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逻辑被看成是具有同一对象的知识的两个不同分枝。即使那些其体系已经大大背离了古典的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现代逻辑学家，也仍然持同样的见解。 “ 归纳逻辑 ” 的创始者约翰 · 斯图亚特 · 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就明确说过，语法是逻辑最基本的部分，因为它是对思维过程进行分析的起点。在穆勒看来，语法的原理与规则乃是使语言形式和思想的普遍形式相符合的手段。但是穆勒并不满足于这个论断。他甚至假定，一个特殊品词系统 —— 一个从拉丁语法和希腊语法中推演出来的系统 —— 有着普遍的客观有效性。在不同的品词之间的差别，在名词的格、动词的时态和语气，以及分词的作用等等之间的差别，都被穆勒认为是思想的差别，而不仅仅是语词的差别。他宣称： “ 每个句子的结构，就是一个逻辑的课题。 ” 语言学研究的进展使这种理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因为人们一般都已认识到，词类系统并不具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特征，而是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词类系统。此外，还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些从拉丁语系衍生而来的语言，它们的许多特征也不可能用拉丁语法的通常术语和范畴来充分地表达。法语的研究者们常常强调指出，法语语法如果不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们所写的话，一定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他们认为，拉丁语法的特征应用于英语或法语，已经导致了许多重大错误，并且已经证明这种做法对于不带成见地描述语言现象是严重的障碍。当我们考察不同于印欧语系的那些语言时，许多我们认为是基本的和必然的语法特征就都失去了它们的价值或至少是变得非常不确定了。那种认为一定存在着一个确定的和唯一的词类系统，而这种系统又是理性的言语和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的看法，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错觉。
所有这些并不必然证明，我们必须放弃一个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的普遍语法这种古老概念。但是我们必须重新界说这个概念，必须在新的意义上系统地阐述这个概念。把所有的语言都削足适履地强行塞入一个唯一的词类系统，这肯定是徒劳无益的。许多现代语言学家甚至都已警告我们提防 “ 普遍语法 ” 这个概念本身，认为它与其说是表达了科学的理想，不如说是表达了一个偶象。不过，并非这个领域的所有研究者们都持这样一种坚决的极端态度。一直有人在竭力维护和捍卫哲学语法的概念。奥托 · 叶斯柏森曾写了一本专论语法哲学的书，在那里他试图证明，在那些依赖于实际发现的每种语言的结构的句法范畴之外、之上或之后，还有一些范畴，它们独立于现存语言具有的多少有些偶然的事实。这些范畴是普遍的，因为它们适用于一切语言。叶斯柏森提议把这些范畴称为 “ 纯理论的范畴 ” 。他还认为，语法学家的任务就是在每一种事例中研究纯理论的范畴与句法范畴之间的关系。同样的观点也被另一些学者如耶姆斯泰 Hjelmstev 和布吕达所表述。根据萨丕尔的看法，每种语言都同时包含着某些必然的不可或缺的范畴与另一些有较多偶然性质的范畴。因此，一般语法或哲学语法的观念，决没有由于语言学研究的进步就变得无效，只是我们再不能期望用以往尝试过的简单方法去得到这样的语法了。人类言语所必须履行的不仅是普遍的逻辑任务，而且还是社会任务。这种社会任务是依赖于语言共同体的特殊社会条件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期望在语法的形式与逻辑的形式之间有着实在的同一性和一一对应性。关于语法形式的经验的和描述的分析，在提出的任务和导致的结果方面，都是不同于例如卡尔纳普在其《语言的逻辑句法》中所作的那种结构分析的。
３
要想找出能引导我们穿出扑朔迷离的人类言语迷宫的阿里阿德涅彩线，我们可以以双重的方式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努力去寻找一个逻辑的和系统的次序，或者一个编年史的和发生学的次序。在第二种方式下，我们试图把各种独特的方言和不同的语言类型追溯到一个在前的较为简单和无定形的阶段。这一类尝试是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家们经常进行的。当时的流行见解就是：人类言语在能达到其现存形式以前，一定曾通过一个没有任何明确的句法或词法形式的阶段；语言最初是由简单的要素 —— 单音节的词根所组成的。浪漫主义喜欢这种观点。 A。 施莱格尔 A。W。Schlegel 就曾提出一个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语言是从较早的无组织无定形状态发展而来的。它从这种状态中以固定的秩序逐一过渡到更高级的一些阶段 —— 过渡到分离阶段、合成阶段、词尾可变化阶段。根据施莱格尔的看法，有词尾变化的语言是这种进化的最后阶段，它们是真正有机的语言。一般说来，透彻的描述分析已经摧毁了这种理论所依据的证据。汉语 它常常被引证来作为由单音节词根组成的语言的一个例子 或许就可以被看成是词尾变化阶段先于它现在的分离阶段的。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语言竟会是没有形式的即没有结构的成分的，虽然形式联系的表现，诸如主语和宾语的区别，定语和谓语的区别，在各种语言中是极为不同的。无形式的语言不仅作为历史构成物是极可怀疑的，而且它本身也会陷入语辞矛盾。最不开化的民族的语言也决不是无形式的，与此相反，它们总是呈现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对世界上的语言具有最渊博知识的现代语言学家梅耶 A。Meillet 宣称，没有什么已知的方言能使我们对原始语言有丝毫的观念。人类言语的所有形式，就其以清晰而恰当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而言都是完善的。所谓的原始语言，就其符合于原始文明的状况和原始心灵的一般倾向而言，与我们自己的语言之符合于精致深奥的文明的目的并无二致。例如在班图语系的语言中，每一个名词都属于一定的类，而每一个这样的类都具有它特有的前缀。这些前缀不仅出现在名词身上，而且根据一个要求语法一致以及数、性、格等一致的非常复杂的体系，在与这个名词相关的句子中的其它一切成分中都必须重复这些前缀。
对于独特方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类型的异质性，哲学家的看法是与科学家的看法大相径庭的。语言学家对此感到欣喜，他投身于人类言语的海洋之中而不希望探测它的真正深度。而在所有的时代中，哲学则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莱布尼茨曾强调，没有一种普遍的文字，我们就永远找不到一种普遍的科学。现代符号逻辑遵循着同样的趋向。但是，即使这个任务完成了，人类文化哲学将仍然不得不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分析人类文化时，我们必须接受具有具体形态及其多样性和歧异性的事实。语言哲学在这里所面临着的，是在每一种符号形式的研究中都出现的同一困境。所有这些形式的最高的，确实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人们统一起来。但是，这些形式如果不同时把人们加以分开和分离，就不能造成这种统一。这样，确保文化的和谐性的努力，反而成了最深刻的不和与纷争的源泉。这是巨大的矛盾，是宗教生活中的辩证法。同样的辩证法也出现在人类言语中。没有言语就不可能有人们的共同体。然而，对这种共同体来说，又再没有比言语的多样性更重大的障碍了。神话与宗教拒绝把这种多样性看成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实。它们宁可把它归之于人的错误和罪过，也不把它归之于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许多神话都与《圣经》中 “ 巴比伦塔 ” 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使在现代，人也仍然深深地向往着那人类只拥有一种共同语言的黄金时代。他回顾他的原始状态就象回顾失去的伊甸乐园一样。要建立一种亚当的语言 lingua Adamica 人类最早祖先的 “ 真正 ” 语言，一种不仅是由约定俗成的记号所组成，而且正是表达了万物的本性与本质的语言 —— 的古老梦想，即使在哲学的领域中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个建立亚当的语言的问题，继续被十七世纪的哲学思想家和神秘主义者们认真地讨论过。
然而，语言的真正统一性 如果有这种统一性的话 ，不可能是一种实体的统一性，而必须更确切地被定义为一种功能的统一性。这样的统一性并不以任何质料的或形式的同一性为前提。两种不同的语言，无论在它们的语音系统，还是在它们的词类系统方面可能都代表着两种相反的极端，这并不妨碍它们在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中履行同样的职务。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手段的差异性，而是它们在目的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共同目的在一种语言类型中会比在另一种语言类型中达到得更加完善。洪堡一般是不愿对特殊方言的价值下判断的，但即使是他，也仍然把有词尾变化的语言看成是一种典型和模范样态。对他来说，词尾变化的形式，是唯一有规律的形式，是完全一致并遵循严格规则的唯一形式。现代语言学家已经警告我们提防这样的判断。他们告诉我们，并没有共同的和唯一的标准可以对各种语言类型作出评价。在比较各种类型时，或许一种类型有一定的优点，但是严密的分析常常使我们相信，我们所说的某种类型的缺点可能会被另一些优点所补偿和抵消。萨丕尔宣称，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语言，我们就必须使自己摆脱偏爱之心，使自己习惯于以同样冷静而又关切的超然态度来看待英语和霍屯督语。
如果人类言语的任务只是复制或摹仿事物的既定秩序或现成秩序，那么我们几乎就不可能保持这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两种不同的摹本中，归根结底必定有一个更好些；必定有一个更接近原本，而另一个则较为远离原本。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言语具有创造的和构造的功能，而不是单纯的复制功能，那么我们就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假如这样的话，具有至上重要性的就不是语言的 “ 功 ” work ，而是语言的 “ 能 ” energy 。要计量这种能，我们就必须研究语言过程本身，而不是简单地分析它的结果、产物和最终效果。
心理学家们一致强调，若不洞察人类言语的真实本性，我们关于人类心灵发展的知识就是不彻底不充分的。然而，关于言语心理学的方法，仍然有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我们是在心理学的实验室还是语音学的实验室里，或是仅仅依靠内省的方法去研究言语现象，我们总是得到同样的印象：这些现象是如此转瞬即逝、变幻不定，以致使追求稳定性的一切努力全都落空了。那么，在不会说话的生物 —— 还未学会说话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 —— 的心理态度，与那种以一个充分掌握母语的成人为特征的心灵结构之间，基本的区别究竟何在呢？
出乎我们的意料，根据言语发展中的不正常事例倒是比较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前面提到的海伦 · 凯勒和劳拉 · 布里奇曼的病例已经说明了这一事实：随着对言语的符号系统有了最初的理解，儿童生活中一个真正的革命就发生了。从这一刻起，他的全部人格的和理智的生活都采取了全新的姿态。粗略地说来，这种变化可以说成是，儿童从一个较为主观的状态走向了一个客观的状态，从单纯的情感态度走向了理论的态度。这样的变化虽然很不引人注意，但在每个正常儿童的生活中都是可以看到的。儿童本人是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新工具对其精神发展的重要性的。他并不满足于以单纯接受的方式被教导，而是积极地参加到言语过程中去。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逐步客观化的过程。海伦 · 凯勒和劳拉 · 布里奇曼的教师们已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儿童一旦理解了名称的用处，是如何急不可待地继续追问着她们周围一切物体的特殊名称的。这也是正常的言语发展中的一般特征。梅杰 D。R。Major 指出： “ 儿童从第二十三个月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尽力给事物命名的狂热，仿佛要告诉别人这些事物的名称，或要使我们注意他正在审视的事物。他会看着、指着，或把手放在一个东西上，说着它的名字，然后再看着他的同伴们。 ” 这样的态度，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名称在儿童的精神成长中有着头等重要的功能的话，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如果一个正在学习说话的儿童只是不得不学习某个词汇，不得不在他的心灵和记忆中印上一大堆人造的和随意的声音，这就是纯粹的机械过程。要一个儿童不带任何勉强地来从事于这样的机械过程，那一定是非常吃力和厌倦的，并且一定需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因为要他做的一定是与实际的生物需要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在某一时期总会出现在每一正常儿童身上，并且被所有的儿童心理学家所描述的那种 “ 对名称的渴求 ” hunger for names 则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形。它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正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靠着学会给事物命名，儿童并不只是在他原先的关于现成经验对象的知识中加上了一张人为记号的目录表，而毋宁是学会了构成那些对象的概念，学会了与客观世界打交道。从此以后，这个儿童就站在更坚实的地基上了。他那含混模糊、波动不定的知觉以及朦胧的情绪，都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姿态。可以说，这些知觉和情绪围绕着作为思想的一个固定中心和焦点的名称而具体化了。没有名称的帮助，在客观化过程中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就始终都有在下一瞬间再度失去的危险。一个儿童有意识地使用的最初一些名称，可以比之为盲人借以探路的拐杖。而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则成为走向一个新世界的通道。这里的一切进步都开辟了新的视野，开阔和丰富了我们的具体经验。想要说话的渴望和热情，并非出自单纯的要学习或使用名称的欲望，而是标志着企图探知并征服一个客观世界的愿望。
在学习一门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