努力帮忙呢，教授。”
“我明白。我是在与银行的制度争辩，而不是对您。”
又是一些回合之后，霍拉达尔结论道：“我一定会向达卡总行推荐您的贷款申请，我们等着看他们会怎么说。”
“但我原以为您作为地区经理就有权决定呢？”
“是的，但是这件事太出格了，我无法批准。必须由最高层来批准。”
又花了六个月的文件来往时间，那笔贷款才正式批下来。终于，在1976年12月，我成功地从贾纳塔银行贷出了一笔钱，把它给了乔布拉的穷人。在整个1977年，我必须在每一份贷款申请上签名。甚至在我到欧洲或美国旅行时，银行都会为了一个签名给我发电报或写信，而从不和村里任何实际借款的人打交道。我是担保人，在银行的官员们看来，我是唯一算数的人。他们不想和使用他们资金的穷人打交道，而我则确保那些真正的贷款者——那些我称之为“银行业不可接触者”的实际贷款人——不必到银行去，从而免遭蔑视与屈辱的骚扰。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我不打算成为一个放贷人，也没打算把钱借给任何人，我真正想做的是要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失望，我对银行最基本的抵押担保的原则提出质疑。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什么之中。我在盲目前行，边走边学。我的工作已转化为一种斗争，要向世人展示：这些所谓的“金融界不可接触者”实际上是可以接触，甚至是可以拥抱的。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没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的还款情况还要好。的确，我们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的旧辙。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1）
对于如何开办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我一无所知，不得不从零学起。1977年1月，格莱珉银行刚起步时，我研究了其他银行做信贷业务的方式方法，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传统的银行与信贷公司通常要求全额还款；在贷款到期时拿出一大笔现金，通常会使贷款人心理上很难受，他们就尽可能地拖延还款，于是，在拖延的过程中，贷款数额越滚越大。最终，他们决定根本不还这笔钱了。如此长期而全额偿还的贷款，也使得借贷双方对早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予理会；他们不是在问题出现时解决它们，而是希望随着贷款到期，那些问题会自行消失。
在建立我们的信贷规划时，我决定要与传统的银行完全背道而行。为了避免大额付款而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我决定设立一个每日还款规划。每笔还贷的数额非常之小，使借贷者们几乎根本不在乎。为了便于计算，我决定贷款要在一年内还清。照此，365塔卡的贷款可以每天还一塔卡，在一年内还清。
对于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一天一塔卡看上去可能是个可笑的数目，但是它的确制造出稳定的增值收入。这每天一塔卡的力量使我想起那个聪明的死刑犯的故事。在行刑那天他被带到国王面前，被恩准可以提出他最后的愿望。他指着王座右边的棋盘说：“我只想在棋盘的一个格子里放一粒米给我，接下来的每一格，按前一格双倍的米给我。”
“批准。”国王说，他根本不了解几何递进的威力。很快，那个犯人就统治了整个王国。
渐渐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发放与收回贷款机制。当然，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随时调整我们的想法，修改我们的程序。例如，当我们发现支持小组对于我们的运作至关重要之后，就要求每个申请人都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小组。我们相信，那些自发成立的小组会更稳定，于是就克制住自己不对它们干预管理，但我们建立起一些激励机制，鼓励那些贷款者在各自的营生中互相帮助取得成功。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和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来自平等伙伴之间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压力，使每一个组员时时保持与贷款项目的大目标保持一致；小组内与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激励着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作为。将初始监管的任务移交给小组，不仅减少了银行的工作，还增强了每个贷款人的自立能力。由于每一组员的贷款请求都要由小组批准，小组就为每一笔贷款担负起了道义上的责任。当小组的任何成员遇到麻烦时，小组其他成员通常都会来帮助。
穷人的银行家在乔布拉村，我们发现贷款者要自发组成小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事。一个想要申请贷款的人必须首先找到第二个人，向其说明这个银行是怎么回事。这对于一个村妇来说可能是特别困难的。她常常很难说服她的朋友——她们很可能害怕，怀疑，或是被丈夫禁止，不许和钱打交道，但第二个人终于被格莱珉为其他家庭所做的事感动了，她决定加入这个小组。于是这两个人就再去找第三个成员，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当这个五人小组成立之后，我们先给小组的两个成员发放贷款，如果在随后的六周内这两个人都按期偿还贷款，就再允许两个成员申请贷款。这个小组的组长通常是五人中最后一个贷款者。但是往往就在小组准备成立时，这五个成员中有一个人改变了主意，说：“不行，我丈夫不同意。他不想让我加入这个银行。”于是这个小组又只剩了四个人或三个人，有时甚至回落到一个人。于是那个人不得不从头开始。
一个小组要得到格莱珉银行的认同或认证，可能花几天时间，也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时间。为了得到认同，这个贷款小组的所有五个成员都必须到银行去，至少要接受七天有关我们政策的培训，并要通过由一名高级银行主管主持的口试，表明他们理解了这些政策。每个组员必须单独接受考试。在考试前夜，每个贷款者都十分紧张，她紧张地在神龛里点上蜡烛，祈求真主保佑。她知道，如果通不过的话，她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小组的其他成员。尽管都已经学习过了，她还是很忧虑，生怕答不上来有关格莱珉成员职责的那些问题。万一她忘了呢？银行工作人员会把这个小组都打发走，告诉所有组员还要再学习，小组里的其他人就会斥责她说：“看在真主面上，连这事你都做不对！你不仅把自己搞糟了，把我们也搞糟了。”
有一些批评说我们的乡下客户都太顺从了，所以我们可以胁迫他们加入格莱珉。也许正是如此，我们把初始过程设计得如此富有挑战性。由小组与考试造成的压力，有助于确保只有那些真正有需要，而且对此十分严肃的人，才能够真的成为格莱珉的成员。那些日子还过得去的人们，通常会觉得那些麻烦不值得。即便认为值得去做，他们也通不过我们的测试，还是会被迫离开小组的。在我们的小额贷款规划中，我们只需要有勇气、有抱负的先行者。他们才是能够成功的人。
一旦全组都通过了考试，其中一位组员申请第一笔贷款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在80年代，一笔贷款通常是25美元左右的规模。她是什么感觉？惊恐！她无法入睡，心里翻腾着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之事的恐惧。在领取贷款的那天早上，她几乎想要放弃了。对她来说，25美元实在是太重大的责任了。她将如何偿还呢？在她的大家庭里，从没有一个女人有过这么多钱。她的朋友们赶来帮她打消疑虑，她们说：“你看，咱们都得过这一关，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都在这儿支持你呢。不要怕，我们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
当她终于接过那25美元时，她浑身颤抖着。这笔钱在烧灼她的手指，泪水滚下她的面颊。她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想象过手里能有这么多钱。她像抱着一只娇嫩的小鸟或兔子那样捧着这些钞票，直到有人劝她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人偷走。
格莱珉的每一个贷款者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在她的一生中别人都在对她说，她不好，她只会给家庭带来不幸，他们无力承担她的嫁妆。她多次听母亲或父亲告诉她，本该将她流产，或是在出生时就弄死，或是饿死她。对于家庭来说，她只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又一笔要付的嫁妆费。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个机构信任了她，借给她一大笔钱。她发誓，她绝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奋斗，一定会还清每一分钱。
在早期，我们鼓励贷款者建立存款，以便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取用，或是用于一些其他创收的机会。我们要求借贷者将每笔贷款的5％存在一笔小组基金里。他们都理解这一策略，认为它与孟加拉“一把米”（ mushti chal）的习惯做法相似：家庭主妇每天攒一点儿米，日积月累就变成很大的积蓄。任何贷款者都可以从这笔小组基金中得到一笔无息贷款在格莱珉Ⅱ号规划中，个人存款取代了小组基金。，只需其他组员对其申请的数额与用途表示赞同，而且那笔贷款不能超过那笔基金总额的一半。在每年数以千计的案例中，小组基金为组员提供的贷款使人们免于季节性的营养不良，得以付医药费、学费，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营生重新提供资本，使人们能够节俭而体面地安葬亲人。到1998年，所有小组基金的总额已超过一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公司的净资产额——除去孟加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以外。
如果有一个组员无法或是不愿偿付她的贷款的话，那么直至该偿付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她的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