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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痹或不完全麻痹通常发生在四肢，病人会模拟一般观念里的麻痹，而有单瘫、半身不遂、全身麻痹等，但与真正中枢神经系统障碍引起的麻痹还是不太一样，譬如真正半身不遂的病人，走路时是以臀部为支点作回转式地移动麻痹的下肢，而歇斯底里性半身不遂则是拖着麻痹的脚走，若仔细检查患者麻痹的部位，可以发现肌肉功能正常，并无萎缩现象。另外，声带肌肉的麻痹会导致歇斯底里性哑巴，病人虽不能说话，但却能咳嗽或耳语。
在感觉系统障碍方面，包括麻木、感觉过敏或感觉异常等。皮肤的感觉障碍可以发生在任何部位、任何形状及任何形态，但以四肢较多。如果病人四肢有歇斯底里性的运动系统障碍，在该部位通常就“理所当然”地有感觉障碍，但其分布与感觉神经系统的分布并不一致，而是属于病人观念里的想象区域，譬如刚好是手套或袜子覆盖区域的麻木，或者从前额到会阴以正中线为界的半身麻木，但这都违反了体内感觉神经纤维分布的情形。
感觉器官的障碍最常见的是各种不同程度的单侧或双侧的盲、聋，病人虽然抱怨说他的两只眼睛都“瞎”了，但走路却很少跌倒或伤害到自己。若将一杯水放在桌子的边缘，要“瞎眼”的病人自己去拿时，他探出手来，看来虽是在杯子的四周乱摸，但却绝不会碰到杯子让它摔落，在这样有惊无险地乱摸一阵后，他会抱怨说他“拿不到”，而要求别人拿给他。
从这些“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形成这种有违神经病理学的症状可能“另有原因”，但在当时神经学泰斗沙考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医师还是认为它们是神经系统方面的毛病。弗洛伊德原也专攻神经学，早年亦曾远赴巴黎，受教于沙考门下。对歇斯底里症，他起初也接受沙考的神经病变说，但后来在接触南西学派（Nancy School）以催眠术除去病人歇斯底里症状的神奇效果后，他开始认为歇斯底里症可能有心理的原因。在回到维也纳后，他又和布鲁尔医师合作，布鲁尔告诉他治疗O小姐（即前述案例）的经验，使他更加相信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随后，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临床经验里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于是两人合写了《歇斯底里研究》一书，确立了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
但在形成歇斯底里症的“心理结构”（Psychological mechanism）方面，弗洛伊德和布鲁尔的见解稍有不同。虽然两人都同意它肇因于过去的心理创伤事件及伴随之情感的郁积，但布鲁尔认为，在事件发生时，患者没有或无法发泄其情绪，主要是因为他的意识正处于恍惚或转变状态中，多少有“身不由己”的意思（如前述案例中的O小姐）。而弗洛伊德则进一步提出“潜抑”（repression）的观念——因为这些情绪是患者的道德、教养所不容许的，所以他“主动”将这些情绪连同该创伤经验驱赶出意识层面——也就是潜抑到潜意识（unconscious）里。积压的情绪不得发泄，终于“转化”成肉体方面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通常是该创伤经历的象征性表现。
本档案可以说是弗洛伊德这个理论的生动说明。女歌唱家第一次出现的症状“窒息及喉咙窄缩感”，正是她对姨父种种恶行及对她辱骂等“隐忍不言”的象征性表现；至于她第二次出现的症状“手指尖的麻刺感”，则是早年替坏姨父搔背时，受到性骚扰的心理创伤所致。此一创伤经历原本积压心中，还没有找到“出路”，但在跟好舅舅的钢琴事件中，她被舅妈怀疑与舅舅有性的瓜葛，而且媒介同时是“手指”（弹钢琴与搔背），在极度慌乱、无辜被疑所引起的愤懑中，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它的出路——“手指尖产生麻刺感”。
治疗的方法跟前述案例一样，都是将病人催眠（弗氏后来改用自由联想），降低她的心理潜抑，重温那段“不想记起”的情感性创伤经历，将它们“说”出来，并对它们采取新的看法，让积压的情绪得到发泄，身体症状即会跟着消失。
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可以说是他对精神疾病（特别是精神官能症）动力学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源头，因为这些研究，而使他从一个神经学家逐渐蜕变成精神学家。
就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来说，弗洛伊德认为，病人常“选择”某些身体症状来表现他们的心事，譬如这个病人选择“窒息及喉咙窄缩感”来表示她“隐忍不言”、“如鲠在喉”的心事；而另一个病人则选择“颜面神经痛”来表示她对丈夫曾“掴她一巴掌”的愤懑；而在《少女杜拉的故事》里，杜拉有一种歇斯底里性咳嗽，这乃是她“认同”于被她视为情敌的另一个女人的症状所致。但所谓象征、隐喻、意义等，乃是文学与哲学的范畴，而非医学的范畴，因此，当弗洛伊德将他的注意力从病人症状的“生理特征”转移到其“象征意义”时，他事实上已脱离了科学史学家孔恩（T。 Kuhn）所说的传统医学“典范”，或者说他尝试建立另一个崭新的、介于医学与哲学之间的“典范”，这也使他从一个“医学家”慢慢蜕变为“哲学家”。今天，有不少人认为，精神分析学说并非一个“科学体系”，而是“哲学体系”，可谓其来有之。
但我们必须在此强调，将精神官能症的重心转移到“心理”层面，并不意味它和“生理”因素无关。其实，从经历同样的心理创伤事件，但并非每个人都会出现精神官能症的事实即可看出，它还是有相当的“体质”因素。虽然它未必是沙考所说的神经系统的“遗传性变质性作用”，但却是一种必要的内在因素。现代的看法认为，体质因素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必要条件”，而外在事件的刺激只是“充分条件”。
学生物科学出身的弗洛伊德，是不可能否定精神官能症的体质因素的，但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要深入研究体质因素，有其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心理因素上。即使时至今日，医学界对精神官能症的“致病体质”问题还是说不清楚，因此，本书在解说时，对体质因素只是点到为止，而着重于心理因素的阐述。
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新娘
当丈夫醒来时，发现身边的妻子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他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她死了，但摸摸她的身体，却还是温的……
一个不久前才快快乐乐结婚的年轻女士，在新婚燕尔期间，就让丈夫产生很大的困扰。因为有一天早上，当丈夫醒来时，发现身边的妻子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他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她死了，但摸摸她的身体，却还是温的，于是他猛力摇晃妻子，好一会儿，她才如从大梦中醒转过来般，恢复神智，而刚刚的恐怖症状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情形不止发生过一次。对此一“挺尸现象”，丈夫由惊愕而好奇，忍不住追问她。在丈夫的追问下，她才支吾地说从少女时代起，就偶尔会在早上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是家人发现而告诉她的），有时在白天清醒的时刻也会如此，但情况并不严重。如今既然被丈夫看到了这种恐怖的丑态，她也无法隐瞒，但她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怪毛病。
丈夫怜惜地看着这位既亲密又陌生的新婚妻子，在责任感或者说是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带妻子去找弗洛伊德医师，寻求治疗。
弗洛伊德认为这位新娘子的症状可能跟心理因素有关。但在用催眠术将她催眠后，却无法获得相关资料。于是他改用另一种集中注意力的方法，要病人闭上眼睛，告诉她，当他将手按在她的额头上时，她将“看”到造成今日这种症状的童年相关经历（其实，这也是一种催眠暗示）。病人显得相当安静而合作，当弗洛伊德将手按住她的额头时，病人即进入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她说她又看到童年时代所居住的家屋、她的卧室、卧室里所摆的床铺、她的祖母，还有她很喜欢的一位女家庭教师……然后是发生在这些房间及这些人之间的事情，最后女家庭教师离开了她们的家，因为她要回去结婚。
但这些回忆仍只是片断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琐事，弗洛伊德还是无法从中找出与她目前症状直接相关的经历。正当弗洛伊德觉得山穷水尽时，天无绝人之路，他福至心灵地向一位同事A医师提起这个病人，结果无巧不成书，A医师刚好是病人父母以前的家庭医师，他给了弗洛伊德一份相当重要的资料：原来A医师当年也曾治疗过这位病人，当时她正值豆蔻年华，身体发育得很好，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在她第一次发作——也就是家人发现她“僵死”在床上时，其父母曾召请A医师往诊，A医师虽然找不出什么病因，但他发现那位女家庭教师对病人似乎表示出过度的关爱之情。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告诉病人的祖母，请她多多留意女家庭教师和孙女之间的关系。不久之后，祖母告诉A医师说，那位女家庭教师经常在夜阑人静时，悄悄爬上她孙女的床铺，做出某种不可告人之事；第二天早上，她孙女就被发现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
对于这个发现，家人自然是又惊又怒，但为了顾及颜面，他们决定不加张扬，但也毫不迟疑地要终止年轻人之间的堕落行为，于是他们立刻遣走那位女家庭教师，要她回去结婚。被蒙在鼓里的病人，虽然不再受女家庭教师的性骚扰，但她那晨间僵死的症状仍断断续续地存在着。
在获得这条宝贵的线索后，弗洛伊德的治疗对策是：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向病人重述一遍，让她重新体验早年与女家庭教师之间那段暧昧的感情，给予它新的评价，而她的症状也就不药而愈。
解析：
这也是一个“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病例。
希伯克拉底曾说，“结婚”是女歇斯底里患者的最佳处方。但这个个案似乎显示，“结婚”不仅没有让她的症状消失，反而可能造成它的恶化，因为在婚姻生活中，丈夫的性挑逗可能激发埋藏在潜意识深处的往事，而使“晨间僵死”症状以更大的频率出现。因此，最佳的处方不是“默默地做”，而是“坦然地将它说出来”。
患者在未晓人事的少女时代，因女家庭教师的“性骚扰”，而使她在事后的清晨出现形同虚脱的症状。此一创伤性经历显然已被排除在患者的意识层面之外，连开启潜意识心扉的催眠术都无法让她忆起，但它却存在于别人的记忆里。弗洛伊德很幸运地从A医师那里获得此一创伤性经验的资料，他将它转告病人，让她重新面对它，疏导她郁积的情绪，晨间僵死症状即奇迹般地消失。
本档案和前一档案中的女歌唱家的搔背事件，其情感创伤都与“性”有关。不只弗洛伊德的病人有这种现象，连当时与之合作的布鲁尔医师的病人也如此。譬如布鲁尔医师就曾诊疗过一个12岁、害羞而内向的男童，有一天从学校回家后，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抱怨头痛而且吞咽困难。家庭医师以为是感冒引起的，开药给他吃，但病情在数天之后仍无起色。病童一直拒绝吃东西，如强迫他吃，他就会呕吐；整天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当布鲁尔医师往诊时，距离病发已有五个礼拜。
在检查而无所发现后，布鲁尔医师觉得他的症状可能有心理因素，但男童的父亲和男童本人都说“不可能有这种事”，询问学校的老师，老师也说他在学校里并未有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布鲁尔准备向他施行催眠术，但后来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病童母亲聪明而温馨的询问下，病童终于流泪说出如下的遭遇：原来病发当天，他在从学校返家途中，因尿急而到路边的厕所方便，在厕所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走到他身边，掏出生殖器，要男童将它含在嘴里，他极度恐慌地跑开，回家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出现了上述的症状。
病童的吞咽困难，显然是对将陌生男人的性器含在嘴里的象征性抗拒。但当他说出这个创伤性经历，抒发他的惊恐与愤懑，并得到父母和医师的安慰与保证后，他的症状也就消失了（布鲁尔诊疗这位病人时，因为离那次创伤经历的时间甚近，所以病人还记得它，但如果时间拉长，此项记忆可能就会受到潜抑，而只剩下象征性的症状）。
从诊疗经验中，弗洛伊德发现多数转化型的歇斯底里病人，在早年多有过“性创伤”的经历，几乎每个病人在童年时代都有被成年人“性诱惑”或“性骚扰”的历史，这使他们在青春期之后对性的讯息极为敏感，当被潜抑下去的记忆及情感再度受到“拨弄”时，即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体症状，或原本已存在的症状变得更加明显、益形恶化。于是他大胆地提出“性源说”，认为歇斯底里症主要是来自性的潜抑或压抑（suppression，压抑是意识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却不能说、不敢说、隐忍不说；而潜抑则是将它驱赶出意识层面，无法忆起）。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许失之狭隘（当年，布鲁尔医师就是因为不同意他的性源说而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来，阿德勒和荣格等和他绝裂，多少也是肇因于此），但就像所有的学派宗师，都是在“一以贯之”的信念下，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的，这也许是弗洛伊德“宗师的个性”使然。不过他的理论也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在弗洛伊德所处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弥漫着保守、伪善、虚矫的性道德，他的理论似乎在告诉世人，因为性本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