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
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
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
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
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
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
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
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
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
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
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
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
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
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
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
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
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
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
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
与其活着遭受非人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这样的时候，死是美丽的。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用生命向人类敲响了声声警钟。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我们写下那些自杀者的名字时，内心里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邓拓、李立三、
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
团……
※ ※ ※
1966年8月23日，一个狰狞的日子。
事实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剧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病魔袭击，入夏
以来，老舍身体便感觉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
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
化大革命。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这天，红卫兵破四旧，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烧戏装烧道具，并且还揪出
几个“黑帮”要带走参加批斗。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都被
点了名，便主动地站了出来。没想到他的正直，恰恰要了他的命。当时有人认出了他，
大声叫喊：“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是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红卫兵勒令“黑帮”们在熊熊燃烧的戏装道具周围跪成一圈，用木刀朝他们身上、
头上砍杀。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
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
颊，流进了衣领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他的脸色煞白，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异样的光。
批斗完毕后，老舍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皮带、拳头、
皮靴和雨点般密集的唾沫打向老舍。红卫兵向老舍提出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
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冷静的、捍卫人的尊严的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
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象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
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
再举手中的牌子。
“低头，举起牌子来！”红卫兵冲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残存身内的微弱气力，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这一掷
意味着什么。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个女红卫兵身体后落在了地上。
红卫兵们沸腾了。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
兵在派出所里轮番殴打这位老人，直到深夜。
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
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他却到另一个地方报到去了。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他被打
捞起来，放在湖边。一位好心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找了张破席，掩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
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估计，老舍悲剧最后落幕的时间是在午夜。
※ ※ ※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
500万字。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这样一个终生以事业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也难逃脱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屡
遭厄运。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从此，他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鞍马
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在留学生中，右派
分子之子傅聪理所当然成了批判对象，有一度，还被召回国内写检查。1958年12月，傅
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对于这段往事，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
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
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
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
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
的。”
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
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
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
错的！”
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
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
般的打击乐。
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
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
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
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
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在狂热的政治漩流中，红卫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况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左的教育，
已使他们丧失了辩认良莠的能力。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
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
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
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
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
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
然离开了人世。
在一片动荡中，他们离开得无声无息。世界太喧嚣，他们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一
片净土。
随便掀开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剧都是这般叫人愁肠寸断！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破四旧和大串连，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但在当时，红卫兵却是以纯真的热情投入
其中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
新的新世界，会象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他们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悲剧；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
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最先走向悲剧的是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拨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这些红色贵族的后裔们，
生来便自以为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无非再一次是将牛鬼蛇神
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上街改名，剪长发，剪
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脚裤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烧道具，砸庙宇，捣毁
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党派人士，等等。这些明显过激的革命行
动都是冲着“牛鬼蛇神”而来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造黑帮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
亲的反。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颇能代表这一部分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卫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 ※ ※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
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一天才到头
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
英雄气概，横眉冷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
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
里，有多少英雄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想起这些，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
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不觉得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你们要是忘
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
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
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
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
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
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无情地淘汰了……
※ ※ ※
从这段“左调”的文字中看，当时红卫兵们真挚的感情犹如杜鹃啼血般，一声声叫
得执着，直到倒进血泊中。他们更象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柯，撕开胸膛，掏出一颗鲜
红的心脏，高举过头顶，当作燃烧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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