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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情况下，汝窑都是素器，不带纹饰。因为它釉厚，胎上面不好刻划。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带纹饰的汝窑呢？英国大维德基金会里有一个汝窑洗，椭圆形，洗中间刻着两条相对的鱼。因为它釉厚，刻的鱼模模糊糊，非常不容易看清楚。以致乾隆时期宫廷画谱的记载，说它是“如意暗花”纹。那些太监们看了半天，把两个鱼头看成两个如意头了，所以记载成“如意暗花”了。这件汝窑不要说看照片，就是看实物，都看不清楚。这种汝窑洗，现在全世界有两件，一件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一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般喜欢瓷器的人，首先都要看瓷器的款识，就是把瓷器翻过来看看底下写的什么。电视剧里演的买假瓷器，一翻底，下面写着俩字：西汉。都成笑话了！没东汉时，西汉人怎么知道自己是西汉。
在宋代，并没有形成瓷器底下写款的制度，只有部分瓷器写款。比如汝窑的款识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甲、乙、丙。我们一听很简单，就是编号，按照顺序。但这种编号不是烧制的时候写上去的，都是后来才刻上去的。
第二种，底下写很明确的文字，比如写“奉华”两个字。“奉华”指什么呢？奉华堂，南宋德寿宫的配殿，是宋高宗赵构的宠妃刘贵妃居住的地方，很多写“奉华”的汝窑都是她用的。史书上记载，刘贵妃还有点儿才华，会画画，她自己有两方章，一大一小，刻着“奉华”两个字，画完以后盖在上面。奉华款的汝窑都应该是刘贵妃的私人之物。
台北故宫里有个纸槌瓶，上面也刻着“奉华”两个字，中间留着一块空地。乾隆皇帝看见以后，不甘心，觉得自个儿也得刻上点儿什么。其实要说起来，乾隆皇帝地位比妃子要高。乾隆就写了首诗刻在上面：“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这个纸槌瓶原来是一个小撇口，到了乾隆时期，口碎了，镶上了一个铜圈。“口欲其坚铜以锁”，意思是想让口变得结实一点儿，只好用铜包上。乾隆皇帝对一个破瓶子还这样珍惜，你想想后来的人，当然更希望得到汝窑了。至今这个瓶子还在台北故宫，镶着当年的铜圈。
还有一种款识，只写一个字：蔡。一听就是姓氏，马上查查当时姓蔡的大官都有谁呢？不用查，蔡京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蔡”原来应该指蔡京，字写得漂亮。但因为他是奸臣，后来就把“蔡”换成蔡襄了。中国人有很强的好恶，你是一个坏人，就把你换下去。以蔡京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使用汝窑。
历史上确实有偶然发现的汝窑。英国有一个收藏家，在四十多年前逛英国的跳蚤市场，偶然发现一个汝窑，他就给买了，花了多少钱咱也不知道。但我估计没花多少钱，跳蚤市场买东西都是几个英镑的。1971年，他把这件汝窑捐给英国的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在博物馆的藏品编号中是0001号，第一号。这是一个什么汝窑呢？盏托。宋代人喝茶非常讲究，不像我们今天拿着大茶杯咕咚咕咚一通喝。宋代人端茶盏的时候得有盏托，茶盏端着烫，被烫着时样子不雅，把茶盏搁在盏托上，端着非常雅。这种汝窑盏托全世界也只有两件，咱什么东西都是两件，都在英国。这件汝窑盏托的边上刻了三个字“寿成殿”，是宋代著名的宫殿，台北故宫里也有刻“寿成殿”款的定窑白瓷。
最早从中国流入欧洲的贵重之物中，陶瓷是主项。当时的欧洲贵族家里都有古董柜，要不然显得没文化，很土。在欧洲，怎么看你是不是贵族呢？不是房子大不大，而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古董柜。这古董柜有个名字，叫“奇物柜”，就是放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虎皮斑的贝壳，那时交通不发达，内陆见不着海里的东西，觉得新鲜，没见过，就搁在奇物柜里。欧洲人把中国陶瓷搁在里头。当时欧洲人没见过这么硬的陶瓷，不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有很多误解。其中有一种误解，认为瓷器本来是一种液体，埋在地里时间长了，就成了固体。还有人认为瓷器是用蚌壳、石灰和鸡蛋皮的碎末，研在一起做成的东西。这都是很无知的猜想。欧洲人认为中国的陶瓷是类似宝石的东西，所以跟其他一些很贵重的物品摆放在一起，这是欧洲中世纪贵族之间很流行的一种陈设方式。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老太太很有心计，为了卖猫，搁一个名贵猫食盆，谁来了都不敢直说要买这盆，都说买老太太的猫，搭上这盆。老太太说：“我不能搭上这盆，我还得靠这个盆卖猫呢。”
这个笑话不是凭空而来，历史上有据可查。我们翻阅史书时发现，谁把这个名贵的盆叫猫食盆？乾隆皇帝。乾隆时期，宫廷所藏的汝窑水仙盆，乾隆就叫做猫食盆，并为此专门写过御题诗。御题诗这样写：“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音窝）食器，蹴秤却识豢恩偿。”“官窑莫辨”，其实应该是“汝窑莫辨”，乾隆皇帝分不清楚汝窑和官窑。汝窑有点儿偏蓝，官窑有点儿偏灰。一个不是搞专业的外行人看来，差距不大。乾隆就说：“这官窑（汝窑），我也分辨不清楚是宋代的还是唐代的。”“火气都无”，是个老窑瓷器，火气都没了。我们鉴定的时候常说“这瓷器火气十足”，意思就是新的，刚出炉的，所以火气大。“葆光”是说瓷器上的光泽非常舒服。我们老说一个词“包浆”，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食器”是什么呢？就是小狗的饭盆。史书上记载，观赏犬中的小狗叫“”。唐代诗人元稹有一句诗：“鹦鹉饥乱鸣，娇睡犹怒。”鹦鹉饿了以后，就唧唧喳喳乱叫唤；养的小狗睡着时，你一动它，它就发火了。养过宠物犬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它睡着了你老捅它，它就叫唤，不高兴了。乾隆就说，养的小狗只有“蹴秤”，就是踩到秤上以后，才知道主人豢养的恩情。“蹴”就是踩，一蹴而就嘛。
乾隆有这么一段动感情的描述，但是他弄错了，他把观赏犬的小狗认为是猫了。所以，乾隆十年（1745）五月传旨：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安抽屉。这个乾隆认为的猫食盆，其实是汝窑水仙盆。乾隆传旨，用紫檀做了一个座，正好把他认为的猫食盆搁在上头，下面做得比较高，插了一个抽屉。这个座做好以后，一直在清宫里收藏，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后来乾隆又下旨，把“汝窑猫食盆”给他仿一些出来，他一会儿说官窑，一会儿说汝窑，自己也分不清。猫食盆的典故，就从乾隆下旨开始蔓延出去了。你要真有一个汝窑的猫食盆，别说卖猫了，卖牛都卖出去了。
既然汝窑有这么高的地位，这么名贵，这么稀少，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比它更名贵的瓷器呢？有，就是柴窑。柴窑谁也没见过。明代宫廷在整理古董的时候，有本书叫《宣德鼎彝谱》，里面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六种瓷器，第一是柴窑，是排在宋代五大名窑之前更名贵的瓷器。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里也说“世称柴、汝、官、哥、定”，把钧窑给去掉了。
柴窑据说是后周柴世宗（柴荣）所烧的御瓷。柴荣在位仅六年，他死了以后，赵匡胤陈桥兵变，拿下江山，当了宋太祖。清人朱琰《陶说》中记载：“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当时底下人跟皇上请示，瓷器要做成什么样的呢？柴世宗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者”，相当于今天的“这”。就是说按照下雨后天放晴的那个颜色，把瓷器做出来。这只是古书上的记载，没有实物传世。包括历史上的宫廷收藏中，都没有实物。当赵宋王朝取得天下一百多年以后，汝窑就出现了。所以当学者论及古代陶瓷的时候，往往将柴窑和汝窑相提并论。
柴窑既没有发现实物，也没有发现窑址。清代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说：“今论窑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久不可得矣！得残器碎片，制为冠饰、绦环、玩具，亦足珍贵。”找不着柴窑，能找到个碎片，都已经很珍贵了。我后来就回想，我在20世纪80年代买过一件类似的东西，孔雀蓝色的四个残片，完全用金属镶在一个铜的方杯里，方杯底下有四字篆书：“世宗遗物。”我当时还真不知道它是什么，对柴窑也没有了解，后来看书才看到。欧阳修在《归田录》里就说：“柴氏窑……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欧阳修说，宋代都没有柴窑，弄到个碎片，用金属把它包起来。我当时把这个东西没太当回事，买得也便宜，我印象很深，80块钱。隔了多少年以后，我再翻箱倒柜，怎么也找不着了，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惜，要不然也可以给大家看看。但我可以肯定，那东西肯定不是柴窑，只是个想象中的柴窑。
现在有专家研究，认为景德镇的影青瓷就是柴窑。这点没有定论，只是有一说而已。还有说陕西的耀州窑是柴窑，都属一家之言。
明朝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的记载，特别文学化。他说：“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知然否？”文震亨认为柴窑非常贵，世上根本看不见。他描述了听说的样子后，自己又问了自己一句：我也不知道这对不对，反正谁也没见着。
理论上讲，汝窑的颜色最接近于柴窑。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谁见过柴窑啊，不都说雨过天青色吗？想一想，也就是汝窑比较接近了。
最后讲讲汝窑的成因。汝窑是宋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瓷器，当时为什么要烧这种青瓷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徽宗的追求。当时奸臣蔡京和各种道士都在撺掇宋徽宗信奉道教，导致宋徽宗后来笃信道教，他大力推行道教，称自己是“教主道君皇帝”。史书记载，宋徽宗设道观二十六等，等级非常多，你一年爬一级，也得爬二十六年；又设立了道学，每年举行大考；把古今道教事迹编成《道学》一书。政和七年，宋徽宗集道士2000人，一起释讲道学。他是真信，不是假信。那么，道教主张什么呢？“静为依归”、“清极遁世”，就是要很清静的这种感觉。道教仪式中，给天神写的祈祷词叫“青词”，又叫“绿章”。青词、绿章，道教都是追求这个颜色。今天台北故宫所藏的宋人书札中，有这种天青色的纸，是淡淡的一种蓝灰色，用来写道教的祈祷词。道教对青色的追求，直接影响了宋徽宗的审美。
欧阳修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饰。”意思是说：我们追求的道，就是返璞归真；我们追求的理，不用加任何装饰。这个追求的道理不仅影响了汝窑的烧造，也同样影响了宋代其他官窑的烧造。下一讲就讲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窑、哥窑。
凡事都得有人先定个调子。宋代官窑的这个调子，并不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定的。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他在立国初期，对文化并未过多顾及。赵匡胤当皇帝可能不是经过深谋远虑的，而是临时的一个冲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当皇帝。所以，他一开始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治国上。
赵匡胤在当皇帝之前，虽然对读书很有兴趣，但是对艺术的感受并不很深。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赵匡胤平定四川以后，俘虏了后蜀国王孟昶，把后蜀皇宫里的很多宝物运到汴梁。其中有一个黄金做成的盆子，上面镶满宝石，古书上记载是“七彩宝石”，都镶满了。赵匡胤就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大臣说：“这是孟昶的便盆。”赵匡胤就说了：“他拉屎都用这个，吃饭该用什么呀？使这种东西，不亡国才怪呢！”说完他就把便盆摔了。赵匡胤显然对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非常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内心对艺术还有一种抵触或是排斥的情绪。我想，每个朝代的建国初期，皇帝的心态大致都是这样，觉得艺术不重要，当不了饭吃。
鉴于南唐李后主和后蜀孟昶的亡国教训，宋朝初年，全国范围内对艺术品，以及生活中对艺术的感受，都不是很追求，尤其是统治者，对艺术的感受都比较淡漠。民间倒可能有一点儿追求。
宋朝刚建立时，赵匡胤并不认为江山稳固，所以忧心忡忡，就去找大臣赵普，征求治国方略。赵普是宋代非常有名的大臣，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赵匡胤就问赵普，国家怎么去治理，怎么才能避免五代十国那样的战争频繁，皇帝一朝朝地换。赵普就跟皇帝说，主要问题就是大臣兵权太重。我们知道，唐代对武力就比较推崇，尤其晚唐到五代十国时期，大家都是谁胳膊粗谁拿下天下。针对这样一个背景，最后赵匡胤定下的治国方略就是强干弱枝。所谓“干”，就是指中央集权。宋代的中央集权非常明确，所有事情都是中央说了算。“枝”，指地方势力。赵普认为只要削弱了地方的军事势力，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所以就有了后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国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尽管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国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