吣辏�450），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② 《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① 《晋书·地理志下》徐州与扬州条。
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480）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1。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3。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364）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1。《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2。《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①，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413）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②。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① 《晋书·成帝纪》。
①② 《宋书·武帝纪中》。
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376）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1。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2。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隋书·食货志》说东晋“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便是这一段的税法。之所以无课役，是因为受到诸王公贵人的荫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间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376）改行口税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和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田租是亩税，户调仍旧要“结评百姓家赀”①，九品相通输入于官。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这从太元元年实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税的制度，即可知之。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税起，至太元八年（383）淝水战后“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②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太元八年淝水战后增税米口五石起，至东晋灭亡止。《隋书·食货志》说的“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即税米口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便是这一段的税制。它的特征是，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制度。如按另一种说法，西晋一户以一丁计，那《隋书·食货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绢、丝、绵，便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是一个印证。王玄谟之法承袭的当是淝水战后东晋之法。
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规定废止。范宁说过，当时“举召役、调，皆相资须”①。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爽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的话②。百姓是既① 《晋书·刘超传》。
② 《晋书·孝武帝纪》。
① 《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② 《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殣不绝”的现象。
在役法上，东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这与西晋同。“男年十六亦半裸，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这比西晋役及十三岁以上要轻。特别是关于“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已开北朝与隋朝规定每年役期之端，二十日与隋同。另有“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规定。③③ 《隋书·食货志》。
第五节南朝赋役制度南朝的赋役制度又有变化，其突出表现是新的赀税的出现，关■之税比重的加大，役法上雇借的产生。
南朝宋孝武帝时，周朗上言说到：“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①周朗所谓“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说明当时行的是赀税。周朗所谓今宜“户减其税”，说明当时赀税的征收，以户为单位。周朗所谓树长一尺，田进一亩，屋加片瓦，税也跟着增加，说明当时的赀税，完全根据各户财产的多少，非分九品。②即在宋孝武帝时，实行占山格。《宋书·羊希传》所载官吏及百姓占山，“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这正是因为当时行的是赀税，而山也是赀，所以自当条上赀簿，一体纳税。税制由东晋后期的租调九品相通变为完全按照财产的多少纳税，当在宋孝武帝时。
南齐萧子良的《陈时政启》说过与周朗同样的话。“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伐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③所谓“围桑品屋，以准赀课”，即周朗说的桑长一尺，围以为价，屋不得瓦，皆责赀实。这说明齐时税制一同于宋。“围桑度田”，计赀定课，按《南史·罗研传》的说法，是南朝的“故事”④，即定制。
宋时又出现了所谓“三调”。《南史·孝义传上》记宋元徽末年，“有三调不登者”，吴翼之母丁氏“代为输送”。三调，据《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注，为“调粟、调帛与杂调”，又名“三课”①。征收方法，据《宋书·隐逸传·刘凝传》所说“一年三输公调”，似为一年三次分别征收。南朝史籍中所见租税即“调粟”。齐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戊申诏说到“所逋田租。。其非中赀者可悉原停”②。说明租粟按赀征收。
三调是与赀税同时产生的，它是南朝赀税征收的形式。所谓调粟、调帛与杂调，并不就是调实物。周朗说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是调钱。齐明帝建武四年十一月丁亥，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可详减旧价”③，也是调钱。南朝有所谓“折课市取”④，课即三课或三调，折收钱币，市取是官府用折收来的钱币，从民间购买军国所需的物资。将折课市取与周朗、齐明帝的话互相参证，便可明瞭南朝的三调是调钱。南朝史料中关于市取的记载颇多。《宋书·武帝纪下》永初元年秋七月记有：“台府所需，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租已折钱，故军国物资不① 《宋书·周朗传》。
② 一说南朝赋税仍为九品相通，依据为《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此说不承认宋孝武帝以后有何变化。
③ 《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④ 罗研附于《南史·邓元起传》。
① 见《南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诏。
② 《南齐书·武帝纪》。
③ 《南齐书·明帝纪》。
④ 见《隋书·食货志》。
能再责成租民办理。《后废帝纪》元徽四年记有：“敕令给赐，悉仰交市。”之所以要悉仰交市，是因为粟、帛、杂物均已折钱，敕令给赐，必须购买。《南齐书·武帝纪》记有：“可现直和市”，“其和价以优黔首”。此令是针对往常的强买而发。这种交市、和市或市取，唐朝称之为“和买”，与‘折课”是不可分的。不收粟、帛、杂物而收钱，从赋税发展史来说，与财产税的出现一样，也是一个进步。
南朝士人可以免除赀税，但官吏不能都免。复与不复，以士庶分，非以官民分。《宋书·王弘传》有所谓“复士”，这种复士包括“无奴之室”的、无官爵的士人在内。从《宋书·羊希传》说的官吏和百姓占山，一律“条上赀簿”来看，庶民出身的官吏，是不能免除赀税或三调的。士人到底有多少？沈约说：“且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①这近万士人是可以享受免税免役特权的阶级，是不课户。
以三调为形式的财产税，在梁陈时期，基本上维持下来。梁天监初，一度改调帛为“计丁为布”②，但后来又有“三调”③。
赀税或者说财产税，适用于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户，是南朝最重要的税收。此外，南朝还有一项重要的税收，即关市之税。
北魏的甄琛说过，南朝“崇关廛之税”④。廛税即市税，市中有收税牌告，叫樢格。南齐萧嶷徒镇荆州，尝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以税还民”⑤。南朝都城建康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所，备置官司，税敛很重⑥。
南朝又有“输估”与“散估”。《隋书·食货志》说：“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这种输估与散估，是市税的一种。
关税即关津之税。在南朝，有埭、桁、渡、津税①。埭税即牛埭税。南朝于风涛迅险、人力不济之处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运。如越州肖山县西钱塘江岸的西陵埭、浦阳江的南北津埭等都是②。始立牛埭，尚在济急利物，后来的监领者却“禁止别道通行，或力周而犹逼责租牛”③，遂成民病。津为过津税，四方都有。南朝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