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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则在《抱朴子·诘鲍篇》对鲍敬言的“无君无法”提出批评，认为贼杀等罪恶起于自然，是人的本性，所以君臣、礼制、刑法是天理人性的要求。鉴于东晋社会法治混乱的腐败局面，葛洪振聋发聩地提出“天地之道，不能纯仁”，仁不过是为政的脂粉，刑才是御世的辔策。他主张严刑峻法，甚至要求恢复肉刑；要求划一法律，明刑不滥；诛贵罚上，严惩不廉，这些主张充分显示了他承认法律的权威与普遍性原则，但他严刑是以维护礼教为出发点的。是为使君臣有道，德合天地，他承认礼序尊卑是社会的纲常，故这种重法思想有相当局限性。葛洪到了晚年，这种重法思想也消退了，在《抱朴子·明本篇》中，流露了取消刑法的无为观念。葛洪的思想较复杂，既信奉道教，又推崇懦学，也一度力主明法严刑，企图揉合儒、道、法于一家，为封建统治提供更广泛的理论基础。兼取儒、道、佛、法各家学说，这正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上举张湛《列子注》所主张的治内心不治外物，也渗杂了儒、道、佛的观点。
南朝的法律思想与东晋相差不大，梁刘勰作《赏罚》，认为“圣人之为治也，以仁化爱民，然不可废刑罚者，以民之有纵也。
是以赏虽劝善不可无罚；罚虽禁恶不可无赏，赏平罚当，理道立矣。”
南朝社会玄风弥笃，谈玄为高逸，说法为庸俗，故很少有涉及法律思想的争论。
北朝的法律思想不像魏晋这样丰富多采，基本上以儒家仁政德治为主导思想，但又较注重法治，礼法并重，从历次修订的律令及统治者的政策可看出。孝文帝时颁遣民狱诏明确主张“重礼慎刑”；李彪的“请三春不行刑疏”，“大臣不加刑奏”，则比较倾向于儒家学说。北齐天保八年李德林策秀才时对罢刑狱策，提出应“稍简刑书，渐行礼教使■ 远至，咸感仁心”。礼在北朝的法律思想中一直占优势。后周的苏绰则承魏晋法律思想体系，对刑礼关系有比较辩证的看法。他在大统七年所上的六条，全面地体现了他的法律思想。第一条为治心身，提倡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第二条为敦教化，主张教民以孝悌、仁顺和礼义，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上无教化，唯刑是用，是世道凋丧的表现；第五条为恤刑狱，提出赏罚得当，以达到止恶劝善的目的，强调治狱之官须戒慎，斟酌礼律；审讯则先以五听，参以验证，不冤枉无辜，也不放过罪犯。这些主张都体现了重法慎刑的思想。但其核心仍然是德主刑输。
法律思想经过魏晋的刑礼比较讨论，从东晋开始，逐步形成了礼律并重，以刑辅德的观点，承认法制的重要性及普遍适应性。但又以法治为礼治的手段，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教，同时，逐步把儒、法、道、佛等各派思想糅合为一体，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律思想体系。
律学与律家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烧毁了法家著作，并禁止私学法律，使律学的发展受抑制；西汉提倡“独尊儒术”，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学的发展。至东汉，律学研究才开始复苏，汉魏之际出现了一批涉及法律的著作，如应邵的《律略论》，叔孙通、赵禹、张汤等编纂了一些傍律、单律。马融、郑玄等名儒也对汉律进行章句论释，十多家章句多达数十万言。然而，汉律基本上是依附于经学的，注律者皆为当世名儒，他们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以律文附会经义，也使儒家学说渗入法典内容，这种律学研究实际上处于附庸的地位。至魏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律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法律专门著作。三国时，刘邵作《法略论》，专门探讨法律理论。钟会著《道论》二十篇，史称钟会“实刑名家”；丁仪著《刑体论》，专论刑体问题。刘廙因与丁仪观点不同，也著书数十篇，与丁仪就刑体展开广泛讨论。入晋，律学著作进一步专业化，贾充、杜预《刑法律本》二十一卷，专门解释泰始律，张斐著《律解》二十卷，《杂律解》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一卷、《注律表》一篇。律学在两晋达到一个高峰，大批的专业著作和律学家的出现，说明律学开始脱离经学而独立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而且律学理论不再停留在战国时期法家关于法律性质、作用等一般规律问题上，逐步深入到具体理论问题，如罪名刑名，定罪量刑标准，立法原则，法典体例，诉讼审判理论及法学基本观念等。如西晋时刘颂提出了罪行法定的初步原理，认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未论”。杜预也主张“审名分，塞异端”以及熊远的“王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这些主张在实质上与十八世纪西方“法无明令规定不为罪”的法律原则有相似之处，而中国在三世纪就已见端倪。当然，由于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比附定罪的存在，罪行法定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理论的提出也是一种进步。
关于法律基本概念，张斐在《法律表》中对故犯、过失、贼、斗、赃、盗等二十多种律义进行较名，亦即给予明确定义。如“其知而犯谓之故”，“背信藏巧谓之诈”，“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不意误犯谓之过失”，“二人对议谓之谋”，“取非其物谓之盗”，“货非其利谓之赃”。张斐给这些法律概念所下的定义，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也有一定科学性，故一些定义仍沿用至今。
关于定罪原则，刘颂提出要区别故犯、犯罪、过失的差别，涉及到犯罪动机的理论；张斐也认为议刑要“慎其变，观其理”。有许多行为相似而罪行性质迥异，故执法时，须审慎辨别罪行与罪行之间，故犯与过失之间等等的差别。
关于司法审判，张斐提出了刑、理、性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认为“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故定罪正刑不仅要有人证、物证而且要本其心，审其情，观察罪犯的表情、眼神、脸色来协助判断，这种主张包含犯罪心理学的原理。
关于立法原则，刘颂提出“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就是说法律的制订应依据实际状况，运时而应，又要以普遍存在的一般状况为基准，不能以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为立法依据。同时，又主张限制君主对立法，司法的干涉，提出“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法律一经制订，就不要任意改动。然而，刘颂同时又承认立法“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得以拟议”，故对君主立法权司法权的限制也是十分有限的。
关于法典编纂原则，张斐对魏所创以刑名为篇首的体例进行了理论阐发，认为“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之纲领。”故刑名为全律之核心，应置于诸篇之首，统领全律，经过张斐的理论阐发，这种体例遂为封建法典定制。杜预则提出了“简直”的原则，认为律文、法例必须简洁明确，使人一目了然，才便于遵守和执行，这样，扼法的人也自然会减少。若律令繁杂，人们难以辨识哪些属非法，便容易触犯法令。这种编纂原则是较合理的。杜预参与修订的晋律，正是依据这种指导思想，对汉魏旧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削，使晋律“■其苛移，荐其清约”。
必须指出，西晋的法律思想和律学虽然有很大发展，所提出的法律理论亦具有一定科学性和进步意义，但其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家学说和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科学和进步意义也有很大的局限。
南朝不尚刑名，律学大衰；北律虽重法治，但在律学理论上亦没有重大突破。比较具有特色的是律学的专业化倾向。崔祖思曾上疏“请择人习律令奏”。北朝研习律令风气较浓，加上家学传统形成了律学世家，如渤海封氏，封琳参与议定北魏太和律；封隆之、封述参议东魏麟趾格；封述又主持删定北齐麟趾新格，后又与封绘参议北齐河清律。
第五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制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这一时期的法律，与历代封建法律一样，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保证统治者特权，镇压被压迫阶层的反抗，维护皇帝的最高统治。皇帝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法自君主出，又自君主废。皇帝可以任意刑罚和赦免一切人。虽然，这一时期较进步的法律思想家曾提出限制皇权对立法和司法的干预，但这只是理论的空谈，而且这种企图也是十分局限的。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与其他时期相比，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法典的儒家化与礼治主义的确立战国时期的《法经》和秦律，出于李悝、商秧之手，师宗法家之说。萧何修汉律，摭采秦律，大体上也本于法治精神，法典属于法家的系统。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垄断了各个领域，也开始了对法律的渗透，表现为郑玄、马融等大儒为法律章句。汉律通过名儒用儒家经义进行解释，面目渐非。然而，儒家正式地有系统地编纂法律，则始于曹魏。魏律的编修者陈群、刘邵等皆为当时名儒。其学术思想属于儒家系统。刘邵曾受命集五经，以类相从，正始中，执经讲学。对礼乐经典有精湛研究，著《乐论》十四篇，其政治思想是制礼作乐以移风易俗。阵群出于颍川世家，自幼受儒家学说的教育，精通经典（从奏疏辄引《诗》经、《礼》经可看出），政治思想是主张崇德布化。魏律在这些名儒的编纂下，内容上吸收了不少儒家学说。如恢复复仇的法定地位。《礼记·曲礼》有关复仇之义，认为父仇不共戴天，为父祖复仇被视为孝义之举。至西汉逐步禁止①。虽然事实上存在复仇，但法律上是禁止的。魏初也禁复仇，但太和修律时又恢复了复仇为法定行为，魏律规定：“贼计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不同的是附加了限制，“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又秦汉有异子之科，为商鞅变法所定，旨在分化宗法纽带，促进经济发展。但与《礼记》中：“子无异财”的经义相悖，魏律正式规定“除异子之科，使父予无异财”。再如《周礼·秋官》有八辟丽邦法，给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官僚以法律特权，有罪先请，议而从轻，这种法制原则，至战国时代受商鞅、韩非等法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提出“刑无等级”，“法不阿贵”，要求实行一刑制。但至汉代，贾谊等大儒重新鼓吹、刑不上大夫”。曹魏正式以八议八律，用法律形式承认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此后，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皆以八议八律，成为固定的法律制度。
晋律也出于名儒之手。杜预精于经籍，自称有“《左传》癖”，撰《眷秋左氏集解》；荀f “明三礼”，“知朝廷大仪”。在法律内容上，晋律“峻礼教之防”，如“重奸叔伯母之令”，“崇嫁娶之要”，首创“准五服以治罪”，使“依服制定罪”成为封建司法原则，正如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① 关于汉禁复仇，有不同意见。史载确有复仇之例，但属非法。建武初，桓谭上疏，认为私仇结怨，子孙相报，结果加深忿恨，以至灭户殄业，建议“今宜申明旧令”，禁止复仇，敢私复仇者加刑，家属徙边，故知汉有禁复仇之令。
创造晋室，统治中国，其所制之刑律尤为儒家化”。南朝完全沿袭晋律，与儒家系统一脉相承，北朝法律亦是秉承华夏儒学之正宗，在法典史一章已详述。尽管拓跋氏处于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早期律令中带有一些落后的因素，但整个法制系统是本于儒家学说的。特别是后周律，完全模仿周礼定律，是儒化最突出的例子，但由于后周律过分注意形式上的复古，不能适应已发展的社会环境，故很快被淘汰了。
除了儒家取代法家编纂法典，进行儒家学说的渗透外，注律也全盘儒化。曹魏明帝规定注律只能采郑玄之说，不能杂用其他解释，确认了儒家释律的唯一合法地位，从而排斥了其他学说的解释法。晋律亦规定：“凡为驳议，当合经传。”北朝凡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律令的运用及审判也儒化。春秋决狱在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尤以北朝为突出。司法官员在决狱时，往往曲法全礼，对一些出于孝道，符合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但却触犯法律的案例，都不卒决，以疑狱上报，最终多是赦免有罪。（如晋的王谈《太平御览·刑法部》引《续晋阳秋》，宋的钱延庆，齐的朱谦之，梁的张景仁，后魏的孙男玉、孙益德等，见有关人物传）封建伦理纲常具有超越法律的效应，充分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治特点。
总之，以儒入法发端于汉末，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历代的渗透，法典的儒化一朝比一朝严重，后一朝法典不仅吸收了前一朝法典中儒家因素，扬弃法家因素，又不断加进新的儒家因素，法典内容、形式的儒化愈来愈完备，至唐代，遂产生了“一准于礼”的典型封建法典——庙律。
浓厚的宗法家族主义色彩宗法理论的核心——孝悌成为刑罚的原则，违反孝悌可以科罪，不孝即犯法。三国时魏甘露五年（260）诏：“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不孝，尚告治之。”晋律：“子不孝父母，子弃市。”不听父母的教导，则以斗讼罪处刑。南朝律令规定子弟不听父母之训，敬恭有亏，父母可杀之（《宋书·何承天传》）。刘宋时，张江陵与妻吴氏咒骂母亲黄氏，黄氏忿恨自杀，结果判张江陵枭首，吴氏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