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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在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出生率会随着妇女获得平等而下降。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许多，因接受教育而推迟婚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更可能使用避孕手段，更可能参加工作，等等。我相信，较之通过恐吓策略“鼓励”计划生育的现行体系，赋予贫苦妇女以挣钱的机会，并把她们组织起来，将更有助于减缓人口增长。“家庭”的计划应该留给家庭去决定。
在有关人口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引用格莱珉银行的例子，因为在格莱珉成员中，采用计划生育措施的家庭是孟加拉全国采用率的两倍。1994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人口大会上也提到，格莱珉家庭的出生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旦通过自雇增加了收入，格莱珉的贷款者们便会显示出少生育，教育子女，以及积极参与民主活动的非凡决心。如果小额贷款能够帮助众多的家庭意识到计划生育的好处，对于人口增长如此忧虑的政府与诸多国际机构为什么不去更加积极地促进小额贷款呢？是因为小额贷款是赢利业务吗？在现行的人口规划项目中又是否存在既得利益呢？我相信，是对于削减人口增长的强调，转移了人们对于那个更为重大的问题的关注，即如何去实施一些能够使得人口自顾自足的政策。我们越迅速地重新安排好我们的优先顺序，对于这个星球上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人来说，就越好。
在我们为所有分行的中心干部举办的年度讨论会上，我开始看到一些社会问题在一个个的格莱珉家庭里得到解决。讨论会把中心的领导们汇聚在一起，重温他们的问题与成绩，确认令人忧虑的领域，并寻求应对社会与经济方面挑战解决方案。这些讨论会如此卓有成效，于是在1980年，我们在坦盖尔召开了一个由挑选出来的中心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讨论会。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集体达成了四项决议。我们以为人们最多也就是把这些决议当作会议汇编，不会更为认真地对待它们，但是，我们很快就接到来自全孟加拉各个中心要求得到那四项决议复印件的申请。
在1982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大会上，我们以“十项决议”结束了会议。1984年我们在乔迪夫普尔（Joydevpur）召开的讨论会上，十项决议被增加到十六项，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决议会对我们的成员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今天，在所有格莱珉的支行里，我们的成员都会充满自豪地背诵这十六条决议。它们是：
1在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都将遵守并促进格莱珉的四项原则——纪律，团结，勇气与苦干。
2我们要使我们的家庭繁荣。
3我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我们要修缮我们的房屋，并努力工作争取尽早建造新房子。
4我们要一年四季种菜。我们要多吃青菜，把剩余的卖掉。
5我们要在种植季节尽可能地多多种植秧苗。
6我们要做好家庭计划，保持小家庭。我们要尽量节省开支。我们要照料自己的健康。
7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会他们挣钱谋生，要为他们付学费。
8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孩子干净，环境清洁。
9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
10我们要饮用从管井中打出的水，如果没有管井的水，我们要把水烧开，或是使用明矾把水纯净。
11在儿子的婚礼上，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嫁妆；在女儿的婚礼上，我们也不会送嫁妆。我们要使中心远离嫁妆的诅咒。我们不会实行童婚。
12我们不会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我们一定会反对任何试图做不公正之事的人。
13我们会集体承担较大的投资，来争取更高的收入。
14我们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如果任何人有困难，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他或她。
15如果我们得知在任何中心出现违犯纪律的情况，我们大家都会到那儿去帮助恢复纪律。
16我们要在我们所有的中心引入体育锻炼活动。我们要集体参加所有社会活动。
现在在我们的全国讨论会上，我恳请与会者们不要增加决议的数目了。我的理由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地实施现有的十六条决议，而不是再增加新的决议。然而，格莱珉的一些地区支行，可能会做出一些决议来解决本地区特有的问题。穷人一旦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们就会成为最坚定的战士，为解决人口问题，消除文盲，过更健康更好的生活而斗争。这些决议正是对此的展示。当决策者们终于能认识到穷人是他们的伙伴，而非漠不相干者甚或是敌人时，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比现在快得多的进步。
孟加拉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这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不幸但无可避免的因素。但是，无论一个贷款者遭遇什么大灾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个人的不幸，我们的一贯宗旨都是要坚持使她或他偿还贷款，哪怕一周只还半分钱。这个原则意在激发那个贷款者自力更生的意识，激励他或她的自尊和自信。如果一旦免除一位贷款者的偿还责任，则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艰难工作，才能恢复他或她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如果村庄遭遇严重的水灾或饥荒，贷款者的庄稼和牲畜都被摧毁，我们就会马上发给他们新的贷款，使他们重新开始。我们从不划销旧的贷款，而是把它们转为长期贷款，以便贷款者可以更缓慢地以更小额的分期付款来偿还。在贷款者去世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尽快从中心紧急基金（为贷款者们设立的一种人身保险基金）拨出资金给予死者的家属。随后我们就会要求那个小组或中心，从那个家庭中吸收一个新的成员，使这个小组的成员回复到五人。
孟加拉有太多的自然灾害，一个地区可能在同一年内遭受几次侵袭。曾有过一个村子，一个区，或整个地区一年内遭受多达四次洪灾，那足使一个家庭的所有储蓄财产丧失殆尽。我们在1981、1985、1987、1988年遭受了几次洪灾，特别是1988年那次，海外国际媒体报道了我们的困境。还有一些地区性的灾难，如1989年侵袭马尼格甘杰（Manikganj）地区的龙卷风。在此类情况下格莱珉总是按照相同的程序运作。首先，我们暂停执行银行的常例规章，当地的银行经理和所有员工被指令立即到灾区参加搜寻，尽可能地救出更多的生命，并提供栖身之所，药品，食物和保护。接着，银行工作人员会对我们的成员们进行家访，告诉他们，银行和他们的伙伴成员都会支持他们，以帮助重树受害者们的信心。然后我们要搞清楚幸存者具体的需要并采取措施来提供所需物品，提供紧急救援食品，预防脱水与腹泻的水和含盐溶剂，还要发放用于购买紧急种子和耕牛的现金，以及新的资本金，还为人们提供灾难贷款。我们希望我们的成员有悼念亲人的时间，但不希望他们从绝望转而沉溺于漠然与呆滞之中。我们想要他们尽快开始思考生存下去的计划。由于国家与国际上的救助通常姗姗来迟并且不符需要，受害者们只有通过自己重建家园来摆脱苦难而获得劫后余生。在灾难期间，旧有贷款的偿还期被修订并被给予偿付宽限期。当地中心在一个特别会议被赋权决定宽限的期限。我们还会研究实施一些能使该地区更为安全的长期项目，如建立一些抗龙卷风的避难所。我们在沿海地区的许多格莱珉分行现在的办公室都是用坚实的坚固混凝土建造的。
格莱珉并没有保存所有抗击自然灾害的完整统计，但据我估计，我们的贷款有5％是发放给了自然灾害的幸存者。普拉米拉·格尼·戈什（Pramila Rani Ghosh）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贷款者所经常面对的灾难情形的例证。1971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普拉米拉的房子两次被巴基斯坦军队烧毁。1984年她加入了格莱珉。1986年，她患了肠炎，住进坦盖尔医院动了手术，并被告知几年内不能工作。她的组员们提议从他们的小组基金中给她一笔贷款来付手术费用，但钱还是不够，她卖掉了她的奶牛和食品杂货店。
她用一笔新的贷款买了奶牛，而这些奶牛死于一种莫名的疾病。她又去每周中心会议从小组基金中贷了一笔60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买了一头新的奶牛。在1988年的洪灾期间，查比萨（Chabbisha）村被淹没，普拉米拉的房子被冲塌了，她失去了所有的庄稼。流行疫情又在村里暴发肆虐了三周，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探访村民，发放纯净饮水的药片。普拉米拉和数以千计的格莱珉家庭一样，收到了40公斤的麦子。她后来将那些卖麦子的钱还到中心的灾难基金，还从我们这里买了成本价的蔬菜种子。三周以后情况渐趋正常时，她已经做好准备，将食品杂货店重新开张了。
1992年，打翻的油灯引起的一场火烧毁了普拉米拉的家。邻居和村民努力帮助她扑灭了那场火，但是在复燃的烈火中，普拉米拉失去了她所有的庄稼、粮食、整个食品杂货店，还有她的两头牛，剩下的仅有她和丈夫身上穿着的那几件衣服了。大火过后的第二天上午，格莱珉的工作人员走访了普拉米拉，并组织了一个特别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向她提供一笔出自中心灾难基金的贷款。但是她决定接受一笔季节性贷款和一笔小组基金的贷款，用一部分贷款开了一个小食品杂货铺，其余的用来购买了水田的肥料。在她已长大成人的三个儿子的帮助下，她又有能力开始偿还贷款了。三个月以后，格莱珉批给她一笔住房贷款，于是她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新家。
普拉米拉现在正在使用她的第十二笔贷款。她拥有的以及租用的土地足够养活她的全家，并且一年大约卖10莫恩德稻谷。
格莱珉从最初就采取与传统的扶贫方式背道而驰的做法，我们发放现金贷款，而从不考虑首先提供技能培训。这一方针给我们招来了许多批评，甚至包括来自一些朋友的批评。在乔布拉村我们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进行正式培训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先发放贷款呢？
我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我称之为生存技能。穷人活着，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不需要我们来教，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了。所以，我们不去浪费时间教给新的技能，而是努力去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现有的技能。使穷人能得到贷款，就是使他们得以立即实践他们已经掌握的技能——编结，脱粒，养牛，拉人力车，等等。而他们挣到的钱继而转变为一种工具，成为一把开启一系列其他能力的钥匙，得以探究自己的潜力。贷款者经常彼此传授新的技艺，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生存技能。他们比我们能做到的要强得多。
许多政府决策要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顾问们在开展扶贫工作时，通常要首先推行一些非常详尽的培训规划。他们这样做是基于“穷人因缺乏技能而所以穷”的基本假设，并使他们自己的利益得以长久续存——为他们自己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不必承担任何必须产出具体成果的责任。有赖于多方援助的源流与善款预算，仅为此类培训，就在全世界兴起了一个庞大的行业。扶贫方面的专家们坚持说，穷人要想攀上经济的阶梯，培训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你进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去，就一定会看到，穷人之所以穷，并非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或是没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他们无力控制资本，而恰恰是控制资本的能力才会使人们摆脱贫穷。利润是坦然地倒向资本的，穷人处于毫无力量的境地，只能为生产资本控制者的利益劳作。他们为什么无法控制任何资本呢？因为他们没有继承任何资本或贷款，又因为被认为没有任何信贷价值而不能贷款。
我相信，许多培训规划带来的是副作用。如果格莱珉要求贷款者们必须先去参加一个企业管理培训课程才能得到做营生的贷款的话，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被吓跑。对于我们的贷款者来说，正规的学习是一件很吓人的事，那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渺小，愚蠢，毫无用处，甚至会毁掉他们天生的能力。这类培训还经常提供物质刺激来吸引人们参加培训——有时参加者会即刻得到以培训津贴为名义的好处，或是以参加培训作为得到现金或其他好处的先决条件，由此来吸引那些对培训本身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的穷人。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培训都不好，但是不应该将培训强加于人。只有当人们积极寻求并愿意为其付出代价或费用的情况下，才适于提供培训。例如格莱珉的贷款者，就确实在寻求培训，他们可能想要学会看懂存折上的数字，或是想要搞清楚已经偿还和待偿的数额。常有格莱珉的贷款者想要读懂十六条决议，学会记账，或是随时掌握业务信息，他们或者可能想学习饲养家禽，养牛，或是学习种植，储藏，粮食加工的一些新方法。格莱珉也正在将新的技术带给他们：手提电话，太阳能，互联网。很快，贷款者们就需要学会计算打电话的费用，或是学着去阅读计算机屏幕上的词语了。
在尚未创办格莱珉银行时我就对在孟加拉的国际援助机构提出过批评，我批评的最严厉的、也是现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机构，就是世界银行。这些年来世界银行与格莱珉有过那么多斗争与不合，以至于一些评论员称我们是“拳击对头”。世界银行里总还有些人懂得小额贷款是怎么回事，但由于风格迥异，多年里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干架上，而不是互相帮助。
在1986年世界食品日的电信会议上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冲突。世界食品日美国委员会的全国协调员帕特丽夏·杨（Patricia Young），邀请我和时任世界银行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